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最新的土地出讓金預算，比去年又下降了近15個百分點

2026 年最新的土地出讓金預算，比去年又下降了近15個百分點。這是賣地收入連續第4年出現兩位數大幅下滑。當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錢袋子縮水近半，舊的增長發動機油量枯竭，地方該如何轉型？我們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又會出現哪些變化？

接下來，我會用深度解讀《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帶大家看懂經濟轉型為何迫在眉睫。本系列分為上、中、下三期，干貨較多，記得收藏后觀看。

在很多人眼中，中國近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其實是一個巨大的謎團。在西方世界的認知框架里，一個國家經濟騰飛的先決條件，是擁有先進的法律制度、清晰的產權保護以及完善的市場體系。可是，中國在這些條件還未完全達到西方標準的情況下，跑出了驚人的經濟增速。2020年之前，連續30多年每年增長近10%。

這種現象讓不少西方人感到困惑和恐懼，這種情緒甚至從西方上層逐漸蔓延到普通民眾當中，最終的結果就是：過去幾十年里，不斷有人拋出“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預言。特別是以章家敦為首的一些人，幾十年如一日鼓吹中國崩潰論。可30年過去，這些預測全部落空，中國反而成了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這就給外國觀察家呈現出一個奇怪的畫面：中國就像一輛改裝過度、使用過度，看起來破破爛爛、裝置簡陋的大運卡車，卻在高速上跑得比誰都快。他們總覺得車里藏著什么秘密裝置，這些東亞人一定把火箭引擎偷偷塞進了卡車里。這種情況，甚至連坐在車里的人都有點心慌。

那么，這輛“破車”怎么能跑得這么快？

一直到2020年后，當這輛車終于開始降低車速，其內部結構才較為全面地展現在大家面前，眾人也終于看清楚：這輛車真正的發動機與心臟，是一層又一層的地方政府。

在這套體系里，地方政府并不是只機械執行上層命令的傳送帶，他們更像是擁有巨大權力的政治企業家，或是掌握著豐富資源的地方控股公司。他們手里握著土地，掌握著招商引資的決定權，甚至能通過各種手段影響銀行的信貸方向。這讓他們有極強的動力去搞活當地經濟。很多改革的關鍵節點，也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許和支持下才取得突破。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更寬一些，就會發現中國這種政府帶頭的發展模式，和日本、韓國那種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些國家都有一個共同點：政府特別強勢，能夠把原本需要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路程，在短短幾十年里壓縮完成、快速推進。

這種模式下的政府，會把發展經濟放在最優先的位置，利用手里的資源精準扶持某些產業，從而實現跨越式發展。中國做得比日韓還要極端，因為中國實在太大，人口多、地域廣，中央不可能像管理一個工廠那樣管好每一件小事。

于是在幾十年的摸索中，我們設計出一套極其精妙的治理規則，核心就是把中國特有的政治體系和市場競爭結合在一起，也可以簡單概括為：行政發包制和政治錦標賽。

簡單來說，中央政府就像一個總發包方，把經濟發展、社會管理這些復雜任務，一層層包給下面的省、市、縣、鎮這些“承包商”，給他們極大的發揮空間。財政上，除了按規定上繳的部分，剩下的都能留著自己花，極大刺激了地方搞錢的熱情。

除了給錢、給權，中央還給地方安排了一場非常激烈的“晉升賽”：讓同一級別的官員在同一個賽場上比拼，誰管理地區的GDP漲得最快、招商引資最成功，誰就有更大機會得到提拔。

在這種規則下，地方為了贏下比賽、獲得更好的政治前途，就必須不分晝夜地去招商、蓋廠房、修公路，甚至親自幫企業解決各種難題，并從中獲得收益。

這種全員參與的經濟競賽，構成了中國過去幾十年高增長的底色，也塑造了中國獨特的政經結構，讓中國在短時間內完成了規模巨大的資本積累和城市化進程。但它后來也帶來了環境污染、債務積累、失業率波動、貧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副作用。

只有理解了這套把官場和市場捆綁在一起的運行機制，我們才能真正明白：中國這輛看起來并不完美的車，是如何跑出令全球驚嘆的速度的。

要真正了解這套機制，我們還需要更深入觀察行政發包制的運行邏輯。

這一制度本質上是一種承包商模式。初期看似存在眾多灰色地帶和解釋空間，和西方國家凡事按規章制度走的政治機器完全不同。但好處也很明顯：讓政府體系內部更加靈活。

這種承包關系能跑得通，靠的是權力“三件套”。

第一件，是干活的自由，也就是行政權上的自由裁量權。雖然上級握著最終決定權和否決權，但在具體執行中，下級政府擁有很強的控制力。中國古代叫“天高皇帝遠”。具體怎么招商、怎么開發土地，地方在符合基本規則的前提下，可以自己說了算。上級通常只給總體目標和方向，這讓地方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處理。

第二件，是分錢的規矩，也就是財政權上的承包模式。在行政發包制下，縣級政府不光要負責干活，還得自己籌錢支撐項目，這就是所謂的財政包干、預算包干。簡單說就是業務分成：下級把該交給上級的定額交夠，剩下的收益就能自己支配。這讓地方覺得，自己不只是給國家干活，也是在給本地攢家底，搞錢的動力非常足。

