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弗·薩克斯的“人設”真的塌了嗎？

我在愛上醫學之前，先愛上了文學。讀醫學院時，我常常覺得教材讓我提不起興趣。那些醫學術語冷冰冰的，仿佛抓不住那些足以改寫一個人一生與身份的深重疾病的真正意義。我一度覺得，自己像是晚生了一百年：我渴望的故事不在當代教材中，而是在那些過時的病例報告里，在18世紀和19世紀對疾病的描述中——那些文字講述我正在學習的疾病，如何塑造某一個具體病人的人生。

這些報告充滿了鮮活而具體的細節：一個人視力喪失后，如何影響他的高爾夫球技或吸煙習慣，他的工作或愛情生活。它們全都是悲劇：每一篇都以尸檢告終。醫生解剖病人的大腦，試圖精確找出問題所在，一點點逼近對“靈魂地理”的理解。為了寫下這些病例研究，神經科醫生等待活著的病人死亡，等待他們的大腦。他們剝奪了病人決定自己遺體命運的權利——剝奪了他們為自己故事寫下結局的能力——而這些病人早已因疾病失去了行動能力與自主權。

在這些病例中，有一篇來自莫斯科北部一所令人望而生畏的州立醫院：故事的主角是一位19世紀的俄羅斯記者，文中只稱他為“學者”。這位記者因常以白蘭地緩解寫作瓶頸，患上了一種酒精性癡呆，并發展出嚴重的失憶癥。他不記得自己身在何處，也不記得原因。他能贏下一局跳棋，卻在游戲結束的瞬間忘記自己剛剛下過棋。為了填補失去的記憶，他的想象力編織出精巧的敘事。他堅信自己寫過一篇文章，事實上在生病前他甚至還未真正構思完成；他會描述前一天去過一個遙遠的地方，實際上那時他虛弱到連床都下不了；他還堅持認為自己的一些財物——存放在醫院保險柜里——被人精心策劃盜走。

自從第一次讀到這位記者的故事以來，我已成為一名神經科醫生，熟悉那些用來描述他癥狀的醫學術語：虛構記憶（confabulation），即用一個對講述者而言完全真實的故事來填補記憶的空白。虛構記憶可以荒誕離奇，也可以平淡無奇；可以基于真實記憶，也可以出自想象。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核心特征：講述者會把自己的故事當成真相。虛構記憶并不是有意識的謊言，而是一種無意識的修補。

神經科醫生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于2015年去世，他或許是記錄虛構記憶等癥狀最多產的作者。他在書頁間詳盡描寫病人的創傷與失明。我第一次讀薩克斯，是在大學學習認知科學時；后來在神經科住院醫師階段，我再次閱讀他的作品，那時我已沉浸在受損大腦的怪異與奇妙之中。在《Awakenings》的前言中——這本書講述了20世紀20年代“昏睡病”疫情幸存者的故事，他們雖然活著，卻遲鈍而長期失去行動能力——薩克斯寫道，這本書之所以可能完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執業的布朗克斯醫院。他稱那里為“一家慢性病醫院，一所收容所”，他的病人在那里居住了數十年。

薩克斯見證了“幾乎不為公眾所知，甚至對許多同事而言也難以想象的情境”。在我第一次讀《睡人》（Awakenings）多年之后，我寫下了自己的書《電流般的大腦 》（The Mind Electric）。這本書部分源自我在波士頓一所城市安全網醫院的經歷，我如今在那里從事神經科工作。我敬佩薩克斯，因為他能在別人未曾想到的地方找到靈感，因為他把目光投向那些長期被忽視的邊緣故事。我也希望能做到這一點。

在薩克斯1985年的作品《錯把妻子當帽子》（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一本醫學故事集——的章節中，有一篇題為《身份碎片》（A Matter of Identity）的病例研究。它講述的是威廉·湯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故事，一位曾經的雜貨店老板，因長期酗酒而患上某種形式的癡呆。薩克斯寫道，湯普森不記得自己住在醫院里。當薩克斯穿著白色醫生袍探望他時，湯普森會把他想象成自己熟食店的顧客，接著又認成猶太肉鋪的老板，隨后是舊日的賭友，最后又成了美孚加油站的修理工。薩克斯寫道，湯普森陷入了一種“敘事狂熱……他必須尋找意義、創造意義，以一種近乎絕望的方式，不斷發明，不斷在意義的深淵之上架起橋梁，因為在他腳下始終張開的是無意義的混亂。”

