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游自勇｜那個物老成精的世界：在敦煌吐魯番寫本中，追尋一己之福

《新時代敦煌學研究叢書》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北大博雅講席教授榮新江主編，202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第一輯，包括《妙相熙融：佛教美術與石窟藝術的歷史背屏》《幽贊化行：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中古中國的占驗與信仰》《銀幣東來：五至七世紀吐魯番綠洲經濟與絲綢之路》《長安內外：唐代京城書寫文化的東西流行》《從長安到高昌：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信息傳播與唐代地方社會》五種。據榮新江教授撰文介紹，這套叢書反映了當代學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敦煌學研究為主，兼收吐魯番、于闐、龜茲以及石窟寺，甚至絲綢之路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力求占據敦煌學研究高地，開拓新的視野與方法；強調學科交叉性，希望融合歷史學、考古學、藝術學、文獻學等多學科方法；注重吸收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與海外敦煌學研究的對話，推動中國學術話語的國際傳播。2026年春節期間，《上海書評》推出“春風終度玉門關：敦煌學五人談”專題，分別采訪了本套叢書的五位作者，請他們就自己的研究做了介紹和闡釋。

本篇采訪《幽贊化行：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中古中國的占驗與信仰》作者、首都師范大學游自勇教授。本書利用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對中國中古時期的占卜與信仰關系進行分析研究，展現了中古時期人們的占卜實踐、信仰世界與知識傳承；其中有探討先秦至南北朝時期的冥訟源流，以及現實與冥界的關系；以及中古時期文本與知識的傳播和流變等問題。

《幽贊化行：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中古中國的占驗與信仰》，游自勇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8月版，356頁，128.00元

游自勇

您在書中考證了《白澤精怪圖》與《白澤圖》的關系，這類驅邪辟鬼的實用工具書，是如何使用的？從這類圖書的流行可以發現古代民間信仰的哪些特點？

游自勇：我想，首先要明確一點，這類驅邪辟鬼實用工具書并不是在大街上隨便可以買到，人人可以閱讀的，它還是掌握在極少數專業人士的手上。有些是官方頒布的，比如南朝梁簡文帝的《新增白澤圖》，這個簡文帝顯然是托名，但既然敢托名帝王，也就表明之前的《白澤圖》是在官方渠道流傳的。還有《瑞應圖》，唐代中央、州郡官府中都會有一部，以便出現祥瑞時可以拿來核驗，這是有明確的制度規定的。比如敦煌藏經洞發現的S.4400《曹延祿醮奠文》里就提到，面對諸多怪異的現象，需要“遣問陰陽師卜、檢看百怪書圖”。也就是說，這類書籍是用來備查的，以便明確是哪種精怪在作祟，從而找到相應的厭禳之術。至于民間的傳承，主要在一些占卜世家，他們壟斷了這類專業知識的傳播，百姓有需求，只能去尋求他們的幫助。他們可以按圖索驥，來解答百姓的疑問、幫助他們消除災禍，同時在實踐中，對這類書籍的內容作出增刪。

《白澤精怪圖》第四紙題記（國際敦煌項目網站）

這類圖書的流行，可以折射出古代民間信仰的幾個特點。首先是蕪雜性。這本質上還是泛神論的體現，認為“人外”（extra-human）世界充滿了神怪，所謂“物老成精”，只要時間足夠長，任何物件都可以成為精怪。《白澤精怪圖》列了近兩百種精怪，《白澤圖》有幾百種，《百怪圖》存世的至少就有三十二類，每類下還有很多小子目，可見古人腦海中所知精怪多到了什么程度。其次是地方性。信仰是應對于百姓需求的，不同地域的人，因其生活的環境以及生存的策略不同，信仰的對象和方式也會存在差異。多數民間信仰的對象都帶有明顯的地域色彩，即便是一些跨區域的信仰，在地方的實際流傳中也會出現不少的差異。神怪專書也需要根據不同地方的精怪作出調整。最后是利己性。如前所述，信仰是對應需求的，趨吉避兇的觀念幾千年來長盛不衰，一方面反映了民眾渴望把握命運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提示我們，古代百姓的日常世界還是以“人”為中心，了解家庭內外的各種神怪及驅除之法，最終都是為了自己在人世的幸福而努力著，蒲慕州教授把這點概括為“追尋一己之福”，是非常貼切的。

