賠不起就種樹!2019年江蘇男子河邊誘捕2萬多只,判賠600萬無力支付

2019年，江蘇洪澤湖畔一名男子在水邊忙碌數日，竟徒手捕獲超兩萬只野生鳥類。

他原以為能靠這筆“快錢”改善生計，不料等來的卻是一張高達600萬元的生態損害賠償判決書，當場驚得說不出話來。

面對如此巨額數字，他無力支付分文，最終選擇以一種別具深意的方式履行責任——親手種下一片林海。

從“非法獵捕者”到“生態修復人”

現實中常有這樣令人無奈的情形：法院依法判賠生態損失，可當事人經濟能力極其有限，判決難以落地執行，“紙面正義”成了懸而未決的空文。

就在2019年，洪澤湖沿岸發生一起典型案件：羅某攜親屬連續三個月在濕地周邊布網設套，共獵捕黑水雞、夜鷺、灰頭鹀等野生鳥類21387只，非法獲利4.2萬元。

經司法鑒定與專家評估，其行為導致區域生物多樣性嚴重受損，需承擔生態修復費用603.8萬元。對一個常年務農、偶爾打零工維生的家庭而言，這筆款項無異于一座無法翻越的山峰。

但法律尊嚴不容折損，生態環境更不能因執行難而持續失守。當地司法機關創新啟用“勞務代償”機制——當賠償能力不足時，允許以實質性生態勞動替代金錢賠付。

羅某一家領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綠色履約令”：須在洪澤湖國家級濕地公園緩沖區內，自主完成200畝楊樹種植任務，共計栽植4762株，且須全程管護滿10年11個月（即131個月）。

這些樹木未來十年間所固碳釋氧、涵養水源、庇護鳥類的實際生態效益，將被專業機構逐年核算，并用于抵扣其所欠下的603.8萬元生態債務。

這一做法極具示范價值。它不僅實現了懲戒功能，更將修復行動、行為矯正與公眾教育融為一體。羅某的身份，也悄然完成了從“生態掠奪者”到“綠色建設者”的深刻轉變。

他們每日穿梭林間，為幼苗松土、澆水、驅蟲、防病，見證一株株嫩芽破土而出，逐漸長成枝繁葉茂的防護林帶，最終成為候鳥停歇棲息的新家園。

這131個月的堅守，或許比短期監禁更考驗心志，卻也最真實地刻下了敬畏自然的烙印：每一次對生態系統的輕率干預，都需要用漫長歲月與辛勤汗水去彌合。

一時逐利之念，釀成生態重創

回溯至2019年初春，羅某見湖邊水鳥成群、鳴聲不絕，便動了“抓鳥賣錢”的念頭，覺得比耕田收糧來得容易又快捷。

于是召集家人，使用粘網、地籠、彈弓等多種工具，在多個點位反復作業，累計捕獲包括黑水雞、夜鷺、灰頭鹀在內的野生鳥類21387只，銷往外地禽類市場，獲利4.2萬元。

但他未曾意識到，所捕鳥類中絕大多數已被列入國家《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簡稱“三有”名錄），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嚴格保護。

“三有”動物雖未達國家重點保護級別，卻是維系區域生態平衡的關鍵物種，其種群穩定性直接關系到濕地食物鏈完整性和生態系統韌性。

近年來我國持續強化生物多樣性保護力度，2023年新版“三有”名錄正式發布，新增物種706種，總數達1924種，覆蓋范圍與保護強度顯著提升。

羅某所涉鳥類幾乎全部納入該名錄，其中灰頭鹀雖尚未正式列入，但其種群數量已呈明顯下降趨勢，野外個體承受高強度捕獵的能力極低。

他僅憑4.2萬元非法所得，造成的生態價值折損卻被權威機構核定為603.8萬元——該數據綜合考量了鳥類控蟲抑草、種子傳播、營養循環等生態服務功能，以及后續種群重建所需的人力、技術與時間成本。