第三件，是只看結果的考核方式，也就是考核權安排。上級通常不會整天盯著過程，也不會管你是否嚴格遵守每一道程序，最看重的是最后交上來的成績單——硬性經濟指標有沒有達標。只要經濟指標達標、招商任務完成，你就是合格甚至優秀的承包商。

行政權、財政權、考核權三者配合，構成了一套完整的激勵體系。地方政府在這個體系里，不再只是執行命令的機構，更像是一個個獨立的經營主體，在各自領地上通過承包任務獲得發展機會。

這種縱向承包邏輯，把原本死板的官僚體系變成了充滿活力的承包網絡。正是這套“出廠設置”，讓地方官員像企業家一樣經營城市，推動中國經濟跨越式增長。

但這種模式只適合發展的前期與中前期。因為這兩個階段，國家存在大量內部需求和可以釋放的工業能力。一旦到了中后期，市場就從藍海變成紅海，增量減少、存量博弈。這個時候，一把手權力過大、缺乏約束，反而會出現很多難以預料的后果，最典型的就是爛尾工程、過度舉債。

理解了這一承包邏輯，你就能看懂：為什么地方政府會表現出如此強烈的競爭意識——因為每個層級都在為完成承包指標全速運轉。

這就是中國治理邏輯中非常獨特的一面：用內部發包的方式，解決了大國治理中的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足問題，為后續的政治錦標賽打好了制度基礎。

如果說承包制是藍圖，那政治錦標賽就是讓發動機轉起來的動力。

在這套規則下，同級別的官員就像賽場上的運動員，他們競爭的不是獎金，而是升官機會。這場競爭對他們來說，是必須贏的晉升賽。因為在他們眼里，政治前途最重要，不僅關乎地位權力，更是衡量個人能力的最直接標準。

為了讓比賽好打分，就需要一個看得見的積分牌。過去幾十年里，這個積分牌就是GDP。

誰管的地方經濟跑得最快、財政收入漲得最多，誰的分數就更高，升遷概率更大。當然有人會說關系、人脈很重要，但問題在于：到了一定位置，關系硬不硬不是稀缺品，而是必需品。在人人都有關系的情況下，這套競爭標準就至關重要。

數字最客觀、最能說明問題，也能有效避免上級選拔時的主觀偏向。相比于看誰聽話、看誰覺悟高，GDP這種量化指標非常直觀。上級只要把各地經濟數據拿出來排個隊，誰在前面誰就是優勝者。

就像高考一樣，我們不否認存在地區差異，但如果沒有高考，人才更容易被關系和財富埋沒。高考至少能讓踏實做事、有能力的人不至于被埋沒。

當然，這場比賽要真正跑通、產生巨大威力，還必須滿足幾個關鍵前提。

第一個前提：人事權高度集中在上級手里。官員的提拔和任命，不是靠本地人選出來，而是由中央和更高級別政府掌握。因為上級手握決定職業前途的絕對權力，下級官員根本不敢偷懶，只能全神貫注聽指揮、拼命搞經濟。上級定下增長指標，下面就會主動加壓，形成層層加碼的競爭態勢。

第二個前提：比賽是贏家通吃的零和博弈。官場晉升像金字塔，越往上位置越少。同一級別里，你上去了，我可能就沒機會，甚至因為年齡永遠失去機會。這種你追我趕的競爭，讓每個選手都像上了戰場，必須想盡辦法招商、建項目、修道路，把對手甩在身后。

正是這種高強度競爭，讓中國地方政府表現得比真正的企業家還要拼，甚至親自幫企業解決各種難題。官場競爭與市場競爭的雙重博弈，直接驅動了中國經濟的跨越式增長。

這套模式成功把個人利益和地方經濟強行捆綁，實現了所謂的激勵相容。

不過，這一發展模式也有對應的代價。

因為大家都盯著GDP、基建這些能直接加分的硬指標，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的治理模式呈現出明顯的重土地、輕人口，重建設、輕民生傾向。

有的地方為了在任期內跑出好成績，不惜代價舉債搞基建，甚至為了招商而忽略環保、忽略項目真實收益，導致我們現在看到的生態破壞、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問題。

這種只看結果、不看過程的模式，在解決了增長動力的同時，也讓政府行為邏輯變得偏激，地方保護主義、重復建設在各地層出不窮。

隨著時間推移，這種發動機的軟預算約束問題越來越明顯：大家總覺得欠的錢最后會有上級兜底，結果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到了這個階段，舊發動機還沒熄火，就已經明顯出現零件疲勞、動力衰減。傳統的土地財政和基建驅動，越來越難以為繼。

這些隱藏在繁榮背后的陰影，為下一階段的危機與轉型埋下伏筆。

我們只有理解這套機制的強大與短板，才能真正讀懂中國經濟接下來的陣痛，以及必須進行的徹底改革。

那么，這臺曾經創造奇跡的發動機，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極限的？那些驚人的債務和失靈的土地邏輯，又是如何爆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