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研究要防止“重引介、輕對話”傾向

近年來，隨著網絡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日益成熟，國內外學術信息壁壘正逐漸被破除，域外學術動態、國際史學前沿成果第一時間被譯介至國內，為國內史學研究者開展歷史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史料和方法借鑒。與此同時，當前國內歷史研究也出現了一種“引進多、原創性成果少”的現象。究其緣由，這與史學界引進國外研究成果時“重引介、輕對話”的傾向密切相關。

就歷史傳統而言，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界曾經一度以“師法歐美”為路徑，推動傳統史學向現代轉型。在此進程中，個別學者形成思維定勢，將標榜所謂“科學”“客觀”的歐美近現代史學奉為圭臬。改革開放后，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引進、翻譯歐美史學論著，再度成為中國學者了解國際前沿、彌補信息鴻溝的重要途徑。然而，這一做法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一些學者對外來學說簡單模仿，甚至生搬硬套，缺乏帶有學術對話性質的“批判性消化”與“本土化創新”。冷戰結束至今，國際史學話語權與評判標準多由歐美學者主導。個別國內學者為尋求所謂“國際主流”認可，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對歐美史學界理論、方法及成果等的引介簡單等同于“與國際接軌”，難以形成平等對話的意識。上述種種缺乏文化自信的觀念，是當前歷史研究“重引介、輕對話”傾向難以徹底克服的思想根源。

從現實層面來看，現行學術評價體系的結構性弊端，是加劇歷史研究“重引介、輕對話”傾向的另一大重要動因。歷史學是一門“慢工出細活”的學科，一般來講，研究者若希望對外來引介學說實現深度消化與吸收，并在此基礎上，與之展開有價值的批判性對話，通常需要長時間的學術投入與沉淀。然而，這類耗時久、見效慢的研究，卻與當下容易導致學者急功近利的量化學術考核機制，存在不小沖突。史學研究應堅持的價值導向與學術考核評價標準的矛盾，助長了“快餐式”學術等不良風氣，也導致了當前史學界對域外史學的引介，多流于“概念移植”“術語組裝”等表層挪用，缺少深入的批判性對話與創造性轉化。

歷史研究中的這種“重引介、輕對話”傾向，會引發諸多弊病。從學術創新發展的角度來看，當專業史學工作者將主要精力集中于翻譯和引介域外學說，而鮮少對此作出深入研究或批判性回應時，這種單向度的知識輸入，不僅會嚴重削弱中國史學界的自主創新動力，中國學者的本土研究也易淪為外來理論、方法的“跑馬場”。例如，“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等概念曾被引入我國近現代社會史研究，部分學者未能在借鑒反思的基礎上，立足中國社會的自身演進邏輯，提煉出更具本土解釋力的原創性概念，反而陷入“中國是否存在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爭論漩渦，或忙于從中國史料中搜尋印證這些西方概念的“證據碎片”，以致“理論先行，史料后置”等問題屢見不鮮。由此可見，“重引介、輕對話”傾向，不但不利于中國史學研究者進行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創新和自主知識話語建構，也使中國史學界很難改變其位處國際學術體系中“理論消費者”的被動角色。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我們的史學研究者忽視文明發展的多元路徑，不加批判反思，長期過度依賴外來理論解讀中國歷史時，歷史解釋話語權就會逐漸被外來“預設立場”所主導。比如，在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中，一些學者機械套用“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專制主義”等概念框架，以西方歷史發展階段論為模板，強行裁剪史實，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民本思想”“禮法合治”等獨有文明元素選擇性忽視，武斷得出“中國歷史缺乏現代性基因”等結論。此類錯誤認知，不僅嚴重歪曲了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還可能誤導并動搖公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認同，為歷史虛無主義的滋生提供溫床。

面對“重引介、輕對話”傾向及其危害，國內學界應著力克服“引介即前沿”的“唯洋是舉”心態，樹立平等對話與“祛魅”意識。在引入域外理論學說時，不僅要系統把握其主要觀點、研究方法與論證邏輯，更須深入剖析其產生的社會歷史語境與適用邊界，并批判性地揭示其潛在的意識形態預設陷阱與話語風險，避免將源于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理論方法，奉作具有所謂“普適性”價值的“金科玉律”。

引介外來學說的根本目的在于借鑒參考，而非替代自主思考。中國史學界應以“中國之問”與“時代之問”為問題意識導向，立足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凝練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核心議題與研究路徑。在此基礎上，積極主動尋求與域外理論、方法或案例進行平等性、實質性學術對話與互鑒，進而構建起兼具世界眼光與本土原創性貢獻的自主知識體系，推動中國史學在國際學術對話中贏得更大話語權。

史學研究有自己獨特的學科規律與特點。從科研管理的角度看，在制定特色考核標準時，應適當延長評價考核周期，避免“短平快”評價導向，為學者潛心進行深度理論探索和參與高水平對話，提供制度保障。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2025年8月1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