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83年2月6日，廣州出了檔子讓人大跌眼鏡的事兒。
這天，白天鵝賓館正式掛牌迎客。
照理說，這也是國內頭一家五星級大飯店，應該是那種紳士淑女云集、這兒那兒都透著高雅的地方，可誰成想，現場亂得跟菜市場似的。
好幾萬老百姓像潮水一樣涌進來想要開開眼界，大堂瞬間就被塞得滿滿當當。
人擠人，擠到什么程度？
不少人連腳上的鞋都被踩掉了。
后來服務員打掃戰場，光是撿到的單只鞋，就裝了好幾個大籮筐。
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廁所。
才過了一天，衛生間里的卷紙就沒了四百多卷。
那時候大伙兒沒見過抽水馬桶這洋玩意兒，根本不懂怎么使，有的純粹是覺得新鮮，按著沖水鍵不撒手，差點沒把水箱給沖爆了。
看著這滿地狼藉，酒店管理層心都在滴血。
有人當時就坐不住了，提議說：“要不咱把大門關上？
或者設個門檻，別讓普通街坊隨便進來了？”
這筆賬，要是按生意人的邏輯算，一點毛病沒有。
這種頂級的奢華場所，維護費那是天價，讓成千上萬不懂怎么用馬桶的人進來折騰，光是設備損耗就是個嚇人的數字，更別說還可能把那些揣著美金的高端客人給嚇跑了。
可偏偏投資人霍英東把這事兒給攔了下來。
他撂下一句話：“得讓老百姓親眼看看改革開放是個啥樣，他們心里才會有底！”
這話乍一聽像是場面話，可你要是把日歷往前翻幾年，再看看霍英東之前干的那些“出格”事兒，你就會明白，這其實是他心里盤算得極清楚的一筆“政治大賬”。
白天鵝賓館這棟樓，打根兒起就不是為了掙那點住宿費，它是為了把一堵厚墻給撞開。
把時間指針撥回到幾年前。
70年代末，國門剛打開一條縫，一個讓所有人臉上都掛不住的尷尬事兒發生了：洋人來了，沒地兒睡。
那會兒的北京，堂堂首都，掛著“涉外”牌子的飯店一共就7家。
名義上是有5200張床位，可實際上能拿得出手、符合接待標準的，滿打滿算也就1000張左右。
這就弄出了一個特別丟份兒的場面：大批外國人拿著外匯來談生意、來旅游，結果到了晚上沒窩，只能在飯店的餐廳拼桌子，或者在過道里打地鋪湊合一宿。
偌大一個國家，連個像樣的睡覺地兒都拿不出來，這哪光是少賺點錢的事兒，簡直是把面子丟到了姥姥家。
國家旅游局這下坐不住了，火急火燎地提出要在北上廣等地建“八大合資旅館”。
想蓋這種樓，兜里得有硬通貨，腦子里還得懂行。
于是，大伙兒的目光都瞄向了香港那位大富豪——霍英東。
霍英東可不是一般的買賣人。
早在抗美援朝那會兒，他就冒著被港英當局整死的風險，給內地運了三年的“違禁”物資。
在那個圈子里，大家送他個外號叫“紅色資本家”。
1978年，國家旅游局局長盧緒章在廣州約見霍英東，試探著問：能不能帶個頭，搞個酒店？
標準嘛，不用太高，10萬港幣一個房間就行。
霍英東聽完的反應，把在場的人都震住了。
他壓根沒算回報率，也沒問地皮貴不貴，直接拍了板：別摳摳搜搜盯著10萬，我要蓋就蓋最好的，搞個一兩千個房間，錢全部我來出。
最后這一算賬，投資額飆到了5000多萬美元。
但這僅僅是錢的事兒嗎？
沒過多久，霍英東就發現，有些坎兒，即便你有金山銀山也跨不過去。
頭一個讓人頭大的難題，就是選地。
擺在霍英東跟前的有好幾塊地皮，可他誰也沒看上，偏偏相中了條件最爛的一塊——廣州沙面島。
這地方名字聽著挺雅致叫“拾翠洲”，其實就是珠江沖出來的一塊爛泥地。
地基軟得像豆腐，施工難度大得嚇人，成本更是高得離譜。
更要命的是這地方有“心病”。
這兒以前是英法租界，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割出去的“傷心地”。
身邊的人都勸他換個地兒，這筆賬怎么算都是虧：處理地基得花大價錢，工期還得被拖得老長。
但霍英東心里的算盤是另一種打法。
他堅持不動用耕地和城市建設用地，而且扔下一句硬話：“就在這片曾經受辱的地方，蓋起咱們中國人自己的現代化酒店，這才叫長志氣！”
他要蓋的不僅是一棟樓，而是一塊把“屈辱”洗刷成“榮耀”的碑。
地選好了，錢也到位了，真正的硬骨頭才剛端上來。
在這個項目上，最大的攔路虎根本不是技術，而是那時候僵化的體制。
