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2年,桂林城外。清軍定南王孔有德剛擺好陣勢,轉眼就被一支從起義軍里殺出來的隊伍撕碎,領兵的人叫李定國。
更狠的是,衡陽附近,他又用一場誘敵伏擊,把清廷親王尼堪也拖進了敗局:史稱“兩蹶名王”。
可一個把清軍打到震動的人,為什么沒能把南明救回來?
是清軍太強,還是自家先亂?
而他最終又為何走到“寧死不降”那一步?懸念從這兩場大捷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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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兩蹶名王
1652年,對于已經搖搖欲墜的南明來說,本不該是一個值得期待的年份。
北方早已失守,江南相繼淪陷,清軍不斷向西南推進。永歷政權名義上仍在,但真正能打的部隊寥寥無幾,許多人認為,這場抵抗已經進入尾聲。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名字突然震動戰場——李定國。
這位出身起義軍的將領,在短短數月之間,接連打出兩場足以改變局勢的大勝。
第一場,是桂林。
清定南王孔有德率軍于1950年攻占桂林后坐鎮廣西,自恃兵力優勢,手握兩萬兵力卻將部隊分散于南寧,慶遠,梧州等多個據點。
然而,令他沒想到的是,李定國率領的南明軍勢如破竹。
1952年,李定國在成功收復湖南等多地后乘勢南下,攻克全州后直逼桂林。
孔有德率軍馳援,于興安縣嚴關設防,明軍以象掛之陣大破清軍,最終孔有德狼狽逃回桂林。
在清軍的圍困中,自知走投無路下的他選擇了自刎身亡。
這一戰不僅奪回戰略要地,更重創清軍威望。
桂林之戰的余波尚未散去,第二場沖擊接踵而至。
不久后,在湖南衡陽附近,清軍主力再度南下,由宗室親王尼堪領兵。
面對強敵,李定國并沒有正面硬拼,而是采取誘敵深入的策略,將對手引入不利地形,然后以伏擊形成合圍。
戰斗結束時,尼堪陣亡。
短時間內,兩位清軍名王相繼折損,史稱兩蹶名王。清廷為之震動,一度對西南局勢產生嚴重擔憂。
對南明而言,這是罕見的高光時刻。
多年敗退之后,第一次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反彈。李定國不僅穩住了局勢,更讓人看到了一個可能性——或許南明并非完全沒有機會。
然而,正是在勝利最耀眼的時刻,一個更大的問題開始浮現。
為什么一個能連續擊敗清軍主力的將領,最終卻無法挽回南明的命運?
答案,不只在戰場。
而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回到李定國真正的起點,他本來,并不屬于南明。
一個起義軍少年是如何煉成名將的
如果只看桂林與衡陽的戰績,很容易把李定國想象成傳統意義上的明朝武將。
但事實恰恰相反。
他的起點,不在明廷,而在反叛。
李定國出身陜西米脂,自幼投身張獻忠起義軍,年僅十歲便隨軍征戰。
在那個以生存為唯一標準的世界里,沒有完整的軍制,也沒有穩定的后勤,一切都建立在流動、突襲與迅速反應之上。
李定國正是在這樣的殘酷戰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他并非一開始就是主將,而是在不斷征戰中逐漸脫穎而出。
張獻忠麾下著名的“四將軍”體系中,李定國與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并列。這不僅意味著他具備戰場能力,也說明他已經進入核心指揮層。
然而,這段經歷也讓他與傳統明將存在天然距離。
他沒有科舉出身,沒有世襲軍功,更不屬于明廷的舊有體系。因此,當張獻忠政權崩潰后,他必須重新選擇方向。
繼續作為流動作戰的起義軍,意味著逐漸被各方圍剿;尋找新的政治依托,則成為現實選擇。
而這一步,將把他推向南明。
但這不是簡單的投靠,而是一場更復雜的權力重組。
轉身擁永歷
張獻忠死后,李定國面臨的不是單純的歸屬問題,而是生存問題。
大西政權迅速瓦解,原本依附于張獻忠的軍隊失去了中心。
對于起義軍將領而言,選擇只有兩個:繼續分散流動,被各方逐漸吞并;或者尋找新的政治旗號,將力量重新整合。
在這樣的背景下,孫可望與李定國等人選擇與南明永歷政權結合。
這一步,在后世常被簡單理解為“歸順明朝”,但從現實角度看,帶有 一種強烈的政治色彩。
永歷政權缺少什么?
