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作業、考試：2025 年校園日常的新變化 | 多鯨新春特輯

2025 年這一學年，學校里有幾件事被明確寫進了「必須執行」的清單。

春秋假被正式排入學年校歷，日常考試次數和試卷來源被限制，教輔進校需要備案，作業形式和完成時長被反復核對，心理健康與體育活動進入常態化檢查范圍。

在新的一年回望：當補課、作業和外部加壓被不斷壓縮，學校內部，究竟發生了哪些真實變化？

在 2025 年，很多人以為「雙減」已經進入相對平穩期，但一些地方的密集動作，正在釋放出一個明確信號：治理并未松手，反而在向更難、也更敏感的地帶推進。

3 月底，西安連續三天通報校外培訓違規案例，25 起「隱形變異」學科培訓被集中曝光，不僅涵蓋多個區縣，也直指頭部機構與「高端定制」「托管變培訓」等熟面孔。同一時期，北京海淀等地同步展開突擊檢查，違規補課被現場叫停、退費、拆除設施。

這些行動并非偶發，而是 2025 年多地監管節奏趨嚴的一個縮影。但比整治機構更值得關注的，是治理視角的進一步下沉。在西安發布的《關于嚴禁全市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進行學科類校外補課的通知》中，矛頭首次被系統性地指向在職教師有償補課這一「老問題」。這意味著，雙減正在從外圍治理，轉向對教育內部運行機制的直面。

回顧過往十余年的教育治理路徑，從抵制有償家教寫入師德規范，到「一票否決」的職業道德處罰機制，再到如今地方層面以文件形式明確「紅線」，政策工具不斷升級，卻始終繞不開一個現實：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的循環，并未真正被打破。一些家長的直觀感受是，課堂內容被「留白」，重點知識轉移到課外；部分教師的教學重心，也在無形中向補課市場傾斜。對部分家庭而言，補課不再只是家長的「選擇題」，而逐漸演變為一種被動應對競爭的「必選項」，教育公平因此被不斷稀釋。

西安此輪「禁補令」，正是對這一結構性問題的正面回應。它并不只是懲戒個體，而是試圖切斷利益鏈條，讓教學重心重新回到課堂本身。文件中對師德師風的強調、對「一票否決」的重申，釋放出的信號非常清晰——教師角色的邊界，正在被重新劃定。

當然，補課屢禁不止，并非單一原因所致。教師待遇保障、職稱晉升壓力、績效分配機制滯后，與家長對升學競爭的焦慮、優質資源分布不均，共同構成了復雜的現實土壤。也正因如此，簡單的「堵」并不足以解決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步推進嚴格監管的同時，一些地方也開始通過課后延時服務、校內公益輔導、教師輪崗與「名校+」工程等方式，試圖補上需求缺口。這種「疏堵結合」的治理思路，正在成為 2025 年多地雙減政策的重要特征。

從更長遠的視角看，圍繞有償補課的治理，本質上是在回答三個問題：

能否通過提升校內教學質量，重建家長對學校的信任？

能否通過制度設計，重塑教師群體的職業榮譽感？

又能否通過資源配置的調整，減少對補課的結構性依賴？

這些問題，沒有一紙文件就能解決。但可以確定的是，當雙減開始直面教師、課堂與評價體系本身，這場改革，已經進入真正考驗耐心與智慧的階段。

戳此查看精彩往期文章??

