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朱維錚

朱維錚的大名，我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讀大學時就知道了，因為當時歷史系學生學習《中國歷史文選》,使用的教材就是周予同主編的，而剛剛大學畢業的朱維錚則是他編輯這部教材的主要助手，并且名字也出現在該教材的序言中。據我對數種《中國歷史文選》教材的了解和比較，我認為，他們二人編輯的這部教材，至今仍是此類教材中最好的，其選材的適當，注釋的精審，文獻信息的豐厚，還沒有哪一部教材能夠超過。

與朱維錚見面已經是20世紀80年代初了。當時山東大學歷史系的項觀奇老師正給學生講授《歷史科學概論》,他請自己母校的老師朱維錚來山大作學術報告，住在濟南軍區第二招待所，我前去拜訪，相談甚歡。我送了一本我的《梁啟超傳》請他指教，他說他已經讀過，同時說了一些鼓勵的話，并回贈了一本他與姜義華先生共同注釋的《章太炎選集》。記得那次我談到了上海的湯志鈞先生，我認為周予同先生去世后，他的經學研究在中國就是較高水平的了，因為不久前湯先生也來山大作關于經學的學術報告，我聽了很是佩服。不料朱對湯嗤之以鼻，說了一些很不敬的話，還透露了湯在“文革”中對周先生的種種“惡行”。我明白他們之間可能有些個人恩怨，就用別的話岔開了。朱的學術報告我聽了幾次，他的學識，尤其是對先秦文獻熟悉的程度，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來，大概是80年代后期，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我與朱先生又見面了，那時，山東電視臺拍攝的16集電視劇《孔子》正在全國播映。此劇正式播映前，曾在北京和上海邀請部分專家學者看樣片、提意見。據反饋回來的信息，北京學者肯定較多，上海專家則否定較多，而上海專家提否定意見最多的就是蔡尚思和朱維錚兩先生。我想這不奇怪，因為他們一直對孔子持否定態度，而電視劇基本上是將孔子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來正面描繪的。山東電視臺在播映前，也曾邀集安作璋、徐洪修、李啟謙等山東史學和文學界的學者觀片座談，我也有幸參加了。我們認為雖然該電視劇有些缺點和不足，但基本值得肯定，因為它塑造的孔子比較準確地再現了《論語》《左傳》和《史記》等文獻中記載的傳主的思想和事跡，沒有當今不少歷史劇的想當然的“戲說”,比較接近歷史真實。這次與朱在他的房間聊天，說到電視劇《孔子》,朱立即正色道：“你們山東人精心塑造了一個假孔子!我和蔡尚思先生都是這種意見。就說在電視劇中出現的自然環境吧，不少時候都是灰黃的田野，那個時代，山東、河南、安徽這些孔子到過的地方，還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怎么能都是灰黃的田野呢?”接著又講了一些“違反歷史真實”的地方，最后的結論是，該片出現的孔子是一個遠離歷史真實的“假孔子”。對于朱先生的高論，套用一句“謙詞”,我實在不敢茍同，就委婉地說，該片播映前，我也看過，覺得基本符合歷史真實。我認為，自孔子死后，無論是出現在學者筆下的孔子和他的思想，還是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孔子形象，都是經過學者和作家的思考復原的孔子，無論多么接近歷史真實，與真實的孔子都有距離。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后世文獻中記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文學藝術作品中的孔子，假的成分更多。就是你朱先生和蔡先生筆下的孔子，也只能是假孔子。但從另一方面講，學者和作家從主觀上都希望通過自己理性的思考恢復孔子的本來面目，他們筆下的孔子又能或多或少地接近真實的孔子。朱先生對我的話很不以為然，他仍然堅持他理解的孔子是真的，別人的都是假的。我們兩人只能友好地“存異”了。

90年代初，我指導的碩士生項揚報考朱先生的博士生，我事前致他一信，請他關照。主要由于項揚在業務上比較優秀，她被順利地錄取了。項揚當年寒假回濟南，與我談起在朱先生那里學習的情況，大嘆苦經，說朱先生對學生的要求嚴格到苛刻的程度，每次上他的課，大家都是戰戰兢兢，唯恐被突然提問答不上來，少不了一頓劈頭蓋臉的批評。我勸項揚努力適應，無非是加倍用功，因為朱先生欣賞的是業務上的強者。后來我也聽到朱先生的一位同班同學對他指導研究生的評論，毀譽參半。

1993年是侯外廬先生誕辰90周年，當年秋天，山西社會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聯合在太原和侯先生的故鄉平遙召開侯先生學術思想討論會。與會的大多數學者都對侯先生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師在中國近代歷史學，尤其是中國思想史領域的開拓性貢獻作了充分肯定。與會的朱先生也作了一個簡短的發言，要點有二：一是侯先生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有所貢獻，二是侯先生的時代已經過去。在我的印象中，對侯先生的學術貢獻評價最低的就是朱先生。大概是開會的第二天晚上，我去朱先生住的房間拜訪，談了些彼此感興趣的問題。因為我同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姜義華先生也熟悉，在離開朱先生的房間時，就說：“姜義華先生最近還好吧?請您代我向他問好。”不料朱先生講了一句我怎么也意料不到的話：“此人我不認識!”后來我從別人那里了解到，朱和姜雖然同為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雙子星座”,是該系在全國知名度最高的中年學者，但私人芥蒂極深，雙方關系已經達到“最高的輕蔑是無言”的境界了。

此后，我同朱先生雖然再也沒有謀面的機會，但還不時聽到有關他的一些消息和對他各式各樣的議論，去年還看到他對于丹近于苛刻的評論。通過讀他的論著和與他的接觸，我對朱先生形成了幾點不可磨滅的印象：一、就學問而言，他的確應該算是同輩人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具有強烈的創新意識，敢言人所不敢言，一些觀點真有“標新立異二月花”之概。二、就性格而言，他可謂史學界的特立獨行之士，昂首天外，高視闊步，對任何人都不假辭色，黨同伐異，不計后果，嬉笑怒罵，率性而行，因而招來不少非議。三、自信到絕對，“馬、恩、列、斯、毛，老子天下第六名”,目空一切，睥睨群倫，自視學界的玉皇龍王。因乎此，他在學界的朋友也就只能是“少而精”了。如今他遽歸道山，陰陽兩界，天人阻隔，我衷心祝愿他躁動的靈魂在天國安息。我認為，朱先生的才情和性格只適合做學者，而他也選擇了學術作為終生的職業，這無論對于學術界還是他自己，都應該是最大的幸事。

轉自《歷史學家茶座》第3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