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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至
1956年,中國作家協會經有關部門同意,決定創辦《詩刊》雜志。在組稿過程中,大家都希望能夠在創刊號上,能夠發表毛主席的詩作。
具體想法是:當時、在民間,有大量的非正式發表的毛主席詩詞在流傳,《詩刊》編輯部陸續收集到八首詩詞,想請主席訂正,并希望主席能夠同意、將這些詩詞正式發表。
可是,想來想去,大家都覺得這事不大容易做到:主席太忙了,大家又跟主席不熟。《詩刊》副主編的徐遲說,要想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大家一起來動腦筋,想出一句話,告訴毛主席;這句話必須是讓他一聽就可以立即答允給我們他的詩詞的。只要想出這一句話,只許一句話!
要想用一句話來打動深通文字的主席?太難,甚至不可能!徐遲這樣說,大家以為是笑談,并沒有當真。可有一位詩人并沒有將此作為笑談,而認認真真開始想這樣一句話,他就是詩人馮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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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可昆、馮至夫婦
馮至當時是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詩刊》的積極參與者,也是主張發表毛澤東詩詞的倡導者。當年11月,徐遲和馮至閑聊時,又說起此事;突然間,馮至突然冒出一句話來,徐遲一聽立即跳了起來,大叫:“就是這句!”
馮至的這句話便是:“我們請求您幫我們辦好這個詩人們自己的刊物……”回到編輯部,徐遲以馮至的這句話為骨干,寫了一封致主席的既親切真摯,又強烈表達意愿的征求詩稿信函。
不久后,毛主席的的一封信和詩詞稿,呈現在眼前。《詩刊》寄去的八首詩詞,主席認真作了校訂,此外,他還將各個時期的詩詞作品,添加了十首;這樣,數量就成了十八首。
馮至,原名馮承植,家族為天津著名鹽商,鹽引(食鹽售賣證照)在直隸涿州,故1905年9月17日出生于直隸涿州。
1921年暑假考入北京大學,1923年加入林如稷的文學團體淺草社;1925年和楊晦、陳翔鶴、陳煒謨等成立沉鐘社,出版《沉鐘》周刊,《半月刊》和《沉鐘叢刊》;1930年留學德國先后就讀柏林大學、海德堡大學,1935年獲得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35年9月回國,1936年至1939年任教于同濟大學;1939至1946年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1946年7月至1964年執教于北京大學西語系。1964年9月,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
馮至是一個翻譯家、作家、詩人、文學研究家。作為詩人,他被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極力褒揚,稱之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作為中國文學研究家,他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醞釀、五十年代初發表的《杜甫傳》,已經推出即受到各界好評和專家的肯定,連毛主席也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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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馮至、朱自清、陳康、徐梵、朱偰、滕固、蔣復璁
胡喬木對馮至說起過毛主席喜歡《杜甫傳》。從《杜甫傳》在《新觀察》上連載發表時,毛主席就讀了。有一次,主席曾握住馮至的手,說他寫《杜甫傳》是“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據說,有次《新觀察》的編輯林元問毛澤東:“最近對《新觀察》有什么意見?”毛主席說:“自從《杜甫傳》登完了之后,我也就不怎么看了。”
馮先生晚年常對人說起他一生的兩個“心病”,其中之一是1958年寫過批判艾青的文章。馮至去世前不久,曾拄著拐杖去病房看望同住協和的艾青;艾青看見馮至步履維艱地走來,感動得伸出大拇指向馮至致敬,馮至也伸出大拇指以示回敬。于是,兩位老詩人,前嫌頓釋。
1993年2月22日,馮至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值其忌日,愿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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