在 2025 年雙減持續深化的背景下，一類介于培訓與托管之間的新業態，終于迎來了明確定位。四月，江西省教育廳發布新規，將 AI 自習室正式納入校外托管服務范疇。這一動作看似是一次分類管理，實則是在為技術介入教育劃定清晰邊界。

長期以來，AI 自習室的身份始終模糊。一些機構打著科技教育的旗號，在自習、托管與學科培訓之間游走，既讓監管面臨不確定性，也加劇了家長對隱形補課的擔憂。江西此次出臺的檢查細則，首次在制度層面明確 AI 自習室的核心功能是輔助自習，而非開展學科教學，并同步劃出不可觸碰的紅線。

邊界一旦明確，治理邏輯隨之發生變化。新規要求 AI 自習室參照托管機構管理，重點強化安全責任與數字化監管，包括接入全省教育監管系統、智慧消防和 24 小時值班制度。這一系列要求傳遞出的信號十分清晰，技術創新可以被鼓勵，但前提是運行在可監管、可追溯的框架之內。

對于行業而言，這是一把雙刃劍。試圖通過包裝概念規避監管的機構，將失去操作空間；而真正以技術服務學習過程的 AI 自習室，則迎來了被重新理解和評估的機會。過去，由于定位不清，家長信任不足，行業一度陷入劣幣驅逐良幣的困境。如今，隨著學科培訓屬性被徹底剝離，AI 自習室作為學習空間與管理工具的價值開始被凸顯。

一些機構也隨之調整方向，將重心放在學習行為分析、過程管理和數據反饋上，而非內容輸出本身。這類功能看似克制，卻恰好填補了學校課后服務與家庭輔導之間的空白，既不額外制造學業負擔，也為家長提供了可觀察、可理解的學習信息。

更深層的變化在于，數字化監管正在倒逼行業提升技術含量。管理流程全面透明后，技術不再只是營銷標簽，而成為合規運營的基礎能力。這種用技術規范技術的路徑，也為雙減背景下的新業態治理提供了新的解法。

在校內減負持續推進、校外培訓空間被壓縮的現實中，AI 自習室有可能成為學校與家庭之外的第三類學習支持場景。但這一前提是，技術始終服務于學習過程，而非成績競爭本身。

當模糊地帶被清理，AI 自習室回歸教育服務本質的考驗才真正開始。這不僅是一個行業的轉型命題，也是雙減進入精細治理階段的一個縮影。

戳此查看精彩往期文章??

在 2025 年雙減持續推進的過程中，作業管理正在成為新的治理重點。五月，上海市教委發布通知，明確不得給家長布置或變相布置作業，不得要求家長檢查、批改作業，并進一步細化作業總量、時長和管理機制。這一看似細節的規定，實則觸及了雙減長期難以松動的一條隱性鏈條。

在不少家庭中，作業早已不只是學生的任務。檢查、批改、拍照、反饋，家長被無形推上教育一線，課堂責任被延伸到家庭，減負在校內發生，卻在家中悄然反彈。上海此次以「負面清單」的方式明確禁止相關做法，本質上是在重新厘清學校、教師、家長之間的責任邊界。

更重要的是，這份文件并未止步于「不許做什么」，而是系統性重構作業的教育功能。小學低年級不布置書面回家作業，明確作業完成時間上限，探索設立無書面作業日，強調體育、勞動與社會實踐的重要性。這一系列設計背后，是將作業從「刷題工具」拉回「育人載體」的嘗試。

文件中反復強調教學、作業與評價的一體化，也釋放出明確信號：作業不是教學的附屬品，而是課程實施的重要一環。作業質量不再靠數量堆積，而要通過目標清晰、難度適切、反饋有效來實現。教師被要求試做作業、集體研制作業、記錄作業過程，學校則通過備案、公示和檢查機制進行調控，作業被進一步納入可追蹤、可評估的教學治理體系。

值得關注的是，上海并未回避技術的介入。一方面鼓勵合理使用數智工具提升作業設計和反饋效率，另一方面也明確提醒防止依賴技術直接獲取答案，避免學生思維能力被削弱。這種克制的態度，體現出對效率與成長之間邊界的清醒判斷。

從更長周期看，作業治理的指向并不只是減量，而是減壓。把家長從作業批改中解放出來，把學生從無效重復中解放出來，把教師從簡單布置中拉回專業設計，本質上是在重建對學校教育的信任。

