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漢。
默茨訪華,真能一邊賺中國的錢,一邊不認中國的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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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總理默茨將于2月24日抵達北京,開啟他上任后的首次中國之行。
隨行的是30多位來自大眾、寶馬、西門子、拜耳等巨頭的高管,行程還包括杭州,這個中國數字經濟的核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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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這是一次標準的“經濟外交”:帶企業團、談合作、穩市場。
但細看默茨近期的表態和德國國內的輿論風向,一個更清晰的邏輯浮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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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想繼續從中國市場賺錢,卻堅決不愿接受中國提出的世界秩序規則。
這算盤打得精,但現實真能如愿嗎?
賬本比口號誠實
德國離不開中國,不是外交辭令,是寫在進出口數據里的硬事實。
2025年,中德貿易額達2518億歐元,中國重新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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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鍵的是,德國從中國進口1706億歐元商品,出口卻只有813億,逆差接近900億歐元,這是歷史最高水平。
這個數字背后,是德國制造業對中國供應鏈的深度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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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輛德國汽車,即便品牌、設計、核心技術來自斯圖加特或慕尼黑,其電池、電機、電子控制系統,甚至部分車身結構件,很可能來自長三角或珠三角的工廠。
德國企業曾試圖“去中國化”,把一級供應商換成東南亞或墨西哥的,但很快發現,二級、三級供應商乃至原材料環節,依然繞不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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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一家金融智庫的調研顯示,四成德企的核心采購鏈中,至少20%牢牢綁定在中國。
美國的政策變化進一步放大了這種依賴,特朗普政府對歐洲加征汽車關稅,導致2025年德國對美出口暴跌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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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市場受挫的背景下,中國市場成了救命稻草。
即便德國車企在中國本土面臨比亞迪、蔚來等品牌的激烈競爭,它們也沒有撤退,反而加速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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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在合肥建起德國以外首個整車平臺研發中心,奔馳投資中國智能駕駛公司,寶馬明確表示“不能孤立中國市場”。
默茨本人也清楚這一點,他在訪華前多次提到中國經濟的效率:“中國幾個月建成全球最大太陽能電站,歐盟光審批就要好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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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客套,而是對歐洲產業競爭力下滑的真實焦慮。
德國2025年GDP僅增長0.2%,工業產出持續疲軟,傳統優勢領域如機床、化工、汽車正被中國快速追趕甚至超越。
在這種情況下,默茨若不訪華,等于主動放棄德國經濟最重要的外部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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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玩味的是,德國企業對華投資不僅沒減少,反而在增加。
2025年,德企在華投資額達70億歐元,創四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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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太倉聚集了560多家德企,其中60多家是“隱形冠軍”;十大德國機床企業,六家扎根于此。
這些企業不是來短期套利,而是把研發、生產、供應鏈全鏈條嵌入中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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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早已明白:離開中國,等于失去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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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之爭從未退場
但經濟上的務實,并未帶來政治上的妥協。
默茨政府延續了歐盟對華“三重定位”,合作伙伴、競爭者、制度性對手,并在多個場合劃清意識形態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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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確表示,德國不會接受由中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在他看來,中國提出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與西方強調的民主、人權、自由市場存在根本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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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立場不僅停留在口頭,在臺灣問題上,盡管默茨重申“一個中國”,但德國外長瓦德富爾卻頻繁在國際場合渲染臺海“風險”,甚至推動與日本的安全合作。
在俄烏沖突問題上,德國雖未直接指控中國“援俄”,但始終將中俄關系視為潛在威脅,要求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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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關鍵的是,默茨多次強調:德國不會用商業利益換取政治讓步。
這意味著,即便中德經貿合作再緊密,德國也不會在涉及主權、安全或全球治理的問題上向中國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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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德國愿意和中國做生意,但前提是“按我們的規則玩”。
這種態度并非默茨個人選擇,而是整個德國政壇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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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默克爾時代結束以來,德國對華政策已從“經濟優先”轉向“安全優先”。
即便企業界呼吁維持合作,政界仍堅持將經貿問題與地緣政治捆綁。
