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皮凱蒂、桑德爾《平等》：再分配可以解決不平等問題嗎

一、引言

不平等帶來的種種不幸，一方面不斷被現代社會的批判者揭示，另一方面也持續由現代人承受。對個體而言，不平等意味著種族、收入等方面的差異常常轉化為區分其社會等級的依據。而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的擴張，既將各國的勞動力卷入了不平等的國際分工體系，也由此塑造了不同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平等成為了一種有吸引力的價值追求。

《平等》英文書封

《平等：其含義及重要性》（Equality: What It Means and Why It Matters，下文簡稱《平等》）于2025年1月在Polity出版。本書記錄了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和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2024年進行的一場對談，并呈現了兩位學者在理解平等問題時形成的共識與張力。雖然皮凱蒂與桑德爾都明確支持平等，但由于學科背景的差異，他們關注的重心有所不同。桑德爾堅持社群主義，強調人們應當在共同體中彼此承擔道德責任。他批判現代精英主義對失敗者的羞辱，以及精英的傲慢對社會團結的破壞。相比之下，皮凱蒂更關心不平等的歷史與現實，通過揭示財富分配集中、當代稅收累進性下降的歷史趨勢，來分析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不過，在對談中，兩位學者通過再分配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方案達成了共識。皮凱蒂希望通過完善各國稅制、推動全球共同財政來優化收入分配，而桑德爾則主張以運氣均等與社群團結為基礎，實現政治權力的公正配置。直覺上，這類再分配方案似乎確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不平等的惡果：提高稅收累進性可以縮小收入差距，而政治權力的重新配置也有助于實現社會成員的平等地位。但是，這類方案的前提似乎始終是不平等的存在。也就是說，再分配看上去并不能克服不平等，而只能在其框架內進行調節不平等的結果。然而，對不平等的調節能否解決不平等問題？或者說，什么樣的再分配對于追求平等而言是更可能且可欲的？

在《平等》一書中，皮凱蒂和桑德爾從不同角度解釋了平等在現代的意義、討論它為何重要，進而從經濟、政治和國際秩序三個層面提出應對不平等問題的解決方案。桑德爾和皮凱蒂最終將改善不平等的希望寄托于不同層次的再分配方案，既為讀者提供了再分配方案的可能圖景，也為反思再分配方案提供了分析材料。不過，他們的再分配方案如果真的用于解決不平等問題，需要進一步考慮其實現動力才能調和這一方案的內在矛盾。而將人民的能動性納入對不平等問題的解決方案之中，或許既符合其理論傳統，也有助于彌補論證缺陷。

二、從不平等問題到再分配方案

對談伊始，皮凱蒂和桑德爾就在平等的重要性及其內涵上達成了共識。兩位學者一致認為，平等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不平等會造成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支配，且這個結果是讓人難以接受的。而平等的內容，則包括基本善（basic goods）的獲取、政治參與和尊嚴的實現。其中，基本善是指人們無論身處何種社會地位都需要的東西，如權利、自由和自尊等。桑德爾就此進一步追問皮凱蒂平等的各項內容之間是否存在重疊。皮凱蒂認為，平等的內容是相互依賴而不是相互代替的。這是因為，歷史上，更加包容、帶有平等主義色彩的社會經濟制度不僅促進了經濟繁榮，也有助于實現人的尊嚴。但是，面對不平等的現實問題，皮凱蒂指出了這些制度在當代所表現出的局限：一方面，教育資源對于人們獲取基本善來說愈發重要，但這又與現實中不公正的教育系統相矛盾；另一方面，這些制度在歷史上的成功也源于全球北方發展過程中對全球南方資源的攫取，而全球南方的發展將削弱全球北方國家的一貫優勢。如果平等因其可以拒絕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而值得追求，那么面對不平等的現實與既有平等主義制度的局限，推進什么方案才有望實現平等呢？

