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7年10月4號一大早，地點在山東博興縣五區馬莊那塊兒。
原本安安靜靜的高粱地，冷不丁被兩聲槍響給炸開了。
這場面簡直跟唱戲似的：有個人一頭栽進路邊灰堆里，把他那忽左忽右、反復橫跳的一輩子算是徹底交代了。
那個扣動扳機要了他命的，壓根不是對他恨得牙癢癢的共產黨武工隊，反倒是原本負責“護送”他的國民黨還鄉團。
死掉的這個家伙，名字叫李維漢。
你要是去翻翻博興縣的老檔案，上面對這人的死因就寫了倆字：“鋤奸”。
可要是把這事兒攤開來細琢磨，你會發現這哪是什么簡單的鋤奸，分明是一場玩弄人心的高端局。
共產黨這邊一兵一卒都沒派去攻城，就靠著一張薄薄的信紙、一個嚇破膽的慫包，再加上幾句瞎編的話，就借著敵人的手，把這個躲在碉堡里的心腹大患給做掉了。
這里面的門道和算計，哪怕放到現在，也值得咱們回頭好好盤算盤算。
想要摸清李維漢的底細，光貼個好賴人的標簽沒用，你得琢磨他那一套保命的算盤是怎么打的。
這人老家在博興城關鎮賢城村，典型的兵油子出身。
前半輩子忙活來忙活去，其實就為了干一件事：押寶。
抗戰剛開始那會兒，他覺得國民黨地頭蛇靠譜，就跟在廣北土頑成建基、李法希屁股后面混，憑著手黑心狠，硬是混到了副團長。
等到1941年，眼瞅著風向不對，八路軍越戰越勇，老上級成建基快不行了。
這李維漢腦子轉得快，領著十幾條槍，立馬“改邪歸正”跑到了八路軍這邊。
那時候看他，倒像是個真心革命的。
組織上也挺看重他，連他結婚，縣長都親自跑去喝喜酒。
可李維漢骨子里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者，他就是個搞投資的。
投奔八路軍，圖的就是保條命、升個官。
等到后來組織讓他去縣政府當個實業科長，要把手里的兵權交出來時，他那套軍閥習氣立馬就犯了，覺得這是在給他穿小鞋，一賭氣，直接撂挑子回家不干了。
日子一晃到了1947年夏秋之交。
這會兒算是解放戰爭在山東最難熬的時候，國民黨大軍壓境，博興城又丟了。
在李維漢的小算盤里，共產黨看來是“不行了”，以前那個讓他害怕的舊世道又要回來了。
于是，這家伙決定再次梭哈。
他拖家帶口，一頭扎進了博城還鄉團的懷里。
為了納這個投名狀，他干了件斷子絕孫的事兒：把博城附近村莊里的軍屬、干部家屬名單，一股腦全賣給了敵人。
這一下后果太慘了。
還鄉團拿著名單抓人、殺人、抄家。
博興縣椒園村政府門口，來哭訴的老百姓把門檻都快踩爛了。
這時候的李維漢，雖說是躲在博城那堅固的碉堡里，可心里頭一直是虛的。
他自己干了什么缺德事自己清楚，所以活得像只驚弓之鳥。
平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行蹤鬼鬼祟祟，連老婆孩子的住處都很少去。
他明白，外面有多少雙眼睛在盯著他，有多少把刀子想捅進他的心窩子。
但他算漏了一件事：要想弄死他，有時候根本不需要動刀子。
此時此刻，博興縣長唐魯夫和公安局長李乃光，卻碰上了一個棘手的戰術死結。
李維漢這個禍害，非除不可。
這不光是為了報仇雪恨，更是為了止損——他在那邊多活一天，咱這邊的情報就有可能多泄露一分。
可在1947年9月那個節骨眼上，硬碰硬是不劃算的。
強攻博城？
敵強我弱，為了殺這么個叛徒，搭進去一個連甚至一個營的弟兄，這筆買賣怎么算都虧得慌。
派武工隊進去暗殺？
李維漢這就跟個王八似的縮在殼里，根本就不露頭，哪來的機會？
那咋整？
李乃光局長指關節叩著桌面，吐出倆字兒：“借刀”。
既然咱們打不進去，那就讓里面的人自己動手。
這就用上了一個核心的心理學路子：在那種充滿了背叛和投機的地方，信任這東西比金子還缺。
國民黨那邊收留李維漢，也是圖個利用價值。
既然李維漢能賣了成建基，能賣了八路軍，憑啥就不能再賣了現在的還鄉團？
只要讓敵人確信“李維漢是假投降”，這顆原本安插進來的釘子，立馬就會變成敵人的眼中釘。
這么著，一個精心編排的“反間計”出爐了。
唐魯夫縣長親自提筆，寫了一封信。
這信里的詞兒，拿捏得那是相當到位：
“維漢兄大鑒：自從你往南邊去了以后，家里一切照舊。
你那邊的買賣做得咋樣，來信說說！
等你回來，咱們兄弟再一塊兒喝酒慶團圓。
祝好！
弟 唐魯夫。”
你細品這封信，高明就高明在這兒。
要是信里滿篇都是“革命大義”或者“秘密任務”，反倒顯得假了。
這信寫得就像是拉家常，模模糊糊地暗示“你身在曹營心在漢”，這種不清不楚的感覺，最能戳中生性多疑的國民黨軍官的肺管子。
信是寫好了，接下來的難題是：怎么送進去？
這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一步。
03 咋就挑了個慫包去送信？
按常理說，送這種要命的密信，怎么也得派個像《潛伏》里余則成那樣心理素質超強的特工吧。
