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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筆記俠(Notesman)。
責編| 賈寧排版| 沐言
第 9455篇深度好文:3398字 | 11 分鐘閱讀
商業思維
筆記君說:
你好,我是筆記君。
有一本書,2025年初在英文世界出版,迅速引爆全球政界、科技界和經濟學界。最近中信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我連夜讀完,心情復雜。
這本書叫《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仰與西方的未來》。
作者是誰?亞歷山大·卡普,Palantir公司的CEO。
Palantir是一家什么公司?你可能沒聽說過,但它干過的事你肯定知道,幫助美軍定位本·拉登,在俄烏沖突中為烏軍提供情報支持。這是一家深度綁定國防軍工的科技公司,是硅谷里的異類。
為什么說這本書讓硅谷睡不著覺?因為卡普上來就開炮,炮口對準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同行。
“硅谷已經迷失了方向。”這是本書開篇的第一句話。
今天,我想和你聊聊,這本書到底說了什么,以及為什么一個美國科技公司CEO的焦慮,值得我們每個中國人細品。
一、硅谷的迷失:
從造原子彈到做外賣APP
先看一段原文,卡普在書里寫道:
“20世紀40年代,聯邦政府開始支持一系列研究項目,這些項目最終催生了新型藥物、洲際火箭與衛星,以及人工智能的雛形。事實上,硅谷曾經一度是美國軍工生產與國家安全的中心。”
這段歷史,很多人已經忘了。 硅谷的誕生,不是源于幾個大學生在車庫里搗鼓電腦,而是源于國家意志。
二戰期間,美國海軍所有的彈道導彈都產自加州圣克拉拉縣。洛克希德、西屋電氣、福特航天公司,都在硅谷雇傭數千名員工從事武器制造。
那時候的工程師,想的是怎么幫國家打贏戰爭。
現在的工程師呢?卡普毫不留情地批判:
“一代創業者披著高遠與雄心的修辭外衣,他們改變世界的口號因反復使用而失去了生氣,卻常常只是募集巨額資本,雇傭大批優秀工程師,去為現代消費者打造照片分享應用和聊天界面。”
這話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你們天天喊改變世界,改來改去,就改出了個拍照軟件?
卡普用了一個詞,叫“科技逃避主義”。硅谷用優化外賣、社交算法的小創新,回避了住房、教育、國防等領域里存在的真問題。
二、工程思維:
什么叫“解決真問題”
既然批判了,那卡普認為什么是對的?
他提出了一個核心概念:工程思維。
書里對工程思維的定義很精彩,我摘一段: “在卡普眼中,當代硅谷最致命的迷失,是丟失了‘工程思維’的本質,這種思維絕非單純的技術能力,而是一套以‘解決真問題’為核心的價值與方法體系。”
什么叫“解決真問題”?卡普舉了個例子。
美國槍支暴力泛濫,每次發生槍擊案,全國上下就陷入一場無休止的爭論:憲法第二修正案到底對不對?普通人該不該有持槍權?
卡普說,這是在偽命題上爭論不休。
真正的工程思維是什么?是問:怎么有效監管槍支?怎么針對有潛在暴力傾向的人做好預防?
Palantir嘗試與地方警察局合作,把在阿富汗幫助美軍反恐的情報技術,用來解決美國大城市的槍支暴力問題。結果呢?被“進步人士”痛批:警方用情報系統會加強對普通人的監控,從原則上就是不可接受的。
卡普憤怒地寫道:“這種不作為,其實是建立在某種虛偽的道德之上,是對普通人的痛苦視而不見。
真正的工程思維,應如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們所做的那樣:面對納粹核威脅,他們不糾結于‘技術是否道德’的空泛爭論,而是聚焦‘如何造出原子彈以遏制戰爭’的實際目標。”
這段文字,火藥味十足。但背后的哲學思考值得深挖:當“政治正確”阻礙了“解決問題”,我們該站在哪一邊?
三、為什么說“技術中立論”是一種幻覺?
