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神父“自停”圣職：與教區協商一致，暫別祭臺…

近日，意大利萊科省（Lecco）瓦萊塔布里安扎（Valletta Brianza）和圣瑪麗亞奧埃（Santa Maria Hoè）地區35歲的加布里埃萊·格羅薩（Don Gabriele Gerosa）副本堂神父，決定暫停其司鐸職務的履行。這一決定已獲得其直屬上級主教的同意，并已向堂區信眾正式公布。

據當地教會方面介紹，格羅薩神父的這一決定并非倉促之舉，而是在與教區充分溝通、協商一致后作出。面對信眾的關切詢問，格羅薩神父本人僅以“個人原因”作出簡要說明。與近期一些類似事件不同，此事并未引發公開爭議或媒體炒作，他選擇以相對低調的方式暫別牧靈崗位。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暫停了堂區的日常教務工作，格羅薩神父仍將繼續從事宗教教育工作，這也將成為他目前唯一合法的收入來源。

對當地信眾而言，這一消息無疑令人感到震動。負責向堂區宣布這一決定的，是圣安東尼奧·阿巴特（Sant’Antonio Abate）牧靈團體的負責人加布里埃萊·拉扎拉（Don Gabriele Lazzara）神父。他在上周日的主日彌撒中，以簡短而克制的方式向全體教民通報了相關情況。

多位教民表示，格羅薩神父在當地一直頗受愛戴，尤其深得年輕人歡迎。他性格隨和、樂于傾聽，同時還是一名熱衷體育活動的司鐸，這使他能夠自然地融入青年群體。他的突然離開，讓許多早已習慣在祭臺和堂區活動中看到他身影的信眾感到措手不及。

從個人經歷來看，格羅薩神父的人生軌跡在當代意大利司鐸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時也帶有鮮明的個人背景。他出生于蒙扎和布里安扎省的韋達諾阿爾蘭布羅（Vedano al Lambro）。在26歲進入修院之前，他曾是一名法律專業的大學本科生。經過較長時間的圣召分辨與培育，他于2023年6月10日晉鐸，正式成為司鐸。目前所擔任的堂區職務，正是他晉鐸后的首個牧靈任命，至今不過兩年。

格羅薩神父的個案并非孤立現象，也再次引發了意大利教會內部關于司鐸圣召穩定性的討論。就在數周前，被媒體稱為“網紅神父”的阿爾貝托·拉瓦尼亞尼（Don Alberto Ravagnani）亦以“個人原因”為由選擇離開司鐸職務，并通過社交媒體公開說明，由此引發了廣泛社會關注。據其本人披露，他已致信教宗，請求免除圣職，并坦言獨身生活帶來的現實壓力：“我渴望建立家庭，成為父親。”

事實上，早在2012年，該牧靈團體的另一位司鐸馬里奧·邦凡蒂（Don Mario Bonfanti）也曾離開司鐸職分，隨后公開了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并最終加入了其他基督教派。

此外，該堂區歷史上還曾服務過一位頗具爭議的人物——以公開反對北方聯盟和貝盧斯科尼而知名的“抗議神父”喬治·德卡皮塔尼（Don Giorgio De Capitani）。他最終因持續以激烈言辭批評教會權威與政治人物，而被解除牧職。

若將這些個案置于更長時段的歷史背景中觀察，其意義更為凸顯。根據梵蒂岡電臺的歷史資料，自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結束后的約二十年間（1965—1985），全球范圍內約有7萬至8萬名司鐸離開職務，其中僅意大利就約有8000人。當時的研究普遍認為，這一“司鐸危機”成因復雜，既包括司鐸社會角色的變化、對教會圣統制的不同理解，也涉及人性情感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以及部分人對自身被視為“特權階層”的排斥感。

進入21世紀，這種結構性挑戰并未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持續顯現。近年來，意大利司鐸因各種原因離開牧職崗位的消息屢見報端。2025年1月，伊斯基亞島（Ischia）的安東尼奧·斯卡拉（Don Antonio Scala）神父因與一名已婚教區居民發展情感關系，辭去了所有教會職務，并公開表示：“這是上帝賜予的生命經驗，我們無法自欺。”同年9月，擁有數萬名追隨者的“網紅神父”萊昂納多·瑪麗亞·蓬佩伊（Leonardo Maria Pompei），因拒絕遵守主教命令，持續在社交媒體直播并公開反對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禮儀改革，最終被拉蒂納教區處以“中止圣職”的紀律處分。

與此同時，意大利教會正面臨更為嚴峻的“圣召荒”。教宗方濟各在2024年5月的一次公開接見中，曾明確表達對“意大利圣召嚴重不足”的憂慮。相關統計顯示，過去半個世紀內，意大利修生人數已減少逾半：1970年尚有6337人，而到2019年僅剩2103人。為緩解這一趨勢，越來越多教區開始接納來自非洲和南美洲的外籍司鐸，以維持堂區的基本牧靈運作。

2024年4月，方濟各甚至決定，未來不再為包括佛羅倫薩、都靈、米蘭在內的多個重要意大利教區自動授予樞機主教銜，而是更傾向于提拔具有基層牧靈經驗、甚至長期從事海外傳教工作的司鐸出任主教。這一取向，被普遍解讀為教會治理結構正在經歷一場深層調整。

回到格羅薩神父本人，他此次選擇“自停”雖令當地信眾感到惋惜，卻也可能是意大利教會現代轉型過程中難以回避的陣痛之一。截至目前，有關他未來的具體安排尚未對外公布。按照教會現行規范，“自停”通常被視為一種臨時狀態，旨在為當事司鐸提供反思與再分辨的空間。在此期間，他仍保留宗教教師身份，這也表明他并未完全脫離信仰與教會團體的生活。

從神學層面看，在圣秩圣事的理解中，司鐸被視為“另一基督”，其存在論意義上的身份改變具有不可逆性。然而，這一“另一基督”始終生活在具體而有限的人性之中。“圣事性身份”與“經驗性自我”之間的張力，構成了每一位司鐸最根本、也最脆弱的個人處境。這種張力的真實重量，往往超出外界的想象。

教會歷史中，確實存在一些極端而沉默的結局——那些因無法在這兩者之間找到棲身之所、最終選擇結束生命的司鐸。這一事實鮮少被公開談及，卻始終潛伏在歷史的陰影之中。

如果我們承認道成肉身的基督曾真實經歷人性的全部，就不能否認，這份人性經驗本身亦具有其神圣性。理解司鐸，并非將其神化，也不是將其貶損，而是既看見祭臺上的人，也看見祭臺之后的人。

或許，唯有當教會能夠以同樣的慈悲與現實感，去接納司鐸們所共同承受的“普遍個人處境”時，那些關于圣召、獨身制與生活方式的沉重討論，才不再只是立場之爭，而能逐漸轉化為真正的相遇與同行。

來源：意歐視點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