缺的是能打的軍隊。
明末以來,南明政權更迭頻繁,內部派系林立,真正具有持續作戰能力的軍隊極為有限。皇帝有名號,卻缺少可以依靠的軍事力量。
而起義軍舊部缺什么?
缺的是合法性與政治旗幟。
沒有正統名義的軍隊,很難獲得地方支持,也難以建立長期根據地。借助明室的正統旗號,可以為他們的軍事行動提供政治合法性。
于是,兩者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互補。
然而,這種聯盟從一開始就帶著隱患。
永歷皇帝雖然在名義上是最高統治者,但真正的軍政實權,一度掌握在孫可望手中。李定國作為“四將軍”之一,并非獨立統帥,而是身處復雜權力結構中的一員。
這意味著,他既要面對清軍的壓力,也要處理內部的微妙關系。
正是在這樣的結構中,李定國逐漸展現出不同于其他將領的一面。
他開始把戰爭目標,從單純的生存,轉向對抗清軍的長期戰略。
而這種轉變,使他最終成為南明真正意義上的擎天柱。
1652年,李定國在短時間內,先后擊敗清軍主帥孔有德和敬謹親王尼堪。
史稱“兩蹶名王”,不僅是對戰果的概括,更代表著一次足以震動戰略格局的沖擊。
然而,勝利帶來的并不只是機會,也帶來了新的矛盾。
隨著戰功不斷累積,李定國的威望迅速上升,而永歷體系內部原本就存在的權力裂縫,也隨之擴大。
南明命運的轉折,并不發生在下一場戰斗,而發生在自己人的刀鋒之間。
不是清軍贏了,而是南明自己撕裂了勝利
永歷政權雖然擁有皇帝的名號,卻長期缺乏真正的軍事基礎。
張獻忠舊部加入之后,軍隊成為南明最重要的力量來源,但這支力量本身并不完全屬于皇帝,而是以孫可望為中心運作。
孫可望作為四將軍之首,一度掌握軍政大權,甚至擁有類似攝政的地位。李定國雖然戰功卓著,卻始終身處這一體系之內。
隨著桂林與衡陽連勝,局勢發生微妙變化。
李定國的軍事威望迅速提升,永歷朝廷內部開始出現不同聲音。
一部分人希望進一步依靠李定國推進抗清,而孫可望則逐漸感受到權力被動搖。
在一個缺乏穩定制度的政權中,軍事成功往往會直接轉化為政治緊張。
孫可望開始表現出更強的控制欲,甚至試圖廢除永歷皇帝、自立為主。
這一舉動觸碰了底線,不僅威脅皇權,也意味著抗清旗號可能失去合法性。
李定國選擇了反對。
這不是簡單的個人恩怨,而是路線之爭:是繼續以擁明抗清為旗號整合力量,還是以個人權力為中心重新構建政權。
矛盾最終走向武力沖突。
南明內部爆發戰爭,本應并肩作戰的力量彼此對抗。結果是孫可望戰敗,但事情并沒有因此結束。
戰敗后的孫可望選擇投降清廷。
這一決定對南明而言幾乎是致命打擊。清軍不僅獲得了重要情報,也徹底了解了南明內部結構與弱點。
李定國在戰場上贏得的優勢,被內部撕裂迅速抵消。
從這一刻起,南明的命運已經難以逆轉。
而李定國,也逐漸走向人生的最后階段。
面對清廷多次招撫與分化,他沒有像部分舊部那樣選擇歸降。
他繼續作戰,直到局勢完全無法逆轉。
永歷政權最終被迫西遷,戰線越來越狹窄。清軍步步緊逼,曾經震動戰場的將領,只能在有限資源中維持抵抗。
歷史在這里逐漸沉默。
沒有壯烈的終極決戰,也沒有戲劇化的轉折,只有一場漫長而艱難的堅持。
1662年,李定國在西南戰場走完了最后一程。
臨終前他囑咐兒子與部署“寧死荒徼,無降也!”
當人們回望南明最后階段時,往往記住的是它的敗亡,但在敗亡背后,還有一個人曾經把戰局推向可能改變方向的高度。
他從起義軍少年開始,走到南明擎天柱的位置,又在一切將傾之時選擇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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