卡普批判的另一個靶子,是“技術中立論”。
書里有一段話,直擊要害:
“作者尖銳批判了‘技術中立論者’,這一代科技創始人與程序員的本能是回避抉擇、拒絕站隊、不得罪任何人;
這些將軟件與人工智能視為人類救贖的精英當然也有信念,但歸根到底,他們的信念只有自己及其創造的技術,對于國家整體使命以及存在意義等這個時代的重大議題,他們則唯恐避之不及。”
這句話的潛臺詞是: 你以為技術是中立的,但算法本身就在做價值判斷。
每一種算法,都內嵌著關于“何為良善生活”的預設。推薦引擎讓人上癮,是因為它被設計成“最大化用戶時長”;社交平臺的算法放大極端言論,是因為“極端=互動=流量”。
更危險的是,這些科技精英一邊用技術重塑社會,一邊拒絕為技術的社會后果負責。他們躲在“技術中立”的盾牌后面,回避那些真正難纏的問題:我們的技術,到底在讓世界變得更好,還是更糟?
卡普的結論很直接:“當美國精英繼續用‘包容一切’來掩飾精神空虛,就會被奪走下一代能源、芯片與武器的制高點。”
四、重建“科技共和國”
“卡普提出‘科技共和國’這個概念,呼吁精神秩序重建,這也是他為當下的美國做出的診斷:科技應成為重新構建共同信仰、共同命運和國家方向的力量。”
聽起來很美好,對吧?
但仔細想想,這里面藏著危險。當科技與國家的結合過于緊密,誰來監督那個結合體?誰來決定什么是“國家使命”?誰來防止“國家使命”被濫用?
卡普自己也很清楚這種危險。他說: “將商業利益與國家使命交織,讓市場所能創造的效率與對公共利益的關注相融合,這種構想令許多人心生不安。但追求純粹同樣需要付出代價。”
“追求純粹需要付出代價”的意思是,你想把科技和政府完全分開可以,但代價就是:政府在關鍵領域失去創新能力,國家在競爭中落敗。
這是一個兩難問題。
卡普的選擇是: 寧可擁抱危險,也不能接受衰落。
五、中國的讀者
為什么要讀這本書
一本書的價值,不僅在于它說了什么,更在于它讓你想了什么。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卡普焦慮的,不正是我們正在擁有,但可能還沒意識到的優勢嗎?
看看他在書里反復強調的幾件事:
第一,國家意志對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他懷念的是范內瓦·布什時代,是曼哈頓計劃,是阿波羅計劃,是那些由國家主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時代。
第二,工程思維對消費主義的超越。他不滿的是硅谷把最聰明的大腦,都送進了消費互聯網的“金色牢籠”。
第三,集體使命對個體虛無的拯救。他焦慮的是年輕人失去了“為什么而戰”的答案。
這三樣東西,我們缺嗎?
不缺。
我們有“兩彈一星”的傳統,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有“科技報國”的文化基因。卡普在書里反復呼喚的東西,恰恰是我們正在做的。
但反過來想,卡普的焦慮,也是對我們的提醒。
他批評硅谷“在偽命題上爭論不休”,我們有沒有“在真問題上繞道走”?
他批評科技精英“回避國家使命”,我們有沒有“把國家使命當成口號”?
他批評“技術中立論”的危險,我們有沒有清醒地認識到:技術從來不是中立的,它要么服務于某種價值觀,要么被某種價值觀塑造?
結語
書的結尾,卡普寫了一段話:“重建一個技術共和國,最終需要復興和重新擁抱一種民族和集體認同感,這種認同感在整個歷史上為人類進步奠定了基礎。”
這話從美國人嘴里說出來,多少有點諷刺,畢竟“民族和集體認同感”,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一直被他們自己搞得體無完膚。
但現在,他們開始反思了。
硅谷的精英們開始意識到:沒有國家,就沒有他們今天的一切。沒有二戰時的國防投資,就沒有硅谷的誕生。沒有冷戰時與蘇聯的競爭,就沒有互聯網的雛形。
國家從來不是科技的“絆腳石”,而是科技最大的“出資人”和“客戶”。
卡普的這本書,是一個信號。
它告訴我們: 全球競爭的邏輯變了。未來不再是公司對公司的競爭,而是“國家科技體系對國家科技體系”的競爭。
誰能把創新轉化為國家能力,誰能把科技嵌入制度優勢,誰就能主導未來世界秩序。
《科技共和國》這本書,值得每個關心中國科技未來的人,認真讀一讀。
畢竟,競爭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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