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出怪現象：為什么越來越多老人退休后，不愿再帶孫子了？

清晨的公園里，劉阿姨輕搖折扇走向太極拳友，她的退休金足以讓生活寬裕，但她婉拒了女兒帶孫的請求，選擇把退休生活留給自己。

61歲的盧奶奶在加入舞蹈隊后，曾受邀上過央視，每天忙碌于排練和與老姐妹們喝茶。當兒子請她幫忙照看2歲的孫子時，她卻明確拒絕了：“帶孫太累了，我一怕帶不動，二怕帶不好。人老了應該享受自己的生活。”

在當下的中國城市，特別是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像劉阿姨和盧奶奶這樣的“新老人”群體正在悄然壯大。

“新老人”興起

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為1962年至1975年出生的人群，他們構成了“新老人”的主體。

這些人大多在改革開放后進入職場，退休后有穩定的退休金，沒有房貸等經濟壓力，生活相對寬裕。據統計，全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過2.9億。

這些“新老人”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實。他們積極適應數字化時代，大部分表示自己很忙。

這一群體中，超過半數受訪者每天忙于在線交流，還有超過20%的老人忙于上網學習，平均每天在線時長約2小時。他們參加老年大學課程，加入書畫協會展覽活動，組織老同事聚會，定期結伴旅游。

不愿再當“免費家政工”

一位從陜西農村趕赴西安的50多歲老漂族在因瑣事和兒媳婦爭吵后，負氣返回老家，留下一句話：“我下次來，如果你還甩臉子，不知道感恩，我就沒有義務帶孩子。”

老漂族是指從外地來到子女所在城市，幫子女看孩子、做家務的老人。據2015年國家衛計委調查數據顯示，老年流動人口中有43%是照顧晚輩生活的老人。按此比例推算，中國的老漂族數量相當可觀。

這些老人放棄家鄉生活來到陌生的城市，不僅需要適應新的家庭生活，還需要學會使用現代家電、搭乘地鐵、使用地圖導航。

一位在陜西合陽農村調研的老人甚至用“坐牢”來形容自己的老漂生活：抽煙要去樓下抽，看電視需要調低音量，早上醒來后只能在臥室等待子女醒來再出臥室門。

農村老人的新選擇

有研究發現，農村老年人領取養老金后，照顧孫輩的概率會降低約15.7%，且這一負向作用在女性老年人和孫輩數量更多的老年人中更為明顯。

研究還發現，領取養老金并不會對已經在照顧孫輩的老人所投入的時間產生影響，這是因為照顧孩子的時間安排往往由被照方決定。一旦開始，祖輩就很難退出，因為涉及家庭尋找替代性的兒童照料方式，退出的成本很高。

農村老人領取養老金后減少隔代撫養的原因，是因為養老金弱化了代際之間的聯系。

領取養老金不僅減少了老年人與子女同居的可能性，還會對子女的經濟支持產生顯著的“擠出效應”。

隔代撫養：健康負擔與責任焦慮

華東一家醫院接診的63歲劉阿姨，因帶孫引發的中度抑郁令人關注。她每天需要時刻盯著孩子，精神高度緊張，給孫女做的飯菜被女兒認為不夠營養，照顧孩子的方式也常常遭到質疑。

長期的高壓和緊張情緒使劉阿姨身體出現了問題。三個月后，她突然出現了不明原因的胸悶氣短、頭痛、腰酸背痛等癥狀。

帶娃的老人不僅承受身體勞累，更需面對隔代育兒觀念差異帶來的心理壓力。老年人照顧孫輩時，往往按照自己的經驗行事，而年輕父母則追求精細化和科學化育兒。

例如，一位年輕媽媽多次強調不能給孩子看手機，但婆婆總是口頭答應，實際上卻不做任何改變。一位老漂族也抱怨，兒媳婦要求頻繁給孩子換衣服洗衣服，她卻認為這樣既費水又傷衣料。

社會系統的失衡與兩代人的困境

復旦大學教授沈奕斐在研究中指出，在城市雙職工家庭中，祖父母幾乎承擔了所有家務，配合兒子、兒媳及孫輩的生活工作安排，隱藏自己的喜好，壓抑自己的需求，扮演著完美“妻子”的角色。

小麥夫婦都是85后，在上海生活，是第一代獨生子女，也是“421”家庭結構中的夾心層。

小麥生了二胎后，夫妻生活更加忙碌。他們發現，請育兒嫂每月需要7000—10000元，早教中心費用一年高達10萬元，這些費用對他們來說難以承擔。

農業社會的兒童撫育符合自然生長邏輯，但到了工業社會，兒童撫育的目標、標準和內容都發生了變化。城市“精細育兒”成為趨勢，有家庭為孩子準備了專門的廚具消殺設備，孩子還有單獨的洗衣機，所有衣物都要消毒殺菌。

這種養育方式大大增加了家庭的時間、經濟和精力投入。

無論是城市社區里的“新老人”拒絕帶孫的堅定，還是農村老人領取養老金后逐漸減少隔代撫養的趨勢，都折射出中國家庭和社會結構的深層變化。

鄭州一位家長說，在整個家庭養育生活中體驗不到幸福感，覺得“養育孩子成了一個全周期的重擔，從出生到送孩子上大學，甚至還要幫下一代帶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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