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蟄無聲》：張藝謀的新賽道穩操勝券了嗎？｜ 龔金平

自電影《第二十條》（2024年）之后，張藝謀似乎找到了一條穩操勝券的賽道：將國家部委的公益宣傳需求，轉化為引人入勝的故事片。這種運作方式不僅吸引大牌演員加盟，更將豐富的類型元素融入其中，讓觀眾在跌宕起伏的情節中獲得審美享受和情感共鳴，從而實現影片的商業利潤和社會效益。

作為國家安全部戰略支持的影片，《驚蟄無聲》的創作目標十分清晰：展現國家安全領域斗爭的復雜性，頌揚隱蔽戰線工作人員的英勇無畏與默默奉獻。當然，影片并未止步于主題教育，而是流露出鮮明的時代氣息，無論是高科技手段在情節推進中的廣泛運用，還是敵我較量中展現的新特點，都讓傳統諜戰類型煥發出當代質感。此外，還試圖觸及人物內心的幽微地帶，賦予作品一定的人性反思力度與社會警示意義。

懸念前置的情節走向與情感強度

懸念的設置，常見的有懸念后置與懸念前置兩種。前者的風險在于，如果謎底揭曉時力量不足或合理性不夠，觀眾會有上當受騙之感。而懸念前置，實際上就是希區柯克的“炸彈理論”，類似于讓觀眾提前知道有一顆定時炸彈，引導觀眾與人物共同完成一場冒險。

而《驚蟄無聲》在前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里用的是懸念后置，觀眾知道黃凱所在的團隊有人即將被策反，觀影動力是找出誰是那顆“釘子”。但隨著黃凱喬裝出行，觀眾便已知曉真相，此時便成懸念前置。這兩種懸念設置方式先后出現，形成相互排斥和消解的力量。幸好，創作者可能也意識到將影片的情節重心放置在布疑與揭秘上，難以對人物內心進行更深入的揭示。因此，影片最大的看點，正在于轉向懸念前置之后，黃凱已是明牌，觀眾得以目睹他在一次次糾結、煎熬與崩潰之中所經受的心理折磨、良心拷問與道德迷失。

在某些時刻，觀眾其實會同情黃凱。他并非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而是一名冷靜果敢的國安戰士。他之所以被境外情報機構控制，并非因為軟弱或貪婪，而是因為他喜歡控制局面的硬漢風格。黃凱當然知道與白帆糾纏在一起會埋下隱患，但他以為憑借自己的縝密與謹慎，能將局面的主動權牢牢握在手中。當黃凱的性格優點被放大成為人性弱點后，影片便超越對“壞人”作惡的簡單控訴，而成為對“普通人”人格結構的一次深邃洞察。

當然，影片對于黃凱究竟因何“失足”的解釋，終究有些潦草。究其原因，恐怕在于對黃凱妻子小玉這一角色的塑造過于單薄。小玉美麗而幽怨，怨恨丈夫長期加班冷落了她。這像是刻意制造人物矛盾，以此推動黃凱向白帆尋求情感滿足。如此明顯的編劇操縱痕跡，容易讓觀眾產生一種錯覺，影片講述的似乎并非國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對婚姻不忠的道德訓誡，這無疑削弱了影片原本可以抵達的更深層的教育意義。

強對抗情節下的人物空心化困境

從類型上看，《驚蟄無聲》并不能被歸為諜戰片，而可以算是犯罪片。影片以犯罪行為核心，呈現人物犯罪的動機、過程及后果。影片中不乏精彩的動作元素，其中最出彩的當屬幾場追蹤戲，它們既充分體現了電影的運動本性，又展現出敵我雙方在智謀與勇氣上的搏殺。

影片開場便是黃凱與嚴迪等人追蹤接線人。在這場戲中，觀眾得以看到高科技加持下的追捕行動：調用各種監控設備掌握實時動態，利用無人機填補監控缺失的空白地帶，再通過鏡像推演、AI計算為追蹤人員規劃最佳路線。當然，敵方也實施了相應的反制手段：將逃跑路線引向沒有監控的地段，在此區域布置信號干擾裝置，再埋伏強弩狙擊手。雙方由此形成勢均力敵的對抗態勢，將情節的緊張感推向制高點。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結尾處國安人員對白帆的圍捕。面對國安機構的周密部署，白帆將狡詐與狠毒展現得淋漓盡致，穿插其中的爆炸、追車、搏斗等動作場面，更是極大地提升了影片的觀賞性。

然而，這些動作戲份也擠壓了情節發展的回旋余地。隨著黃凱過早暴露身份，另一位主人公嚴迪因表現空間受限，難以真正承擔起正面英雄的重任。為此，影片先是故弄玄虛地制造嚴迪被境外情報機構收買的假象，待結尾處再讓王局出面解釋：嚴迪是他安插的臥底，以“間諜”之名打入敵營，等待時機給予對方致命一擊。這種反轉缺少必要的鋪墊與伏筆，既讓觀眾感到突兀，還造成情節漏洞。