綠黨和自民黨等政黨甚至主張限制對華技術合作,在敏感領域設置更高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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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的矛盾在于,德國一方面希望中國“控制產能外溢”,減少對歐洲市場的沖擊。
另一方面又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動輒以“不公平補貼”為由發起反傾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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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雙重標準,讓中方難以接受。
當德國企業享受中國高效供應鏈和龐大市場的同時,德國政府卻在布魯塞爾推動《歐洲制造法案》,試圖用補貼排擠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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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只許州官放火”的做法,正在侵蝕雙方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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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時間,也是搶籌碼
默茨選在這個時間點訪華,絕非偶然。
特朗普計劃4月訪華,屆時中美可能就關稅、技術管制、全球供應鏈等議題達成新協議。
一旦中美關系出現緩和,歐洲很可能被邊緣化,甚至成為兩國博弈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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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被動,默茨必須提前與中國接觸,鎖定核心利益。
他的目標很實際:確保德國企業在華運營不受未來中美摩擦波及;爭取在新能源、AI、智能制造等領域獲得合作空間;同時在敏感議題上劃清底線,防止中國借中美談判施壓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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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杭州的安排尤其值得玩味,這座城市不僅是阿里巴巴的總部,更是中國人工智能和人形機器人產業的高地。
宇樹科技的機器人已在春晚亮相,展示出領先全球的運動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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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特意安排參觀這類企業,說明德國已意識到,未來的競爭不在傳統制造,而在數字化和智能化。
在這方面,中國不再是追隨者,是并跑者甚至領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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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合作能否落地,取決于雙方能否建立互信。
目前中德關系處于摩擦期:德國擔憂中國產能過剩沖擊本土市場,中國則不滿歐盟日益收緊的投資審查和“去風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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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若想取得成果,就必須在“保護德國產業”和“維持對華合作”之間找到平衡點,而不是一味要求中國單方面讓步。
值得注意的是,默茨此行還肩負著對內整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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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政壇在對華問題上分裂嚴重:經濟部和地方州政府主張務實合作,外交部和部分右翼政黨則強調“價值觀對抗”。
巴伐利亞州長索德爾赴華搞“熊貓外交”,而外長瓦德富爾卻在東京指責中國“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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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試圖走中間路線,既不得罪企業界,又不被批“對華軟弱”。
但這種平衡術風險極高,一旦中美關系突變,德國可能兩頭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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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終將撞上現實
默茨此行暴露了一個根本矛盾:德國想要中國的市場、供應鏈和創新生態,卻拒絕承認中國在全球秩序中的平等地位。
這種“只取利、不認理”的做法,在過去或許可行,但在今天越來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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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早已不是那個被動接受西方規則的經濟體,它有能力設定議程,也有底氣反制不公平待遇。
如果德國一邊高喊“制度性對手”,一邊指望中國企業敞開大門、保障德企利潤,這種邏輯本身就站不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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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現實的問題是,德國企業雖然依賴中國,但德國政府卻不斷收緊對華政策。
這種內部撕裂正在削弱德國的談判信譽,當默茨在北京談“戰略伙伴關系”時,德國議會可能正在討論限制中國投資的法案;當他承諾加強合作時,德國外長卻在東京指責中國“具攻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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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言行不一,只會讓中方質疑德方誠意。
真正的出路,不是幻想“既要又要”,而是認清一個事實:在全球化深度交織的今天,經濟合作與政治互信無法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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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相互尊重的基礎,純粹的生意很難長久。
默茨若真想為德國爭取利益,首先得放下居高臨下的姿態,學會平等地對話,而不是一邊伸手要錢,一邊轉身說“你的規則我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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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需要明白,世界不再是西方單方面制定規則的時代。
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展倡議”等理念,代表了一種不同于西方中心主義的秩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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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可以不同意,但不能假裝看不見。
若執意用舊眼光看待新現實,最終受損的,不只是雙邊關系,更是德國自身在全球變局中的戰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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