在雙休制度全面鋪開、校外培訓整治持續推進的背景下，教育部再次出手。七月份印發的《關于開展基礎教育規范管理提升年行動的通知》，列出 了 16 條負面清單，相較去年的 12 條，不僅數量增加，指向也更具體。這并非一次常規性整頓，而是對基礎教育運行邏輯的一次系統校正。

最顯著的變化，首先體現在減負治理的進一步下沉。文件中與減負相關的條目數量增加、位置前移，釋放出清晰信號：治理重心正在從課外培訓、超綱教學等顯性問題，轉向校內教學與管理環節本身。頻繁組織考試、以考代教被明確納入整治范圍，小學低年級不得組織紙筆考試，初中考試頻次被嚴格限制，意在切斷長期依賴考試驅動教學的慣性路徑。

這一調整直指基層學校的現實痛點。長期以來，減負往往止步于口號層面，真正影響學生學習節奏的，卻是校內評價方式的高度集中化。當考試被反復使用為管理工具，教學自然圍著分數轉，學生壓力也隨之內化。此次政策的指向，并不是取消評價，而是重建教與考之間的合理邊界。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信號，是升學率在評價體系中的進一步降權。文件明確提出，不得以升學率或成績對學校、教師進行排名。盡管相關條目排序靠后，但其象征意義不容忽視。長期以來，升學率幾乎定義了一所學校的價值坐標，也塑造了教育系統的單一目標。

當評價標準開始松動，教育的航向才有可能調整。這并不意味著分數不重要，而是意味著分數不再是唯一標準。越來越多地方將身心健康、綜合素養、成長進步納入評價體系，雖然仍處探索階段，但方向已然清晰。

戳此查看精彩往期文章??

2025 年開學季，廣東的一紙通知，成為很多家庭的第一道「教育考題」。

7 月底，廣東省教育廳明確提出，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通過學校推薦、代購教輔材料，并嚴格執行「一科一輔」。小學階段由政府統一免費提供教輔，初中只允許使用省級評議目錄內產品，高中則需公示、備案、價格透明。這一套組合拳，幾乎切斷了教輔進校的傳統通道。

政策落地迅速，但爭議隨之而來。家長的焦慮并未消失，只是換了方向：沒有教輔，孩子如何鞏固？不統一購買，選擇成本反而更高？深圳隨后明確由學校統一征訂、免費發放，某種程度上緩解了「過渡期焦慮」，卻也暴露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教輔，并不只是學習工具，而是長期承載著家長對升學確定性的期待。

從治理邏輯看，教輔收緊并非孤立動作，而是「雙減」進入深水區后的必然選擇。過去多年，教輔的野蠻生長，本質上是應試教育焦慮的外化形態。同步練習、假期作業、拔高訓練層層疊加，形成一條隱形內卷鏈條。此次廣東的做法，實質是在小學階段直接切斷教輔的市場化生存空間，在初高中壓縮灰色操作空間，把「減負」從校外推回校內。

但問題并未就此消失。城鄉和區域差異開始顯現：師資和教研能力強的學校，可以快速開發校本作業；薄弱地區卻可能陷入「禁輔之后無輔可用」的現實困境。教師層面，長期依賴教輔完成作業設計的路徑被打斷，而相關培訓與支持明顯不足。家長端的需求也沒有消失，而是轉向線上題庫、家教、定制服務等更隱蔽、也更昂貴的渠道，公平性反而面臨新的挑戰。

在這場教輔治理中，多鯨也收到了多位教育者的來稿。這類聲音指向的，并不是對減負初衷的否定，而是對「治理重心」的提醒。當教輔被視為問題本身時，課堂支撐體系卻尚未補齊，教師承擔了政策落地中最大的摩擦成本。減負若不能同步轉化為教學支持，最終只會把壓力從學生身上，轉移到教師肩上，再以另一種形式回流。

