河北
來源：環球市場播報
美國論調在 “共同遺產與價值觀” 和 “共同利益” 之間反復搖擺，歐洲人不禁疑惑：他們還剩下怎樣的同盟關系？
作者：史蒂文?厄蘭格、戴維?E?桑格
短短一年間，歐洲領導人已經聽到了三種關于特朗普政府如何重新定義美歐盟友關系的表述。
三種說法語氣各不相同，但目標一致：推動歐洲進入一個新時代 —— 美國對其防衛承諾將面臨新的限制。
第一場是副總統萬斯去年的發言：他猛烈抨擊歐式民主，聲稱移民浪潮與歐洲對極右翼政黨的限制，比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對歐洲大陸威脅更大。
第二場是國務卿盧比奧本周六更易被接受的版本。他描繪了歐美之間一段模糊、有時被理想化的共同文化歷史，聲稱雙方若不能控制邊境，都將面臨 “文明消亡”。
而在同一場會議上，出席的最高級別防務官員、負責政策的國防部副部長科爾比，則給出了典型的美式國家安全論調：強調共同利益，而非價值觀，建議雙方聚焦 “實實在在的具體事務”。
如果歐洲人聽得一頭霧水，那完全可以理解。
萬斯與盧比奧很可能在 2028 年成為總統競選對手 —— 或是競選搭檔。因此，他們對美國角色與盟友使命的表述，很大程度也是說給國內聽眾聽的。他們清楚，自己的每一句話都會被 “讓美國再次偉大” 的支持者掂量，這些人對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各地介入的程度充滿懷疑 —— 無論是委內瑞拉、伊朗、敘利亞還是格陵蘭。
但他們眼前的聽眾是北約盟友。
盡管歐洲已承諾在 2035 年前大幅增加防務開支，但他們也明白：一旦與美國裂痕加深，歐洲必須重建美國那樣的龐大軍事能力與影響力 —— 這將代價高昂，耗時10 到 20 年。
萬斯去年的演講換來的是全場震驚的沉默，甚至倒抽冷氣。
而盧比奧周六上午更溫和的表述，則在巴伐利亞霍夫酒店的會場贏得起立鼓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認為他的話令人安心。
安全會議主席伊申格爾指出，萬斯用 “他們” 指代北約，而盧比奧用的是 “我們”。
但他也說，盧比奧的演講仍是 “典型的美式世界觀”。
對許多歐洲官員與分析人士而言，他們的態度很快轉為謹慎。
盧比奧對同盟的論述幾乎沒有提及俄羅斯等對手的威脅，更多是在為白人基督教遺產辯護 —— 他稱這一紐帶連接著歐美。
盧比奧沒有提到萬斯曾贊揚的極右翼政黨，但他的發言顯然在傳遞一個邏輯：國家安全戰略的目的，是捍衛 “一個文明：西方文明”。
“我們被國家之間最深的紐帶相連，” 他說，
“由數百年的共同歷史、基督教信仰、文化、遺產、語言、血脈，以及我們的先輩為共同繼承的文明所做出的犧牲共同鑄就。”
他稱特朗普政府 “無意做西方有序衰落的禮貌看門人”，并補充道：
“我們不尋求分離，而是要重振一段古老友誼，復興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文明。”
所有人都注意到，盧比奧在慕尼黑會議后選擇前往斯洛伐克與匈牙利。
這兩個國家由民粹主義極右翼政黨執政，對歐盟持懷疑態度，并向俄羅斯靠攏，尤其是在烏克蘭問題上。
荷蘭歷史學家、前歐盟官員范?米德爾拉爾稱，盧比奧的演講 “精心設計，對歐洲而言因此更加危險”。
它以共同文明為基礎拋出一份新契約，卻隱去了萬斯去年那番與歐洲 “MAGA 盟友” 站在一起的表述。
在他看來，某種意義上，“歐洲正在走進一個陷阱”。
盧比奧 “試圖用共同的歷史、民族、血緣與宗教擁抱我們，卻把大量非白人歐洲人 —— 以及美國人 —— 排除在外”。
一位歐洲高級官員將盧比奧的論點形容為 “毒丸”。
他說，以捍衛 “西方文明” 換取美國的保護傘，其潛臺詞是：美西方盟友是在捍衛一個更白人、更基督教化的歐洲。這會讓歐洲領導人與世界其他地區、乃至本國非基督教公民的交往變得更加困難。
盡管部分歐洲人明白，萬斯和盧比奧是在同時面向歐美兩個聽眾發言，但科爾比并非政客。
他是一名保守派防務學者，卻要負責解釋一套每周都在變化的特朗普國家安全戰略。
他談論 “常識與靈活的現實主義”，將共同價值觀的說法斥為空泛口號。
“在我們的政治視角看來，那未必站得住腳。”
相反，“讓我們把伙伴關系建立在更持久、更真實的基礎上，比如共同利益。” 科爾比說，
“價值觀和歷史當然存在，但同盟不能只建立在情感之上”，而且 “價值觀或許存在差異”。
這番話在歐洲更受歡迎，比如德國總理默茨就在會議開幕時直言不諱地表示：
“MAGA 運動的文化戰爭不是我們的。”
科爾比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關系觀，更接近歐洲的期望：他明確承諾集體防衛與美國核保護傘。
科爾比強調，長期來看，歐洲必須在常規戰爭中自我防衛，但美國在北約核心的存在，對于防止常規沖突升級為核戰爭至關重要。
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保加利亞政治學家克拉斯特夫說，一番說辭過后，歐洲仍然不知道自己在與哪一個美國結盟。
“我們時而說可以離開美國，時而又為美國似乎回歸而松一口氣。”
他說，那些以為盧比奧代表二戰后那種熟悉的美國盟友回歸的歐洲人，“是在自欺欺人”。
“也可以說，歐洲人愿意被欺騙，因為如今他們比 1989 年柏林墻倒塌時更依賴美國。”
而俄羅斯在烏克蘭持續四年的戰爭，直接沖擊著歐洲安全。
克拉斯特夫指出，隨著美國轉向中國，歐洲對增加軍費的壓力并不那么擔心。
“歐洲人最擔心的是，這屆政府變得高度意識形態化。” 他說，
“新的變化是，美國愿意介入歐洲內部政治。而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盧比奧在這里說了什么，而是他接下來去了哪里 ——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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