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賀花神》里出現了7位男花神，有依據嗎？

此次春晚《賀花神》的一大創新，便是選取張騫、王昭君等兼具歷史意義的人物作為花神，12位花神中有七位是男性，這背后蘊含著深刻的文化考量。

“這些人物的入選，絕非單純的審美選擇，而是因為他們的事跡與中國風骨緊密相連，承載著特殊的精神內涵。” 方云解釋，“五月石榴花神張騫，因出使西域帶回石榴，成為絲綢之路開拓精神的象

今年春晚的歌詠創意秀《賀花神》成為社交媒體的熱議焦點，寧理、胡兵、秦嵐、唐詩逸等 12 位演員的演繹，搭配虛實交融的舞臺意境，將十二花神的故事鋪展得淋漓盡致，節目更帶動故宮博物院 “白玉月令組佩” 等相關文物走進大眾視野。

但也有不少觀眾產生疑惑：“為何以往印象中的花神多為女性，這次《賀花神》卻是5位女花神、7位男花神？”“為什么每月的代表花卉和花神和自己曾經看到過的不一樣？

“花神文化本身就是民間與文人共同孕育的文化形態，從來沒有唯一固定的標準答案。” 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非遺理論與應用創新基地負責人方云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花神，是民眾賦予卉木以人格力量，為各種花草樹木尋找司命之神，隨后結合歷史人物的品行、軼事，逐漸形成豐富多樣的花神譜系。

《賀花神》選擇的只是十二月令花卉的一個版本。事實上，因地域氣候差異，南北方花信時序不同，十二月令花卉及對應花神的說法也不相同，據不完全統計，民間版本多達幾十種。中國的花神體系并無“標準答案”，而是以豐富的譜系、廣博的內容，涵納了民間文化與文人文化，融入了自然節令與人文歷史，擁有了跨越千年的生命力。

花神體系無標準答案，春晚設定源自故宮文物

此次春晚《賀花神》的月令花卉選擇，以故宮博物院 “白玉月令組佩” 為定版依據。這件清代宮廷玉雕珍品，以淺浮雕工藝刻有正月梅、二月杏、三月桃、四月芍藥、五月石榴、六月荷等十二月令花卉，成為節目的文物靈感來源。

清 白玉月令組佩

此次《賀花神》嚴格遵循月令時序，依次呈現出十二位花神的風采：正月梅花花神林逋、二月杏花花神陸游、三月桃花花神息夫人、四月芍藥花神楊玉環、五月石榴花花神張騫、六月荷花花神周敦頤、七月蜀葵花神徐渭、八月桂花花神李清照、九月菊花花神陶淵明、十月芙蓉花神王昭君、十一月茶花花神白居易、十二月水仙花花神洛神。

一月梅花花神林逋

二月杏花花神陸游

“大家印象中花神是女性，也是有歷史依據的。”方云介紹，全女性的花神譜系很早就存在，甚至每個月份的花神都有多位女性人選。她們每一位都有都有過人的才華與非凡的境遇，民眾通過尊奉她們為花神，肯定其道德品行與人生價值。

三月桃花花神息夫人

其中一個廣為流傳的版本是：正月水仙花神甄宓，二月杏花花神楊玉環，三月桃花花神戈小娥，四月牡丹花神麗娟，五月石榴花神公孫氏，六月荷花花神西施，七月海棠花神李夫人，八月桂花花神綠珠，九月菊花花神梁紅玉，十月芙蓉花神貂蟬，十一月蘭花花神蘇小小，十二月梅花花神江采萍。

四月芍藥花神楊玉環

將男性引入花神序列，則源于 “君子以植物比德” 的考量。陸游、林逋、周敦頤等隱士文豪，因留下詠花名篇而被尊為花神。

五月石榴花神張騫

后來，還出現了男女相間的花神體系，與中國陰陽相合的哲學觀念契合，清代《書隱叢說》中便有 “陽月為男，陰月為女” 的記載，俞樾在《十二花神議》中也倡導這種陰陽調和的體系。

“不同地區、不同場所的花神供奉也存在差異，這正是花神文化多元性的體現。”方云補充，此次春晚選擇5女7男的陣容，是基于節目主題與文物原型的綜合考量，并非對傳統體系的顛覆。

歷史人物入列，承載絲路精神與民族大義

此次春晚《賀花神》的一大創新，便是選取張騫、王昭君等兼具歷史意義的人物作為花神，這背后蘊含著深刻的文化考量。

“這些人物的入選，絕非單純的審美選擇，而是因為他們的事跡與中國風骨緊密相連，承載著特殊的精神內涵。” 方云解釋，“五月石榴花神張騫，因出使西域帶回石榴，成為絲綢之路開拓精神的象征；十月芙蓉花神王昭君，以和親之舉促成民族和睦團結，是家國情懷的生動體現。”

六月荷花花神周敦頤

七月蜀葵花神徐渭

八月桂花花神李清照

在方云看來，將這些歷史人物納入花神體系，讓花神文化超越了單純的花卉崇拜，成為承載民族精神的載體。“徐渭的狂放堅韌、陶淵明的隱逸風骨、李清照的才情清雅，這些人物的性格特質與對應花卉的品性高度契合，也讓花神形象更具生命力。” 她說，“他們可喜可愛、可學可敬，讓觀眾在欣賞美學盛宴的同時，也能感受到歷史人物的精神力量。”

九月菊花花神陶淵明

這種將歷史人物與花神文化結合的方式，正是民間與文人共同推動的結果。民眾將歷史人物的軼事與月令花卉相連，文人則通過詩詞、繪畫賦予其更深的文化內涵，最終形成了“人格與神格相互遷徙”的文化現象。

從農耕信仰到文人審美，花神文化的千年演變

花神文化的多元性，根植于其千年的演變歷程，既與農耕社會的信仰緊密相關，也融入了文人階層的審美追求。

方云表示，花神信仰源于“萬物有靈”的觀念，與花朝節的形成直接相關。在農耕社會，花農們通過祭祀花神祈禱豐收，“花艷兆豐”的農諺便源于此，花神信仰成為民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十月芙蓉花神王昭君

十一月山茶花花神白居易

而在江南一帶，文人對花神的喜愛則與文人畫、詩詞審美深度綁定。“文人將自身的品格追求寄托于花卉，又通過尊崇花神，將這種追求升華為一種文化認同。”方云說，“這其實是人格到神格的遷徙，再從神格回歸到民間有血有肉的情感，讓花神文化既有神圣性，又有煙火氣。”

臘月水仙花花神洛神

男性花神的出現，正是這種文人審美追求的集中體現。“男性花神多為隱士或文豪，他們留下的詠花名篇，成為‘君子比德’的最佳注腳。”方云舉例，林逋 “梅妻鶴子” 的軼事，讓他成為正月梅花神；周敦頤的《愛蓮說》，則讓他成為六月荷花神。

對于觀眾的疑惑，方云認為無需過度糾結，“無論是春晚舞臺上的5女7男花神，還是大家印象中的‘全女神’，都是花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花神文化源遠流長，從花神廟到花朝節，從文人雅集到民間祭祀，它不僅承載著中國人對自然的敬畏與喜愛，更寄托著對美好品格與家國情懷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