在去年12月發表于《紐約客》的一篇文章中，記者瑞秋·阿維夫（Rachel Aviv）剖析了薩克斯自身對意義的執著追尋。她報道了尚未出版的日記，暗示薩克斯曾編造病人的敘事，有時甚至把自己的人生經歷注入病人的故事之中。在《睡人》中，薩克斯寫道，他的病人倫納德（Leonard）把自己僵硬的身體比作萊納·瑪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詩中籠中的黑豹。但事實上，從薩克斯的書信和筆記來看，真正認同那首詩的人是薩克斯自己。他曾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寫第一本書《偏頭痛》（Migraine）的經歷讓他感覺自己像“里爾克筆下那只籠中黑豹，麻木、瀕死，被困在鐵欄之后”。在《錯把妻子當帽子》的一章中，薩克斯寫到一位他稱為麗貝卡（Rebecca）的女性。盡管她有認知障礙，但在祖母去世后似乎綻放出新的生命力。書中寫道，她加入了一個戲劇團體，從悲傷中走出，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然而薩克斯的日記——其中記錄了他與麗貝卡的談話——顯示現實更加混亂：麗貝卡并未加入戲劇團體，反而沉溺于悲傷之中，甚至對薩克斯說，她希望自己從未出生。

從阿維夫這篇深入報道的作品中浮現出的，并不是有意識的欺騙，而是虛構記憶的強大吸引力，一種被誤認為真相的整潔敘事。阿維夫引用了薩克斯寫給兄弟馬庫斯（Marcus）的一封信，信中附有《錯把妻子當帽子》一書。薩克斯在信里稱這本書是一組“童話故事”，并解釋說：“這些奇特的敘事——一半是報告，一半是想象，一半是科學，一半是寓言，卻有它們自身的忠實性——本質上，是我用來驅散我內心的無聊、孤獨與絕望之魔。”事實上，薩克斯寫道，馬庫斯或許會稱它們為“虛構記憶”。

科學長期以來都有一個傳統：把像虛構記憶這樣的神經系統損傷當作一扇窗口，借此窺見當大腦完好時復雜的運作方式。通過研究失去語言能力的人，我們理解了交流的生物學基礎；通過研究失明者，我們理解了人類感知的根基；通過研究癱瘓患者，我們理解了產生運動的神經通路。即使是看似最晦澀的神經損傷，也揭示著我們大腦的普遍特征。

對于湯普森和那位患有失憶癥的19世紀俄羅斯記者而言，虛構記憶在記憶斷裂之處架起橋梁，在記憶失效時挺身而出。而對薩克斯來說——他直到80多歲才公開自己的性取向——阿維夫認為，虛構記憶發揮了另一種更為令人唏噓的作用：他的故事為那些被迫壓抑的自我身份部分提供了一個安放之處。在日記中，薩克斯寫道，他賦予書中病人“我自己的一些力量，也包括我的一些幻想”。他把自己的內心獨白、欲望，以及對自身不安的投射，都交給了病人。“我寫下的是象征性的自己版本，”他寫道。

我一直最喜歡薩克斯寫他自己的時候，而不是寫病人的癥狀。他早期對精神活性藥物（psychotropics）的實驗記錄在《幻覺》（Hallucinations）一書中；他自身視覺先兆的癥狀寫在《偏頭痛》里；他對自己身體的疏離感則寫在《單腿站立》（A Leg to Stand On）中——那是他在挪威登山時撕裂股四頭肌后所經歷的故事。盡管接受了修復肌肉的手術，他卻依然無法移動那條腿。薩克斯形容那條腿“像個異物”，仿佛是自己的一部分，卻無法與之建立聯系。

在去世前四年，薩克斯在《看得見的盲人》（The Mind’s Eye）中書寫自己的身體。他一邊回顧童年時期的眼癌——這種癌癥最終奪走了他的生命——一邊講述其他藝術家和科學家的故事，那些人以某種關鍵的方式失去了“看見”的能力。在一章極為私人的章節《臉盲》（Face-Blind）中，薩克斯揭示了自己的“失明”，即面孔失認癥（prosopagnosia），連最親密熟悉的面孔都無法辨認。薩克斯回憶說，自己曾在離開心理治療預約五分鐘后就認不出治療師；在生日聚會上，他請求朋友佩戴名牌。有時，他甚至會對鏡中的自己道歉，因為無法認出那張臉。盡管如此，他直到晚年才意識到自己患有面孔失認癥。當他數十年后首次前往澳大利亞探望兄弟時，才在兄弟同樣的面孔失認中認出了自己的缺陷。