第二章和第三章對通過再分配和去商品化實現平等的方案進行了初步的討論。桑德爾認為，皮凱蒂的論述中既體現了像提高稅收累進性這樣側重于再分配的方案，也存在去商品化的潛在傾向，那么用哪種方式解決不平等問題更好呢？對此，皮凱蒂跳出思想實驗的真空，認為20世紀美國教育的普及體現了去商品化的積極意義，而這又依賴于對富人采用更高的稅率。所以，再分配方案可以促成去商品化的結果。又因為商品化邏輯塑造了優績主義、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等現實的不平等問題，那么去商品化有望使人們更加關注教育、工作等活動的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從而消解不平等的惡果。對“去商品化”的追求實際上體現了社會民主的傳統，但是這一傳統在當代卻遇到了挑戰。這種挑戰直接的經濟和社會后果，是公共服務供給沒有隨著需求的持續增長而擴張。同時，不充分的投票權顯示出政治參與和民主水平依然不足。從全球范圍看，社會民主的成功對全球南方的依賴也意味著全球南方的崛起將對社會民主造成威脅。所以，要真正克服不平等，就必須應對政治參與受限和全球南方興起這兩方面的挑戰，進而改善再分配機制、擴大公共服務供給，發揮去商品化的作用從而實現平等。由此，恢復社會民主傳統以再分配緩解不平等的方案基本得以確立。

在隨后的章節中，兩位學者將收入再分配的方案延伸至政治與國際秩序層面，探討如何克服相應的障礙。政治權力的再分配有利于提高民主水平，但是又遇到了精英政治、民粹主義和政治認同三個層面的問題。對此，兩位學者也討論了三個方面的解決方案。首先，精英政治會破壞社會的團結和平等，因而在高等學校入學名額分配與政治選舉中借鑒抽簽制，可以增加精英群體的多樣性并削弱精英的傲慢。其次，兩位學者都認為應當認識到民粹主義中有強調權力為底層人民行使與重塑民主實踐的積極面向，因為民粹主義的負面意義實際上是對民主解放、民眾自治的恐懼。最后，面對左翼力量在政治認同上的混亂，兩位學者一致認為不同意識形態應該在民主的討論中實現相互競爭。而且，考慮到左翼似乎未能就全球化下產業轉移與失業問題給出有吸引力的主張，那么左翼或許應該通過強調愛國主義和社區參與來回應民眾的訴求。

而在國際秩序層面，基于社會聯邦主義（social federalism）實現全球范圍的再分配機制被視作克服不平等問題的有效方案。其中，社會聯邦主義意圖在區域或跨國層面建立民主化的共同財政與再分配制度，用來對抗全球的資本逃逸問題及其不平等后果。這是因為，全球化過程的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流動，既給資本外逃以避稅的空間，又使政府能夠以“留住資本”為由，合理化其在提高稅收累進性上的不作為，而由此引起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又因難民的到來得到掩飾。同時，等待國際共識的形成是困難的，而如果全球北方無法與全球南方建立合作，地緣政治對手可能惡化全球北方國家的處境。所以，有必要通過普遍主權主義（universalist sovereignism）實現社會聯邦主義的主張，即應當支持大國的單邊行動來實現對全球資本的管制、推進對全球的共同累進稅制進而促進國際合作。具體到以國際合作共同應對的氣候問題方面，皮凱蒂主張應該在建立社會聯邦主義秩序的基礎上，對各國資本征收重稅，并將財政收入再分配給世界各國，以保障它們擁有推進綠色轉型的資金。

三、皮凱蒂和桑德爾再分配方案的缺陷

（一）再分配方案缺乏可行性

兩位學者的討論最終指向三個層面的再分配方案，但這些方案都不具備充分的可行性。首先，經濟和政治的再分配方案忽略了特定制度傳統的實踐有其物質基礎。在經濟層面，如果更累進的稅收能夠為公共服務提供充分的資金，就必須以充足的資本積累為前提，然而資本積累的內在動力并非服務于公共利益。這說明，具有平等主義色彩的再分配制度要求國家和政府對資本形成有力的控制。不幸的是，在政治層面的權力再分配方案同樣不可行。抽簽制雖然存在于雅典民主的傳統，然而卻未必能夠取代現實政治過程的具體制度。因為現實的精英政治同樣有憲法作為正當性象征，代議制民主也在形式上滿足職位開放、機會公平的正當性要求，因而和抽簽制一樣有具有正當性上的吸引力。并且，這些現實的民主制度還依賴精英通過掌握社會資源和制度優勢來維持，那么這些已經掌握權力的人，自然傾向于選擇能夠更有效地維持自身優勢地位的政治參與機制，而不是突然憑良心選擇抽簽制。