隨著教輔進校受限，新華書店這一傳統發行體系率先感受到震蕩。教材教輔作為核心收入來源之一，正在因人口變化與政策收緊而承壓，營收下滑、利潤收縮成為多家出版集團的共同現實。但教輔并未因此退出市場，而是改變了流向。從統一征訂轉向零售，從線下門店轉向內容電商與直播間，選擇權更多地交到家長手中。數據顯示，教輔零售市場反而持續增長。只是，這種轉移也帶來新的問題：家長的選擇成本更高，信息不對稱更嚴重，教育資源的分化從「校內顯性」轉向「家庭隱性」。

教輔治理走到今天，已經不再只是一本書能不能進校的問題，而是在問：當舊渠道被關上，新通道是否足夠公平、透明、可負擔？答案，仍有待時間給出。

戳此查看精彩往期文章??

下半年新學期伊始，上海一所新設小學意外出圈。宋慶齡學校附屬徐匯實驗小學的關注點不在校舍，也不在課程，而是一份少見的「管理層名單」：奧運冠軍吳敏霞、中科院院士樊春海、指揮家湯沐海、人文學者楊志剛、農業專家蔡友銘，分別擔任學校「五育副校長」。

這些名字原本屬于賽場、實驗室和藝術殿堂，如今卻同時出現在基礎教育現場。這并非一次簡單的資源疊加，而更像是一場關于「基礎教育該由誰來參與」的制度性試驗。

學校提出的「大師育幼苗」模式，本質是一種教育治理結構的重構。德、智、體、美、勞不再只是課程表上的分類，而被明確對應到不同領域的頂尖實踐者，由他們深度參與課程設計、活動策劃與教育理念引導。這意味著，學校不再只依賴單一校長與教師體系，而是嘗試構建一個多元協作的教育共同體。

這一探索，回應的是「雙減」進入提質階段后的現實命題。當作業和培訓被壓縮，教育必須拿出新的「質量來源」。讓孩子在小學階段就接觸真實的科學精神、體育意志、藝術審美與公共價值，是對「素養教育」最直觀的注解。

從家長視角看，這種模式也擊中了當下的教育焦慮轉向。分數依然重要，但已不再是唯一目標。越來越多家庭開始關心：孩子是否看見過更大的世界，是否擁有多元的成長想象空間。在人工智能加速替代標準化技能的時代，這類早期啟蒙的意義正在被重新估值。

但這套模式并非沒有邊界。頂尖人才的時間投入、專業內容向兒童學習轉化的難度、以及是否具備可復制性，都是必須正視的現實問題。如果只能停留在少數學校的「示范樣本」，反而可能放大教育資源的不均衡。

更關鍵的挑戰還在評價體系。如何衡量這種跨界育人對學生長期發展的影響，如何讓「看不見的成長」被制度性認可，仍有待更長時間的觀察。

從這個意義上看，「吳敏霞們」走進校園，不應被理解為明星效應，而是一種信號：基礎教育正在嘗試從「育分」走向真正的「育人」。當教育開始邀請大師種下幼苗，它考驗的不是熱鬧，而是耐心。

戳此查看精彩往期文章??

雙減進入第四年，一個重要變化正在發生：減負不再只發生在作業和課堂里，而是開始調整學生的時間結構本身。

春秋假，正是這一轉向最具象的體現。早在 2013 年，國家就提出探索中小學春假制度，此后十余年間，相關表述不斷出現在國家層面的政策文件中，但始終停留在原則層面。直到 2025 年，這項改革迎來了真正的集中釋放期。中辦、國辦在《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中明確鼓勵探索春秋假制度，隨后，商務部等九部門在擴大服務消費的政策中提出，在總教學時間不變的前提下，科學調整學年校歷，優化學生假期安排。