薩克斯對大腦如何掩蓋自身傷痕知之甚多，卻始終未能承認自己的傷口。

薩克斯的天才之處，在于他堅持把人而不是疾病放在中心，把故事而不是術語放在前面。他的病人會想辦法修補自己的現實，而不是屈服于疾病。作為《錯把妻子當帽子》的題詞，薩克斯沒有引用科學文獻，而是選擇了一句近似寓言的話：“談論疾病，是一種《一千零一夜》式的娛樂。”這句話出自19世紀內科醫生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之口——他創立的那家醫院，正是一個世紀后我接受訓練的地方。

我小時候很喜歡《一千零一夜》，因為它充滿奇幻色彩。我讀到哈里發與巫師，讀到由火焰誕生的精靈jinn，讀到棲居著人魚的海洋。《一千零一夜》是一部奇異而多變的文本，如同不斷變形的俄羅斯套娃，故事中套著故事，幾個世紀、跨越大陸，不斷被添加、刪減、變異。所有這些寓言，都被一個更大的故事框住：山魯佐德（Scheherazade）的故事。她是一個殘暴國王的新娘——這個國王每晚迎娶一位新妻，卻在第二天黎明將其斬首。新婚之夜，聰慧機敏的山魯佐德請求在臨別前向心愛的妹妹敦亞札德（Dunyazad）道別。于是，在國王醒著傾聽之時，她為妹妹編織起一個精彩的睡前故事。天亮時，故事尚未講完。渴望知道結局的國王，于是多留她一夜。第二夜、第三夜、接下來的每一夜，山魯佐德不斷編織無窮無盡的故事，總在懸念處戛然而止，只為保住性命。從山魯佐德那里，我學會了故事如何讓人活下去。但故事也可能誤導人。

讀醫學院時，在翻閱那些古老病例報告時，我曾懷疑，作家是否特別容易陷入虛構記憶，因為他們天生傾向于尋找連貫的情節。成為醫生之后，我更常思考，醫生是否更容易出現虛構記憶。醫學生被教導去想象一種二元對立：醫生與病人，科學與信仰，客觀真理與主觀陳述，我們與他們。每天早晨的查房，是一場反復講述與重述病人故事的練習，我們用白大褂賦予的“客觀性”為這些敘述披上外衣，以解釋疾病。然而，查房時講述的故事，與失憶患者的敘述一樣，也容易包含虛假的真實。它們會在無意識中，被我們的先入之見、我們的群體、我們自身的敘事所塑造。例如，一位女性的疼痛可能被重新詮釋為焦慮；而因酗酒導致的維生素缺乏，可能被視為“罪有應得”的懲罰。

作為醫生，我同樣在講述故事。我渴望連貫，而不是醫學與身體常常呈現的混亂與不確定。在醫學中，我們裁決哪些故事重要，哪些無關緊要；哪些是真實，哪些是虛假。仿佛我們無所不知，而不是帶著主觀性的普通人；仿佛專業訓練能把人性與個人經驗從實踐中切除。無論是在寫作中，還是在醫療實踐中，我都提醒自己，必須為不確定性留下空間，為那些我永遠無法真正了解的部分——關于他人的身體，關于他們的故事——留下空間。

我愛薩克斯，是因為他毫不退縮地見證疾病的復雜性；當我讀到他有時把自己的故事置于病人現實之上時，我感到痛心。醫院既是毀滅之地，也是奇跡之所；既有心碎，也有驚奇。那里承載的敘事既令人著迷，又凌亂不堪。薩克斯比任何作家都更清楚這一點。因此，盡管他身上的脆弱如此深刻而普遍地屬于人類，我仍難以理解他為何要在書頁上進行虛構記憶，而那未經修飾的真相，本可以更具力量。

然而，阿維夫的文章也帶來一個令人不安的啟示，它超越了對薩克斯寫作的討論：不僅僅是薩克斯會修訂現實，而是我們每個人都會。虛構記憶之所以強大，正因為它悄然潛入意識之下，甚至逃過最敏銳觀察者的注意。身處一個混亂的世界，被無數景象、聲音與感受淹沒，我們的大腦本能地尋找敘事秩序，用故事去解釋那些我們無法理解、也讓我們恐懼的事物。我們每個人都會用敘事填補空白，常常把一個整潔故事帶來的滿足感誤認為真相。盡管薩克斯有種種缺陷，也許正因為如此，他依然照亮了人類處境中的脆弱。

作者：Pria Anand

譯者：EY

原文：https://nautil.us/the-confabulations-of-oliver-sacks-1262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