霍英東想把這5000萬美元白送給國家搞建設，居然送不出去。
為了跑手續，霍英東在內地和香港之間來回穿梭了十多趟。
經貿部、僑辦、港澳辦、國家旅游局，一個個衙門跑下來，大家都說這事兒好，可到了簽字蓋章的時候，一個個手都縮回去了。
為啥？
誰要是批了這個五星級大酒店，誰就可能犯政治錯誤。
廣東省那邊更是膽顫心驚，根本不敢做主，必須得國務院點頭。
這事兒眼看就成了個死局：上面沒規矩可依，下面沒膽子敢批，中間沒人敢擔責。
就在這節骨眼上，破局的人來了。
當時的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楊尚昆，看著這個僵局也直撓頭。
他琢磨來琢磨去，決定去找葉劍英元帥討個主意。
葉帥心里是支持搞合資酒店的，聽完匯報，他沒直接給哪個部門下死命令（因為那樣還得走一堆繁瑣流程），而是給楊尚昆指了一條道：
“廣東省自己把擔子挑起來吧！
這話里頭，全是政治智慧。
葉帥的意思很明白：別老等著北京的“婆婆”點頭，利用手里現有的尚方寶劍，把審批權下放給自己。
楊尚昆也是個明白人，一點就透。
就這么著，這個卡了半天的死結，通過“利用規則打破規則”的巧勁兒給解開了。
1979年4月，白天鵝項目終于拿到了“準生證”。
酒店是蓋起來了，可麻煩事兒還沒完。
建設過程中，又有部門跳出來提要求：白天鵝賓館蓋得太高了，為了廣州的防空安全，必須在樓頂上架設高射炮臺。
這聽起來簡直像是黑色幽默——在一家專門接待外賓的五星級酒店頂上架大炮？
這還不算完。
相關部門還非要在賓館旁邊蓋員工宿舍和自行車棚，說是方便職工騎車上班。
出發點倒是好的，可你想想，在寸土寸金、講究格調的五星級酒店門口堆一堆自行車，那畫面得多違和？
要是換了別的投資人，估計也就認栽了，畢竟是在人家的地盤上。
可霍英東一步也不退。
這不僅僅是好不好看的問題，這是專不專業的問題。
如果不死磕國際標準，這就不是“白天鵝”，充其量也就是個高級招待所。
最后又是葉劍英發了話，給賓館開了綠燈，免建炮臺和車棚。
1983年，當幾萬市民擠爆白天鵝賓館，把地毯踩得黑乎乎，把手紙用個精光的時候，霍英東為啥不生氣？
因為跟建酒店時碰上的那些體制高墻、觀念阻力比起來，這幾百卷手紙的成本簡直連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霍英東心里跟明鏡似的，他蓋的這個玩意兒，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太超前了。
超前到大家根本不知道該怎么用，也不知道該怎么管。
最開始，賓館招了2000名員工，沒一個人懂啥叫酒店服務。
當時最省心的辦法是請外國管理集團來托管。
但霍英東直接拒絕了。
他咬死了要“自行設計、自行建設、自行管理”。
他把員工送到國外去學，硬是自己把人才隊伍拉扯了起來。
后來，白天鵝賓館率先搞信用卡結算。
當時多少人質疑：“看不見現錢怎么能算收款？”
“錢要是收不回來咋整？”
霍英東力排眾議，硬是把這事兒推行了下去。
事實證明，他算的這筆“大賬”全對上了。
白天鵝賓館開業第一年就開始賺錢。
1985年，它成了中國第一個擠進“世界一流酒店組織”的成員。
1986年，甚至連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都下榻在這里。
更關鍵的是，那個“任由市民參觀”的決定，砸出了巨大的響聲。
因為親眼看到了、摸到了啥叫“現代化”，廣州人對改革開放的信心一下子從虛無縹緲變成了實實在在的東西。
那種視覺沖擊力，比看一萬篇報紙社論都管用。
如今，白天鵝賓館已經在沙面島矗立了40多年。
回頭再看這段歷史，你會發現，霍英東和當時那些支持者們（像葉帥、楊尚昆），他們干的最關鍵的一件事，其實就是：
在舊體制的鐵桶陣里，硬生生撕開一個口子，然后用世界級的標準，把這個口子死死撐住，直到外面的光照進來，讓所有人看清楚——原來日子還能這么過，事情還能這么辦。
這四百卷手紙，花得太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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