《天地瑞祥志》卷一九中的“白澤”（《天地瑞祥志》卷一九，前田尊經閣鈔本）

從先秦的《日書》開始，這類精怪圖書在先秦至六朝時期一直很流行，為什么到隋唐之后衰落了？

游自勇：我在書中對衰落的原因只是簡單提了一下，認為神怪專書大量減少，這和當時占卜書吸收了大量神怪內容有關，且由于占書、歷書的流行，神怪專書逐漸式微。我沒有展開討論。現在看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三點最值得關注。第一，是大的時代背景變了。先秦到隋唐，社會生產力雖然總體處于上升態勢，但人類對于“人外”（extra-human）世界的開發極為有限，相對應的，對“人外”世界的認知也受原始的萬物有靈論、神秘主義觀念的影響極大，社會思潮的主流還是神學，孫英剛教授把這一時期稱為“神文時代”。晚唐以后，疑古思潮興起，到了宋代，士大夫階層高舉理性主義的大旗，讖緯、數術之學受到批判，理學或道學占據主流，社會逐漸走向人文時代。這種知識與思想大背景的變動，使得大量神秘性的知識被摒棄，神怪專書就是一類。第二，是知識結構出現變化。先秦到隋唐，占卜類的書籍大量出現，很多占法都是獨立成書的，比如后世一直沿用的宅經、夢書、相書等。同時，占卜書也出現了綜合的趨勢，就是一部占書內抄寫了各種各樣的占法，可以省去翻檢的麻煩，其中雜占類比較突出。神怪專書就屬于雜占類，它的很多內容就散到綜合性的占卜書里面去了。另外，隋唐時期，歷日從簡單的歷譜演變成復雜的具注歷日，也就是后來俗稱的老黃歷，這里面也吸收了不少神怪專書的知識。由于歷日在民間的流行度更廣，使用也更方便，自然而然代替了神怪專書。宋代以后，市民文化興盛，契合百姓日常生活的日用類書大量出現，很多占卜知識被納入日用類書的范疇，神怪專書的內容也被肢解分散于日用類書的不同類目下，獨立成書的神怪專書就越來越少了。第三，知識呈現的形式極大改變。先秦到隋唐，對神怪形象的認知除了形諸文字，還有很多是以視覺化形式呈現。這一時期的墓葬壁畫、畫像磚、宗教性壁畫、繪圖本中有大量神怪的內容，不少相對抽象的神怪也可以用圖像呈現。宋以后，這種視覺化的形式一下子就萎縮了，神怪被佛道兩教的神祇降伏，官方禁絕淫祀的態度堅決。刻本時代下，繪圖本、繡像本更多地傾向于市民喜歡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題材，神怪專書自然也就日益式微了。我想，這三點變化也契合唐宋之際中國社會整體性轉變的趨勢。

從《白澤精怪圖》的內容看，其中的大部分為您所說的物怪，雖然其中有“鬼”字，但大多并非我們一般理解的人鬼，而從唐代傳世文獻如志怪小說看，關于人鬼的記載很多，當時人對人鬼與物怪的區分清晰嗎？還是混為一談？

游自勇：“鬼”的概念演變其實非常復雜，蒲慕州教授做過很好的梳理。按照他的看法，簡單說來，早期的“鬼”，包容性非常大，可以是人鬼、非人的生物精靈，乃至一些“無生物”精靈，如木石風火等。兩漢以后，人鬼觀念成為主流，所以我們在六朝到唐代的志怪小說中讀到的鬼，大多數都是人鬼，少數是非人的神靈，也就是我所說的“物怪”。我個人以為當時人對人鬼和物怪的區分還是清晰的，這主要是基于“人”與“非人”的區分。將物怪視為“鬼”，應該被看作是前代觀念的一些殘留。

您對冥訟問題的討論，讓我們意識到，冥訟觀念是推動幽冥世界管理機構的形成乃至發展重要的動力之一，您是怎么看的？

游自勇：幽冥世界管理機構的形成以及發展，背后的動力還是在于陽間世界官僚體制的發展。現在的研究基本都認可這樣一種看法：幽冥世界的管理體制是仿照陽世建立起來的。早期我們對于幽冥世界的認識是黃泉、九原、下土，但這些到底是個怎樣的世界，其實是模糊的。秦漢時期發展出了泰山、蒿里的觀念，尤其是泰山，成為了地下世界的代名詞，我們從同時期廣泛流行的買地券等資料可以看到，地下世界的建構基本是仿照東漢的官僚機構來設置的。六朝以后這個現象就更為明顯了。到了晚唐五代，我們熟知的十殿閻羅的系統就都被造出來了，敦煌文獻中保存了非常完整的《十王經》，有非常精美的圖像，和陽世的衙門并無二致。冥訟的意義在于，它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本土的“一時審判”與佛教傳入之后的“最后審判”之間的差異，給閻羅這個外來的神靈沾染上了中國本土的氣息，生動呈現了佛教中國化進程中的一個面相。

北涼緣禾二年（433）高昌郡高寧縣趙貨母子冥訟文書（《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華書局，2008年，170頁）