春秋假由此完成了一次角色轉變：它不再只是教育系統內部的時間調整，而成為教育、消費與家庭生活協同治理的一環，被賦予了兼顧教育質量、家庭生活與社會運行的制度功能。

地方層面的落地速度，也明顯加快。從浙江率先在全省范圍內推行中小學春秋假，成為全國首個實現制度全覆蓋的省份，到近日江蘇在省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統籌中小學春秋假與職工帶薪錯峰休假，并公布了從 2026 年春季學期起實施的具體方案，春秋假被安排在學期中段，與雙休日和法定節假日相連，形成可感知、可規劃的連續假期。

更重要的是，春秋假被明確納入雙減框架管理。在教學總量不變的前提下，不增加作業、不擠占假期，同時配套公益托管和校內開放，確保學生真正獲得可自由支配的時間。這種制度設計，釋放出一個清晰信號：減負的目標，不是把時間重新塞滿，而是讓時間回到生活。

如果說雙減最初解決的是作業和培訓問題，那么到 2025 年，它開始正面回應一個更深層的議題：中小學生的心理壓力。

教育部 10 月發布的《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條措施》，并非一次單點政策，而是對雙減成效的系統性補充。從嚴控作業與考試頻次，到規范校外培訓，再到中考改革、體育時長、睡眠管理，這些熟悉的雙減工具，被重新整合進一條清晰主線——降低長期競爭壓力，修復學生的心理承受結構。

一個顯著變化在于，心理健康不再只是「輔導室里的事」，而被納入日常教育治理。《十條措施》提出鼓勵設立無作業日、禁止成績排名、減少測試頻次，本質上是在切斷焦慮的制度源頭，而非事后干預。這意味著，雙減的目標正在從「減量」走向「減壓」。

更具象征意義的是技術路徑的引入。文件首次明確提出，支持探索開發 AI 心理助手、智能減壓室等工具，用于心理問題的初步識別和即時支持。這不是要用技術替代教師，而是承認一個現實：在高密度校園環境中，早發現、早預警，比事后疏導更重要。心理健康開始被視為一項需要系統監測、分級響應的公共議題。

在雙減第四年，教育治理的關鍵詞，正在從控制走向修復。從減負，到護心，這或許是這輪政策周期中，最不容易被量化，卻最關鍵的一步。

在雙減持續推進的背景下，一個微妙變化正在校內發生：作業少了，培訓被管住了，但考試卻并未同步退場，反而在不少學校中變得更加高頻。

階段測評、質量監測、模擬測試不斷出現，考試在教學管理中的使用密度持續上升。分數，成為一種成本最低、操作最成熟的管理工具。在校外增負渠道被切斷后，部分壓力開始向校內回流，考試被賦予了超出教學診斷本身的功能。

正是在這一現實背景下，教育部明確在 2025 年末提出加強中小學日常考試管理，并提出一項指向性極強的要求：不得向任何組織和個人購買試題、試卷。當學校依賴外部購買的標準化試卷進行高頻測試，不僅可能使評價脫離本校教學實際，也在無形中將部分評價權讓渡給市場機構。因此，表面看，這是一次技術性規范，實質上，禁購試卷的深層用意在于權力回收——命題權，必須回到校內。

考試原本是教學的輔助工具，用于發現問題、調整教學。但當命題外包、整卷購買成為常態，考試的公共屬性被弱化，其區分和篩選功能被不斷放大。禁購試卷，并不是否定專業支持，而是重新劃定邊界：在日常考試這一關鍵環節，學校必須承擔主體責任，考試不能成為外部力量介入校內評價的通道。

從更長周期看，禁購試卷釋放出一個明確信號：雙減的目標，不只是減少外在負擔，而是重塑校內評價秩序。當考試被合理約束，分數才能回到服務教學的位置，而不再主導學生的學習節奏。

戳此查看精彩往期文章??

新春將至，期待新的一年里，孩子的假期不再被填滿，情緒能被看見，成長不必被催促；也期待學校與家庭，在更清晰的邊界中，各自站穩位置。愿新的一年，教育少一點焦慮，多一點節奏感。

這或許正是雙減真正想抵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