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春節第二天，很多人正忙著走親戚，日本卻傳來一條看似“炸裂”的新聞：高市早苗內閣集體辭職。
別急著下結論，這不是突然垮臺，而是日本憲法規定的選后必經程序。
問題在于，高市同一天又以壓倒性優勢連任首相，馬上組建第二屆內閣。
表面是走流程，里子卻像把車鑰匙一擰，直接掛上加速檔。
那么，日本的這個加速檔到底要往哪開？
程序是“殼”，豪賭才是“核”
如果只看法律條文，這次內閣總辭就是日本憲政的標準動作。
日本憲法規定，眾議院選舉后首次召集特別國會時，內閣必須總辭，為首相指名與新內閣讓路。
聽起來像把辦公室鑰匙交回去，再領一把新的，流程干凈利落。
可政治從來不只看“合不合規”，更看“誰把規矩用得更順手”。
高市早苗把解散眾議院、投票、特別國會開幕這條鏈條排得緊密：1月23日解散，2月8日投票，2月18日開會并總辭。
時間點像鐘表齒輪咬合，幾乎不給黨內不同意見太多回旋空間。
所謂“突襲式大選”，本質是把黨內壓力、政策爭議和個人權威一起打包，扔給選民來裁決。
裁決結果對高市極其有利。
自民黨單獨拿到316席，直接跨過眾議院三分之二門檻310席，還是戰后單一政黨首次達到這種程度。
再加上執政伙伴日本維新會36席，執政聯盟共352席。
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在眾議院層面，修憲提案的門檻已經踩在腳下。
立法、人事、議程安排，也更容易被多數席位“推著走”。
哪怕參議院有阻力，眾議院三分之二多數也能把不少事情硬推進去。
這就解釋了“集體辭職”為何更像一個儀式。
辭職不是退場，而是把勝利兌現成制度上的二次確認。
這套組合拳的結果，就是日本政壇右翼獨大更成型，權力集中更順滑。
程序沒有問題，方向才是問題。
方向一旦偏航，周邊國家感受到的就不是“日本內部換班”，而是“日本政策底盤變硬”。
對華議題最容易變成“硬菜”
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外部最敏感的觸點，幾乎必然落在對華議題，尤其是臺灣問題與安全政策上。
因為這兩塊最能制造“立刻能聽懂”的政治敘事：把復雜的經濟民生壓力，快速翻譯成“外部威脅”和“國家要強硬”。
對選舉有用，對地區穩定就不一定友好。
去年11月，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公然宣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暗示可能武力介入臺海問題。
這個說法打破了歷屆日本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相對謹慎的表述方式，也在日本國內引起軒然大波。
中方多次嚴正交涉后，她仍在國會答辯時堅稱有關言論符合日本政府看法，無意撤回或取消。
緊接著是另一層更棘手的操作。
2025年12月3日，高市在國會答辯中稱日本政府關于臺灣的基本立場“與1972年的《日中聯合聲明》的立場完全一樣，沒有任何改變”。
這句話聽上去像“我沒變”，但問題恰恰在于，日本國內長期存在“臺灣地位未定論”的說法空間。
對周邊國家來說，這種“話術的彈性”比直接口頭強硬更麻煩。
直接強硬，至少邊界清晰。
彈性敘事容易制造灰區，今天說不變，明天又能說“解釋權在我”。
地區安全最怕的就是灰區里不斷試探，試探多了，誤判風險就上來。
一邊是眾議院三分之二多數帶來的政策快車道，一邊是臺灣議題上更挑釁的表述與更靈活的敘事工具。
政策工具箱更滿，政治阻力更小。
話術空間更大，這種組合對地區安全來說不是什么好消息。
中方立場早已攤開說
面對日本政策的硬化，中方的處理方式在信息點里其實很清楚。
底線說得明白，措施做得務實，軍事層面保持警戒，同時強調不靠情緒升級。
在外交層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接連表態。
明確指出日本當政者妄圖介入臺海事務，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挑釁，也是對中日關系的破壞。
并給出嚴厲警告：“如日方膽敢武力介入臺海局勢，將構成侵略行為，中方必將迎頭痛擊！”
這句話夠重，但它的功能不是“情緒輸出”，而是把紅線寫在紙上，讓對方別裝糊涂。
2026年1月27日，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記者會上也把歷史與法理講得很直：“無論在歷史上、法律上，日方都沒有任何資格對中國臺灣置喙。”
他重申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書》等具有充分國際法效力的文件，日本竊取于中國之臺灣必須歸還中國。
這里的邏輯很樸素：你既然在法理上沒有資格，就別試圖用政治口號給自己加戲。
在經濟層面，中方一邊把政治立場說清楚。
一邊把動作落到能看見、摸得著的地方，比如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發布旅游警示，并通過外交渠道持續施壓。
這套做法的特點是“不吵架也能讓人感到疼”，因為它不靠口頭強硬撐場面，而是直接把風險和成本擺到對方企業和地方財政面前。
這些措施之所以會被認真對待，根子在于中日經貿關系不是“可有可無的小買賣”，而是長期嵌在彼此供應鏈里的現實利益。
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對象國和最大進口來源國，中日雙邊貿易額連續多年超過3000億美元。
換句話說，這不是某個行業的一次摩擦，而是一個體量足夠大的市場信號。
一旦預期轉冷，訂單、航線、倉儲、保險、匯率對沖都會跟著緊張。
企業最先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客戶變謹慎、渠道變保守、合同條款變苛刻。
再看旅游警示這類工具，表面上是提醒出行風險，實際影響會沿著消費鏈條一層層傳導。
游客少了，先受影響的是航空與酒店，接著是免稅店、餐飲、交通、地方景區和零售。
對一些依賴入境消費的城市來說，這種變化不需要很久就能在營業額和就業數據里反映出來。
也正因為中日之間的貿易與人員往來規模本來就大。
任何“收緊一點點”的信號，放大到市場端都會變成“明顯的一截”，這就是它被認真對待的原因。
大國博弈，不靠情緒，靠章法。
把它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兩層意思：該說清楚的就說清楚，該做的準備就做到位。
但不會為了逞一時口舌之快，把局面推成誰都收不住的爛攤子。
因此，當日本內閣在春節第二天完成“程序性辭職”，真正讓人警惕的并不是這場儀式，而是儀式背后那臺更順滑的政策機器。
機器一旦朝著更強硬的方向運轉，臺海、東海、經貿與人員往來都會被牽動。
中方把立場亮出來，也把工具擺在桌面上，目的不是升級。
而是讓對方明白：有些線，踩了就要付出成本。
高市內閣的“集體辭職”按程序看是例行動作，按政治結果看更像一次權力加固后的起跑哨。
眾議院三分之二多數讓日本政策更容易提速，而臺灣議題上的強硬表述與彈性敘事，疊加防衛開支上沖，會把地區帶進更不確定的深水區。
中方的立場已經說得很明白，從外交交涉到務實措施，再到海上與戰備動作，底線清晰，手段也講章法。
接下來考驗的不只是日本國內政治的自我約束，更是整個地區能否把分歧關進規則里，而不是放進火藥桶里。
參考信源：日本高市早苗內閣集體辭職 2026-02-18 08:52·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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