您多年來從事中古時期正史《五行志》的研究，為什么轉而研究敦煌吐魯番文書中所反映西域的信仰狀況？

游自勇：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中國古代正史中的《五行志》，這類專門的志書記載了各種災害和怪異的事物，古代的史學家搭建了一個文本框架，把這些災異有序地放進去，來表達一套古代國家的意識形態。這其實就是一種有關“信仰”的研究，但屬于上層建筑層面。博士畢業后，我到北京大學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才算真正進入敦煌吐魯番學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我是半路出家，慢慢地，我對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一個清晰的判斷。敦煌學已經走過百年的歷程，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車載斗量，留給后學的空間其實十分有限，但還有一個領域是學者較少涉獵的，那就是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占卜文獻。“占卜”似乎是最能體現“反科學”的古代現象之一，我的研究理路是除了討論占卜技術外，更重要的是探究占卜背后所要反映的古人的思維方式。由于知識水平的限制，古人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充滿各種神靈鬼怪的世界里，出于本能，消災解難是民眾普遍的心理需求，而占卜正好迎合了民眾的心理。所以，占卜文獻是民眾信仰世界的真實反映。中國中古時期傳世的占卜文獻數量很少，且多數都與天文、氣象、五星相關，占測對象主要涉及王朝興亡、帝王將相禍福等，與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距甚遠。敦煌吐魯番發現的占卜文獻正好相反，多數是圍繞民眾的福祉及日常生活展開的，更能反映社會的一般思想和信仰實態。

《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卷上“狐怪符十通”（《道藏》第11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年，656頁）

您討論的“史大奈碑”習字，展現了經典知識如何在普羅大眾間被傳承和消化的情況，從這份文獻中，我們能否進一步認識敦煌民眾知識水平以及“功能性識字”的情況？

游自勇：就現有研究來看，敦煌學童習字，最通行的教材還是《千字文》，其次是《上大夫》《牛羊千口》《上士由山水》等，再次是王羲之的《尚想黃綺帖》《蘭亭序》一類。“史大奈碑”，我推測是歸義軍時期寺學教育中使用的習字與其他知識相結合的高階教材。按照一般的受教育路徑，習字是最基礎的，之后還要學習儒家經典以及詩詞策文、實用性公文、民間契約文書等的寫作，因此，一名學有所成的學郎，他的知識結構相對合理，實操的能力也不會太差。雖然和長安、洛陽的知識水平相較會偏低，但應該能保持在全國的平均線上。當然，從現有材料要估算敦煌民眾的識字率，難度太大。日本學者高田時雄教授曾經估計是百分之十。武紹衛副教授考察敦煌僧團的識字率，他認為僧人能達到百分之五十，尼眾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您的博士論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異世界》什么時候能出版？

游自勇：我的博士論文放下太久，這兩年才又慢慢拾起來，寫了幾篇新的文章，有一些新的思考。我目前在做一部《五行志》基本文獻的釋證稿，今年可以完成。之后就會把精力集中到博士論文的修改上，我估計最晚2028年可以出版。

這本書的書名“幽贊化行”有什么含義嗎？

游自勇：《幽贊化行：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中古中國的占驗與信仰》這本書是我二十多年來研究敦煌吐魯番文獻成果的一次結集。這本書的主標題是“幽贊化行”，“幽贊”語出《易·說卦》“幽贊于神明而生蓍”，說的是占驗之術；生民的占卜、信仰與知識傳承，最終都是為了現世的“一己之福”，是儒家“化行天下”的產物。書的副標題很長，主題是“占驗與信仰”，但“占驗”背后反映的其實也是信仰，所以這本書主要討論的是古人的信仰世界。對于當代人來說，古人的宗教信仰一直就是一個充滿魅力的話題，但自五四運動以來，研究此類信仰的最終目的多數是為了揭穿“迷信”，以建立“科學”的權威。從今天的立場看，這種研究有其時代烙印，其弊端也是明顯的，最關鍵的在于忽視了“信仰”是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跳脫科學與迷信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重新審視古人的信仰世界，逐漸成為年青一代學人研究的熱點。

本書上篇通過對敦煌寫本《白澤精怪圖》《百怪圖》《瑞應圖》以及吐魯番出土的民間堪輿、擇吉文書的整理，探討其所反映的思想信仰和民俗文化。中國人對于死后世界的認知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時至今日，民眾的熱情依然不減。因為死亡不僅僅是一個“到達彼岸”的問題，更是一個現實問題。敦煌吐魯番文獻中有不少文獻如《十王經》、齋文、愿文等都會涉及這個問題。本書中篇主要利用吐魯番出土的趙貨母子冥訟文書來討論中古早期的冥界觀念，從張無價墓中出土的文書、龍神力兄長墓地的爭訟案件中考察民間社會如何處理現實與冥界的關系。我更注重信仰的實踐。下編是利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碑刻、史傳、宗教等文獻，探討中古時期文本與知識的傳播和流變等問題。

德藏吐魯番文書《推十二支死后化生法、推建除日同死法》

這些內容展現了中古時期人們的占卜實踐、信仰世界與知識傳承。借用小紅書上一位讀者的閱讀體會，他說，占驗之術（幽贊）深刻參與并塑造（化行）了中古社會的運行規則、民眾行為模式和精神信仰結構。深得我心！我給自己的研究定位是“古人日常生活中的信仰”這個領域。我們現在習慣從科學的視角來審視這個世界，迷信與科學，說到底都是一種價值判斷。歷史學的核心任務，是通過古人留下的文獻文物等資料，盡可能還原那個時代的場景，深入古人的內心深處，去感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揭示了民眾日常生活的邏輯。這也是本書希望達到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