濕地堪稱地球之腎，單位面積生態產出極高：每公頃洪澤湖濕地年均生態服務價值達1.4萬美元，是熱帶雨林的3.2倍。羅某一季濫捕，破壞的不只是數萬只生命個體，更是整片水域生態網絡的重要節點。

洪澤湖——一顆亟待療愈的生態明珠

案發地洪澤湖濕地，是江蘇省唯一入選國家重要濕地名錄的區域，也是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飛通道上的核心驛站，素有“東方觀鳥勝地”之稱。

這片總面積約15萬畝的天然濕地，孕育著青頭潛鴨、東方白鸛、震旦鴉雀等數十種珍稀瀕危鳥類，是名副其實的“鳥類基因庫”。

然而早年間，高密度圍網養殖、農業面源污染、非法采砂等活動曾使濕地退化嚴重，水體富營養化加劇，底棲生物銳減，鳥類棲息環境急劇惡化。

自2020年起，地方政府啟動為期十年的“十年禁漁”專項行動，累計投入財政資金逾32億元，系統推進“退圩還湖”“退漁還濕”“生態清淤”等工程，并引導近3800名漁民轉型從事生態管護、文旅服務及有機農業。

成效顯著：湖區水質由劣Ⅴ類穩步提升至Ⅲ類標準；記錄到的野生動物種類增至1361種；鳥類種類由142種躍升至247種，種群總量突破83萬只；多年未見的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白尾海雕亦重返湖區筑巢繁殖。

如今，湖區已布設高清紅外相機217臺、無人機巡護航線19條，構建起“空天地一體化”智能監測體系。

羅某等人恰恰是在這片剛剛喘過氣、正奮力復蘇的生態熱土上，再次劃開了一道深深的傷口。

因此，安排他們在該區域開展植樹修復，既是對自身違法行為的精準補償，更深度融入了洪澤湖整體生態修復戰略，賦予個案以全局性治理意義。

“勞務代償”正在全國鋪開

羅某案并非孤例，而是中國生態文明法治進程中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實踐探索，標志著“恢復性司法理念”正加速落地生根。

類似案例已在多地開花：新疆阿勒泰地區推行“生態修復+社區矯正”雙軌模式；湖南岳陽要求非法電魚人員參與長江岸線垃圾清理與禁捕宣傳；浙江安吉試點“增殖放流+公益宣講”組合修復路徑……“勞務代償”已逐步成為環境資源案件中的常態化替代執行方式。

其底層邏輯清晰有力：生態環境具備明確經濟與非經濟價值，任何破壞行為都必須擔責；若當事人確無賠償能力，則可通過可量化、可持續、可監督的生態勞動予以彌補。

此類方案均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232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等法律依據支撐，且由檢察機關全程跟蹤評估，確保執行實效，杜絕“以勞代罰”淪為變相免責。

欠下的賬，終歸要一筆筆還清

羅某的經歷令人唏噓：為區區4.2萬元非法所得，背負603.8萬元生態債務，還需傾注131個月光陰、揮灑數千小時勞作，親手栽種并守護4762棵樹苗。

無知疊加短視，足以撕裂生態系統的脆弱防線；而重建信任、修復傷痕，卻需要超乎想象的時間成本與精神投入。

當我們呼吸清新空氣、暢飲潔凈湖水、欣賞翩躚鳥影之時，是否想過這一切并非理所當然？日常中隨手丟棄塑料袋、食用來源不明野味、過度使用一次性用品、忽視垃圾分類……這些看似微小的選擇，是否也在悄然累積屬于我們自己的“生態負債”？

羅某的故事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每個普通人與自然之間的契約關系：對生態的每一次輕慢，終將以某種形式償還。那么，在你我觸手可及的生活場景里，又能做些什么，避免成為下一個站在被告席上的“生態欠債人”？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就藏在明天清晨你選擇步行上班、自帶水杯、拒絕野生動物制品的那個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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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大河報 2024-12-19——父子倆非法狩獵被判賠600多萬卻無力償還！法院：種樹200畝管護10年替代“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