全球層面的再分配方案則忽略了在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難以實質地追求和維持社會聯邦主義。兩位學者認為，以大國單邊行動促進國際合作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全球南方的崛起將會引發地緣政治的競爭，最終將成為對全球北方的壓力。但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下，全球北方國家同樣可能主動壓制全球南方的崛起以保護其既有利益，這在某些層面上甚至可以維護曾經有利于堅持社會民主傳統的國際秩序。而即便皮凱蒂的方案能夠被提上政治議程，滿足于從資本家手中分一杯羹的工人貴族，或許也沒有理由想要更大程度地削弱能給自己帶來優于發展中國家工人利益的資本力量。而普遍主權主義與社會聯邦主義的同情者或許會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對普遍主權的抵觸，不過反而證明了全球治理需要更多在全球范圍有強制力的制度。即便這些制度暫時不公，也可以等待各國在實踐中改進這些制度、實現更公正的國際秩序。[1]然而，如果擴張民主和建立更強有力的全球制度已然產生矛盾，在有限主權的情況下尚且無法脫離帝國主義桎梏的全球南方國家，似乎只會在普遍主權主義下面臨更嚴峻的發展挑戰。

（二）以不平等為基礎的再分配

上一小節表明，兩位學者得出的再分配方案并不可行，而接下來本文將進一步論證，即便這些方案真的得以實現，再分配似乎也無法改變不平等問題。一方面，經濟層面和全球范圍的再分配方案，無法阻止資本主義再生產不平等的社會關系。從一國內部看，累進性稅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但是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再分配方案的支持者也許會說，在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再分配促成了有利于實現經濟平等的“福利國家”。然而，這種“平等”主要局限于男性工人群體，缺乏對婦女等群體的覆蓋，從而維系了性別化的家庭結構，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結構，也服務于滿足資本積累對社會穩定與家庭結構的要求。[2]因此，如果不改變維系資本主義積累模式的社會關系，福利制度實際上無法真正解決不平等問題，只能轉移問題的焦點。

從全球范圍看，即便通過限制資本流動或對富人征收重稅來調節分配，也無法撼動發達國家控制高附加值環節、發展中國家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的國際經濟格局。誠然，在全球范圍內的再分配有可能使得發展中國家獲得更多的資金或資本。但是，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困難，并非單純的資金短缺，也無法靠補足資金來解決。不平等交換的存在，意味著各國需要培育自主發展、提高創造和利用經濟剩余的能力，才能真正克服現有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對發展中國家的制約。以上兩個層面的分析表明，不改變資本主義秩序的再分配方案，未能觸及經濟與國際秩序不平等問題生成的內在動力，其實質效果注定有限。

另一方面，政治層面的再分配方案同樣會維持不平等。首先，對精英的傲慢加以道德約束或許無法如桑德爾所希望那樣有效。精英的傲慢以其在獲取社會資源等方面的優勢為現實基礎，如果不能改變其社會地位，社會反而可能基于德福相配的觀念合法化精英特權的存在。與之類似，雖然一個更公正的教育體系有望緩解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但只要教育仍被用于區分社會地位與收入水平，那么即便抽簽制能在一定時期內提高精英群體內部的多樣性，也無法真正改變精英群體和大眾群體在社會地位上的鴻溝。其次，主張意識形態之間的民主辯論或許存在對競爭性政治的美化。競爭性政治未必自發帶來包容和共識，相反，包容和共識要求降低競爭的烈度，否則持不同意見的各方可能在主觀主義中自縛手腳。現實中，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政治極化的趨勢加強與政黨碎片化日漸普遍等現象恰恰表明，政治場域的不同觀點的競爭事實上加劇。而如果競爭的加劇已經為西方的民主傳統與左翼的團結帶來挑戰，似乎沒有理由輕易相信競爭的持續加劇就可以克服這些問題。

