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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生只給姜德明先生寫過一封信,也收到了他回我的一封信。我寫給他的信,估計早已不存,而他給我的信,卻一直被我珍藏著。現在姜先生故去了,這封信,便成了我精神上的莫大安慰,也是一種最美好的回憶。
我給姜先生寫信,大約在1996年六七月間。那時我在一家地方黨報做編輯,因1992-1994年進修北師大研究生課程,受了朱金順先生“新文學資料學”課程的啟發,漸漸喜歡上了搜羅新文學史料,工作之余,便四處尋書。當時正對江紹原先生大感興趣,對他的幾部關于民俗學的著作,頗為神往,卻一時無法得到。記得在朱金順先生課上,曾聽他提及過姜德明先生,是一位差不多與唐弢先生一樣的書話作家,于是專門跑到琉璃廠中國書店,購買了姜先生的《余時書話》,還從圖書館借閱過他的《活的魯迅》。幾番閱讀之后,對這位著名報人,專藏現代文學書刊的大藏書家,算是有了幾分了解,感到親近起來。想來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我才冒昧寫了一封信,郵到北京朝陽門外金臺西路2號的人民日報出版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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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先生收到我的信,于幾天后的7月8日(姜先生落款為6月8日,疑為手誤,因郵戳為7月9日),寫來一封回信。從回信內容看,我的去信是詢問江紹原的兩種著作《血與天癸》和《發須爪》,以及王世穎、徐蔚南的《龍山夢痕》。姜先生回信說:“尊信所提《血與天癸》我沒見過,似未出版。另一本似已影印;《龍山夢痕》則不易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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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江紹原的興趣,起因于讀他和周作人關于民俗的所謂“禮部文件”通信,那些流傳久遠的生活中的迷信,以及淺淺的調侃、幽默的文字,非常吸引我。正是讀了他的通信,知道他有出版《血與天癸》和《發須爪》等著作的計劃,但究竟有沒有出版,卻并不十分清楚。另一層原因,是他的祖籍乃在旌德江村,我因地利之便得以常去,數次參觀了他的祖居“篤修堂”后,便不禁“睹物思人”,迫切希望多讀他的著作。
姜先生所言“《血與天癸》似未出版”,是非常嚴謹的表述,后來通過進一步閱讀,知道這確是事實。“另一本似已影印”,話說得留有余地,但隨后不久,也被事實所證明。
那時我們小城尚未大搞開發,市區錦城路、狀元路、疊嶂路等處,尚有很多賣所謂舊書的小書店,如“江城書店”“宛陵書店”“狀元書店”。城中心叫作“府山頭”的一帶,也即疊嶂路的一段,晚上更是有很多賣書的地攤,形成很長的陣勢,不知是大家都愛讀書,還是都不愛讀書,總之書都擺到馬路邊上來了。但《血與天癸》《發須爪》《龍山夢痕》一類的書,尚難發現。
姜先生在回信中說,“此間買舊版書也很難”,“現在買舊書已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但愿你在當地與書店的同志交朋友,包括書攤的個體戶,也許能訪到一點舊版書”。言之諄諄,情意殷殷。
在姜先生指導鼓勵下,我以更大的熱情,投身那些大大小小書店,逡巡于各路地攤,漸漸也積累起一個不小的書房。
一天晚上,又去府山廣場地攤尋書。一個一個挨著走過去,又一個一個挨著走過來。忽然一抹大紅闖入眼簾:《發須爪》,幾個彤紅的大字。蹲下身一看,《發須爪——關于它們的迷信》,正是江紹原先生的大作。看樣子,很像一本舊版書,但實則是一個影印本。這正是聽了姜先生那“經驗之談”后,一個成功的實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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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姜先生所言,《龍山夢痕》不易見到。后來孔夫子網上雖能看到民國年間的初版本,一則因為價格甚高,二來早年的興趣已然轉移,便不了了之。
如今,活到九十多歲的姜先生,終于還是故去了。這無情的事實再次警告我,有些事是根本無法阻止的,活著就要盡力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如果一生都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譬如姜先生那樣,又有什么遺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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