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嶺駿影：馬與云南的千年共生

歷史常以人類為主角，萬物生靈多隱于側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中華自古崇尚天人合一，視萬物為友伴。2026農歷丙午馬年，讓我們循著足跡，回望馬如何走進云南的山川歲月，融入各族人民的歷史與文化生活。

靈駒初現：遠古遺骨與文明曙光

云南的遠古地層，早已埋下馬的生命印記。元謀猿人遺址、祿豐石灰壩古猿化石點，均出土原始馬類骨骼。1940年，古生物學家柯伯特（E.H.Colbert）將其定名新種——云南馬；祿豐出土的三趾馬化石，分屬西氏三趾馬與新種祿豐三趾馬，為研究馬類早期演化與古生態環境提供了關鍵實證。

（云南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馬頭骨）

新石器時代，云南先民已與馬相伴。永平新光遺址出土馬牙、馬頭骨，雖數量有限，卻印證此地曾開啟野馬馴化的歷程。臨滄滄源崖畫可追溯至青銅時代早期，崖面不僅刻有馬的形象，更生動再現馭馬、牽馬場景。數千年前的巖畫印記，仿佛預示著馬與云南的不解之緣，注定相伴千年。

滇原育駿：青銅文明里的馬影風華

云南青銅時代，馬的形象走向豐富與莊嚴。大理祥云大波那遺址出土銅六畜隨葬品，銅馬俑清晰可辨；同墓出土的大波那銅棺，兩端紋飾亦鑄有馬紋。兩千余年前，馬已走入洱海區域先民的日常，更作為精神符號，伴隨主人跨越生死，開啟屬于它的社會文化生命。

（西漢騎士銅扣飾）

古滇國墓葬青銅器，定格了馬與文明的深度交融。牛、鹿、犬、馬、羊、豬等動物頻繁現身紋飾、貯貝器與扣飾，馬與牛最為常見。牛主農耕，馬則多用于戰爭與狩獵，憑借速度、力量與機敏，成為先民御敵求生的利器，深深嵌入古滇社會結構。

騎馬者多具特殊身份：戰爭與狩獵場景中，騎士居核心位置，銅俑常通體鎏金，彰顯地位尊崇；女性騎馬扣飾的發現，再現古滇女子的颯爽英姿。祭祀儀式上，騎馬者位列巫師隊伍前列，兼具引導、護衛與權力象征之意。馬既是力量載體，也是身份與資源的象征，成為社會秩序的無聲注腳。

（戰國二騎士獵鹿銅扣飾）

古滇青銅器亦完整記錄馬具演進：從早期簡索、墊具，到西漢中晚期鞍轡齊備，實用與審美并行。江川李家山騎士獵鹿銅扣飾上，騎士腿部繩圈被視作早期“趾蹬”，既利平衡，更顯驍勇；晉寧石寨山疊形銅鼓貯貝器的戰爭場景，清晰展露鞍墊、攀胸、后鞦、腹帶等完整馬鞍結構。云南九成地域為山地高原，崎嶇地形催生完備馬具，省博藏鎏金馬絡頭、馬珂等成套飾件，便是實證。

東漢至魏晉南北朝，云南文化轉型融合。梁堆墓畫像磚繪有出行馬車，漢文化隨移民入滇，為不適車駕的滇山古道，注入新的物質文明與生活方式。

名駒九州：西南良馬與古道傳奇

漢至唐宋，云南良馬載譽史冊。《華陽國志》《水經注》記滇池名產“滇池駒”，“金馬碧雞”傳說流傳至今；樊綽《云南志》述騰沖“越賧驄”，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載“大理馬”，皆為古代名駒。時至今日，文山馬、烏蒙馬、大理馬、騰沖馬、中甸馬等組成的中國西南馬，仍是我國五大馬類群之首。遺傳學研究表明，西南馬或本土起源、或隨羌人南遷，其基因多樣性，成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物見證。

（茶馬古道）

馬以蹄開路，鋪就朝貢與商貿通途，織就連通村落的交通網絡。自漢以降，馬幫與茶馬古道鐫刻進云南記憶，如今更在文旅、茶產業與“一帶一路”建設中煥發新生。

（茶馬古道上的馬鞍）

茶馬古道興起前，滇川藏古道已通。馬馱鹽、茶、毛皮、藥材、滇刀等貨物，踏五尺道、靈關道、博南道，翻越橫斷山脈。高山峽谷、激流險灘間，馬是馬幫的生計所依、性命所托，是馬鍋頭不離不棄的“老伙計”。

現代交通通達三迤，偏遠村落仍倚古道續行。抗戰時期，滇越鐵路、滇緬公路受阻，馬幫驛運再度扛起大后方補給重任。徐悲鴻由緬入滇，輾轉保山、大理至昆明，以《駿馬畫軸》等作品義賣勞軍，筆下奔馬化作民族不屈的精神符號，寄托悲壯情懷，凝聚抗戰必勝的信念。

神駿鑄魂：文化符號與精神薪火

“金馬”祥瑞始于漢，明代昆明建金馬坊。這座木構牌坊，見證過重九起義的歡慶，迎過入城的人民軍隊，1988年重建后，仍是昆明城市文化的核心象征。

（金馬碧雞坊）

京劇《瘦馬御史》原型，為滇籍清官錢灃。他為官清廉、剛正不阿，日常騎瘦馬，人稱“瘦馬御史”；畫馬以載道，筆墨簡淡、氣韻雄渾，以馬抒儒士情懷，傳云南儒家文脈，彰以藝養德的生命追求。

云南省博物館收藏有斑銅工藝打造的“騰越馬”，前蹄騰空、威風凜凜，凝鑄昂揚奮進、勢不可擋的云嶺氣魄。

（斑銅騰越馬）

從遠古馴化到青銅鑄影，從古道馱運到精神象征，馬伴隨云南人民走過篳路藍縷的開拓歲月。它不只是生靈，更是融入山川的文化圖騰，化作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激勵云嶺兒女一往無前、奮發向上。

（中國日報云南記者站 記者：李映青 文字與圖片來源： 云南省博物館）

來源：中國日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