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庸：藏書四不求

2025年將離未離之際，一位制片人朋友約我在北外灘吃午飯。吃完飯后，我們溜達到外白渡橋，恰逢響晴薄日，暖暖的日光與寒清之氣對沖，體感交泰，遂游興大發，決定沿著蘇州河走上一圈。我們一路走過郵政博物館、河濱大樓，快到西藏路橋時，在四行倉庫附近看到一家犀牛書店，賣二手書的，信步進去逛逛。

書店空間不大，只二十平方米出頭，兩側書架古舊，夾出中間一條窄窄的過道，勉強可容兩人對行。但若一人駐足翻閱，則另外一位就得委屈側身才能過去。我習慣性先放眼全局，掃描一番，一眼即發現其中一個書架有異。尋常的二手書架，因為來源很雜，所以書色往往斑駁，如和尚的百衲袈裟。但眼前的書架上，四五排書的品相卻整齊劃一，渾然有如一個完整的色塊。

我好奇心大盛，隨手拿起一本仔細觀瞧。外皮用很厚的牛皮紙全包，每個書角都仔細折了進去，不見任何敷衍之處。書脊處還手寫了書名：《羅蓀文學論集》。旁邊一本是《李嘉言古典文學論集》，同樣的書皮，同樣的手寫筆跡，顯出一人之手。書架上這樣的書大約有百十多本，書本厚薄不一，但風格一樣。

不用問，這一定是一位嗜好藏書的前輩，愛書如己，所以親自一一包好書皮，題寫書名，藏之篋笥之內，閑時玩賞。至于這樣一批書，何以流通到了二手書店，我大概也心里有數。一抬頭，果不其然，在書架左上角有一張便箋，解釋了這批書的來源。謹原文照錄如左：“這一層書架的書，曾屬于一位老人，他在1998年就去世了。老人很愛惜書，每本書都悉心包上了牛皮紙，幾十年過去，它們仍觸手如新。老人生前反復說過一句話，‘藏書概不外借！’于是，整整27年，這些書一直被擱置在閣樓里，沒人敢去動它們。就在前幾天，老人的家人想了想，還是讓書流通吧，重新回到書店。”

這是一個挺好的故事。老人愛書之心，于我心有戚戚；他的家人能保有遺藏二十七年，方才放歸市面，也算是仁至義盡；二手書店能想到將源流去脈書于架閣之上，使老人不為所忘，所付心血不致唐捐，亦是難得的細心。

我恰好最近研究明代航海，于是從中挑了一本《渡海方程輯注》。出了書店，我對朋友感慨起來。曾幾何時，我也熱衷于收藏舊書，沒事就去逛逛舊書攤兒，隨緣買上兩本兒看入眼的，充實一下家里的書架，興發出一點“藏之于名山，傳之于后世”的小虛榮心。

逛得多了，我發現書攤上會不定期地出現一些品相不錯、套冊齊全的舊書。不用問，一定是某位熱愛藏書的老者溘然過世，后人留之無用，徒為蒙塵，不如讓藏品進入流通。生物學里有一個專有名詞叫“鯨落”，說巨鯨身殞之后，其軀體垂落于海底，滋養更多海洋生物，以殘蛻蔭蔽眾生。在舊書界，這樣的文化“鯨落”時常可見。

這樣的現象令人嗟嘆，但也無可厚非。若沒有子女慷慨，沒有書販奔走，我們這些讀書人，也沒機會合法去染指他人收藏。何況從書籍本身角度來說，藏于暗室，與輾轉諸人之手，兩者孰優孰劣，也很難一概而論。但對我而言，“鯨落”撿得多了，難免會有一種兔死狐悲之感。今年我收舊書去，明年誰來收我書？

我有一次去故宮瞻仰《清明上河圖》真跡，其上一共有九十六方印章，從宋徽宗的雙龍小印，一直到乾隆私章，中間傳承有序，歷經宋元明清諸多藏家之手。看完這些印鑒，難免有“往來千里路長在，聚散十年人不同”的感慨。紙壽千年，人生卻不滿百。其實我們每個人并不真正擁有書籍，不過是暫時的保管者而已。

我生也愚鈍，沒有六祖頓悟之慧，只是多年見慣了“鯨落”，終于漸悟。我現在購買舊書，不再整天惦記著買什么孤本珍本去裝點書柜，一切以用為主。比如要研究早年武俠，就買點民國老雜志做參考；要寫本關于漢代飲食小說，就搜購一批漢畫像拓片，印刷復制的也無妨。買完就堆在書桌上，隨時翻閱參考。一俟寫完書稿，這些資料一本不留，全數轉贈送給感興趣的師友，或干脆捐給各地圖書館——與其勒令子孫困守，不如功德我自為之，化私而成公器，這才是真正的不散之書。

朋友聽完我這一大篇議論之后，笑稱這是大乘藏書之法。我說，有機會去我工作室，我給你看一枚藏書閑章。

這是我早年求人刻的，材質是劣等青田石，章法疏密，三個字曰：“四不求”——哪四不求？不求版本，不求孤珍，不求品相，不求齊全。藏書的樂趣，在于體用，不在恒久的占有。生時玩賞不已，去時不必太過留戀。誠如蘇軾在《寶繪堂記》中有云：“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這是真看開了的豁達。

原標題：《馬伯庸：藏書四不求》

欄目編輯：史佳林

文字編輯：殷健靈 錢衛

本文作者：馬伯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