影片沉浸于動作場面的緊張刺激之時，還忽略了另一關鍵：人物是否能夠真正落地、是否具備堅實的現實質感？以嚴迪為例，他雖然被賦予冷峻而重情的特質，卻始終懸浮于故事表面，只有一個空洞的職業身份，其個人背景、情感世界皆付之闕如。黃凱的扁平化傾向也源于影片對其“個人生活”的淺嘗輒止、對其“私生活”的刻意忽略。于是，兩個核心角色最終不夠鮮活，而有點像職業符號。

影片中最有存在感的人物反倒是泄露國家機密的李楠。影片交代他的身份：某科研機構的化學博士、助理研究員，有一個女兒，妻子在國外讀博士。觀眾憑借常識和想象，勉強拼湊出李楠的心理畫像：一個不得志的中年人，因遲遲評不上副研究員的苦悶、經濟拮據的焦慮，以及想為女兒謀一條出路的執念，最終走上背叛國家的罪惡之路。因為多這幾筆現實維度的刻畫，這個人物多少立體可感。

城市景觀的氛圍營造與隱喻功能

《驚蟄無聲》將敘事空間放在繁華的現代都市之中，再加上大量的夜景戲份與無人機視角的鏡頭，進一步提高了影像表達的難度。如何在流光溢彩的都市表層之下，營造犯罪敘事所需的懸疑氛圍與心理張力，如何在俯瞰眾生的全景視野與潛入幽微的人物狀態之間找到視覺的平衡，都是對創作者把控能力的考驗。

影片的成功之處在于對光線的巧妙運用。開場部分的夜景中，幽藍的光線將城市營造成一個具有未來科技感的酷炫空間。隨著追捕的進行，影片將場景從開闊地帶引向沒有監控的昏暗區域，觀眾仿佛從一個科幻世界來到了危險的窮街陋巷，切身感受到劇情發展所帶來的氛圍轉換。同時，影片從外景切入內景時，常常從高光甚至暖光的狀態驟然轉入不均勻布光所帶來的暗沉之感，并通過人物臉上的陰影和側光將其內心世界外化。

影片在色彩表現上也頗為講究。影片很少使用暖色調，大部分場景都被暗調或冷色調所籠罩，呼應人物內心的壓抑與痛苦。幾段無人機視角的大俯拍遠景中，粗顆粒的影像配合蒼白的光線，畫面呈現不飽和色調帶來的慘淡感。直到黃凱自殺身亡之后，影片才在外景出現高飽和度的暖色調。而最后一場戲的場景設在湖邊的夜景里，嚴迪與王局處于剪影之中，顯得神秘而莊重。這無疑是一處極為精妙的光線與色彩處理：嚴迪要長期潛伏，相當于長期置身于陰影與黑暗之中，他的世界注定被暗調包圍。

更為出色之處在于，通過大量仰拍和不規則構圖來突出高樓的壓迫感。一些空鏡頭里，樓宇巨大的輪廓、高架橋的厚重、立交橋的宏偉、燈火璀璨的壯觀成為主角，雖凸顯了現代都市的繁華，卻仍有一種冰冷疏離而令人窒息的荒蕪感。

不過，影片中無人機視角鏡頭有濫用之嫌，導致觀眾有時像縱觀全局的局外人，難以貼近人物一同呼吸。對比之下，真正具有情感穿透力的鏡頭往往來自小景別的跟拍或凝視。這類鏡頭大多用于黃凱身上，因為小景別既能捕捉其細微的表情變化，手持攝影的晃動感也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他內心的不安。其中最精彩的一場戲，應為黃凱第一次前往賓館逼問白帆。他沒有乘坐電梯，而是選擇走樓梯，此時創作者本可用一個流暢的長鏡頭跟拍，卻偏偏選擇短鏡頭組接。這導致原本路線清晰的上樓動作，因多段鏡頭的角度各異讓觀眾感到其方向飄忽、行蹤不定。這顯然是創作者用影像的錯亂感對應人物內心的失序，同時也暗合“人生歧路，一步錯則步步亂”的隱喻。

《驚蟄無聲》在犯罪片的框架里加入諜戰戲碼，并試圖叩問那些看似威嚴剛直或溫和憨厚的“正常人”，何以會因“一念之差”而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這是影片最有思想價值的地方。當然，就情節編排、人物塑造而言，影片留有諸多缺憾，但它努力在影像上彰顯鮮明的個人風格，為觀眾帶來別具一格的視聽體驗與視覺隱喻，進而將國安戰線的復雜性、驚險性與嚴肅性真切地傳遞給觀眾，這無疑是一次值得肯定的藝術嘗試。

（本文作者系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教授）

原標題：《《驚蟄無聲》：張藝謀的新賽道穩操勝券了嗎？｜ 龔金平》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欒吟之

本文作者：龔金平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均為電影官方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