可李乃光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他把李維漢的一門遠親給找來了。
這人在村里那是出了名的軟骨頭，樹葉子落下來都怕砸破腦袋。
李乃光把他叫到跟前，板著臉演了一出大戲：“維漢同志那不是真投敵，是組織派去臥底的！
這封信可是絕密，關系到他的性命，你一定要悄悄地交給他！”
為啥非得選個膽小鬼？
要是讓特工去，遇上盤查說不定真能混過去，甚至真把信塞到李維漢手里。
一旦信到了李維漢手里，他肯定立馬燒了，那這反間計不就瞎了嗎。
這計策的精髓就在于：信，絕對不能讓李維漢看見，必須得讓敵人給截下來。
這個膽小鬼的表現，簡直是完美配合了這出劇本。
當他走到博城東門的時候，腦子里全是“絕密”、“生死”這些詞兒，嚇得腿肚子都轉筋。
那種魂不守舍、眼神發飄、走路打晃的樣兒，簡直就是在腦門上刻了一行字：“我有問題，快來抓我”。
站崗的兵眼睛又不瞎，大老遠就瞅見這號人了。
上去一通搜身，那封落款“唐魯夫”的密信，就這么順理成章地在大白天露了餡。
信件一露餡，李維漢的命數就算是走到頭了。
在那幫國民黨看來，這證據簡直是鐵板釘釘，嚴絲合縫：
第一，這人有前科。
先跟成建基，后投八路，現在又回來，本來就是個兩面三刀的小人。
第二，動機說得通。
八路軍派人打入內部，這事兒太常見了。
第三，物證確鑿。
博興縣長的親筆信，這還能有假？
當天晚上，李維漢還在被窩里做夢呢，就被薅了起來。
任憑他喊破了嗓子，也沒法解釋這封他壓根沒見過的信是咋回事。
這就是反間計最毒的地方：你根本沒法證明一件沒發生過的事是假的，特別是你的上司本來就不信你的時候。
博城這邊的敵人不想臟了自己的手，決定把他押到廣饒去，交給他的老上司——那個被他背叛過的成建基。
成建基對李維漢的恨，那是刻在骨頭里的。
1943年他的老窩三里莊被端，在他看來全是李維漢這種人搞的鬼。
一聽說李維漢是共產黨派回來的“內奸”，成建基咬碎了牙下令：“一定要留活口，押到廣饒來！
老子要親手把他千刀萬剮！”
10月3號，三百多號人押著李維漢，踏上了通往廣饒的黃泉路。
要是按原劇本走，李維漢會被押到廣饒，受盡酷刑才死。
可偏偏就在這節骨眼上，老天爺給這劇本里加了一味猛料，讓結局變得更諷刺。
10月4號一大早，押送隊伍走到了五區馬莊附近。
路兩邊全是高粱地和玉米地，天然的青紗帳。
就在這時候，武工隊開火了。
“砰！
砰！”
說白了，這其實就是一次完全沒預謀的騷擾。
武工隊壓根不知道這隊伍里押著李維漢，就是看見敵人大隊人馬路過，習慣性地打兩槍冷槍騷擾一下。
可在那負責押送的軍官腦殼里，這兩聲槍響，恰好把整個邏輯鏈條最后那個扣子給扣死。
他是怎么想的？
“壞菜了！
這肯定是八路軍設了埋伏，專門來劫法場救李維漢的！”
如果信是假的，為啥八路軍會在半道上埋伏？
既然八路軍來救人，那說明李維漢真就是他們的人！
這個軍官瞬間面臨一個巨大的麻煩：萬一李維漢被劫走了，那他回到廣饒，面對暴脾氣的成建基，弄丟了犯人的他就得掉腦袋。
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間，恐懼壓倒了一切。
軍官眼里兇光一閃，吼了一嗓子：“就地解決！
快！”
幾個當兵的把李維漢從隊伍里拖出來，按在路邊的土堆里。
李維漢嚇得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還沒來得及喊冤，“砰！
砰！”
兩槍。
一切都畫上了句號。
回過頭來復盤這出“借刀殺人”的大戲，博興縣長唐魯夫和公安局長李乃光，其實只干了前半截活兒：制造懷疑。
后半截活兒，那是靠敵人的多疑和恐懼自動完成的。
李維漢之所以會死，死在三個必然和一個偶然上：
必然的是他那種首鼠兩端的投機本性，讓他把所有陣營的信任都敗光了；
必然的是“膽小鬼送信”這步棋走得太妙，精準引爆了敵人的疑心病；
必然的是國民黨內部那種互相猜忌、殘酷傾軋的爛泥潭，一旦起了疑心，那是寧可錯殺也不放過；
而那個偶然響起的槍聲，不過是加速了這個過程的催化劑。
唐魯夫在那封信里寫道“等你回來，兄弟一塊喝酒”。
這當然是句假話。
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李維漢確實“回來”了——他倒在了這片被他出賣過的土地上，用一種最荒誕的方式，還清了他欠下的血債。
說到底，對于那些墻頭草來說，這世上壓根就不存在什么絕對安全的避風港。
當他選擇背叛所有人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把自己送上了那條通往馬莊高粱地的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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