四、在現實與傳統中發現平等的希望

盡管桑德爾與皮凱蒂所提出的再分配方案在可行性存在缺陷，也難以直接克服不平等的生成機制，但這些缺陷也提示了一條更有潛力的論證路徑。如果說對平等的追求以及社群主義傳統共同拒絕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對人的抽象理解，那么當再分配的制度設計再次將人還原為需要通過平均資源或機會來實現其生活內在價值的存在時，便以違背初衷的姿態忽略了這些制度究竟服務于誰、依賴于何種社會關系與現實基礎。這種矛盾不僅削弱了再分配方案的可行性，也可能在規范意義上背離其對具體社會關系中的人的關切。進一步說，再分配當然可能為社群團結提供有利的物質條件，但問題在于，當這種團結坍縮為一種由理論家代為規定的均衡狀態，它就無法蘊含社群團結實質需要的公共支持。由此可見，一種能夠克服不平等問題的再分配方案，不僅需要增強人民的能動性，更應當源自政治公共性的實踐，使平等與團結成為實踐形成的社會關系，而非特定分配關系下的規范目標。因此，如果再分配意在真正從規范與現實層面一致地克服不平等問題，其設計與作用便不應止于結果層面的平均，而必須在人民的主動支持下，變革那些維持不平等現狀的社會關系及其形成過程。

而將發揮人民的能動性作為再分配方案的實現動力，不僅能調和論證的矛盾，也使其主張更契合他們所延續的共和主義傳統。承襲了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對現代社會不平等問題的批判，盧梭在論證社會契約的形成過程時，要求每個人都處于向全體奉獻出自己的全部的平等地位，也主張訂立社會契約實際上是共同體中的每個成員對自己只構成其中一部分的全體訂約。而當全體個人結合形成的公共人格是主動的，這個公共人格便是不受那些不得違背的根本法律所約束的主權者。據此，要讓公共人格在維護或建立一定社會秩序時表現出主動性，就需要共同體中構成公共人格的全體人民發揮能動性。

不過，熟悉盧梭作品的讀者，或許又能從其論述中找到不必發揮人民主動性的理由。既然“服從公意只是迫使人自由”[3]，那么再分配方案只要得到公意承認就是應當實現的，無關人民自覺與否。然而，為什么要等待共同體成員一致利益的自然發生，而不能在既有方案之外主動探尋新的出路？人民作為臣民的一面服從于主權者一面來得到的自由，也許未必與人民主動尋求新的一致利益相矛盾。實際上，盧梭自己的論證似乎本就有支持發揮人民能動性與政治公共性的潛力：

“和平、團結、平等是政治上一切爾虞我詐的敵人……當我們看到全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那里，一群群的農民在橡樹底下規劃國家大事，而且總是處理得非常明智；這時候，我們能不鄙視其他那些以種種伎倆和玄虛使得自己聲名遠揚而又悲慘不堪的國家的精明嗎？”[3]

也許有讀者會認為，這不過是體現了盧梭主張小國寡民的傾向。但是，如果考慮到盧梭也為小國寡民之外的社會形式留下了論證空間，將其解讀為盧梭對小國寡民的偏愛或許并不公允。相反，對于關心人的知識、拒絕不平等的惡果的盧梭來說，強調人民的能動性，才是對盧梭類似論述更連貫的解釋。而在實踐層面，這說明人民對再分配方案的主動參與，和盧梭的理論傳統一脈相承。也就是說，對于改進皮凱蒂和桑德爾的再分配方案而言，強調人民主動性不僅要求制度保障民眾自治，更要求團結人民并使其主動成為社會變革的力量。所以，在論證再分配方案時，重新考慮如何團結人民、使人民主動參與其中，不僅可能使得兩位學者的方案更具說服力，也更能體現兩位學者所認可的討論傳統。

五、小結

在《平等》一書中，桑德爾和皮凱蒂的對談最終使他們將克服不平等的希望置于再分配的方案上。但是，他們忽略了不平等問題的現實基礎與其主張的實現條件，因而其再分配方案不僅沒有動力改變現實的不平等問題，還會維系不平等的形成過程，因而無法真正解決不平等問題。對再分配方案實現動力的忽略，是桑德爾和皮凱蒂的再分配方案既希望回應現實問題又難以發揮實際作用的原因。團結人民、促使人民主動地克服社會的不平等問題，或許是實現兩位學者所提出的再分配方案的條件，因為既得利益者沒有理由拋棄自己的優勢以及有利于維護這些優勢的資本主義秩序。引入讓人民自覺克服不平等問題的論證，也能真正合乎兩位學者認可的討論傳統。在這一意義上，皮凱蒂和桑德爾的這場對談與其說回答了原書名提出的問題，不如說是在邀請讀者重新思考要同誰一道來提出和回答這些問題。或許這本書引發的問題比它所解決的更多，但在這些未盡之處，更有可能應對復雜現實問題的出路將要被發現。

注釋：

1、Nagel T. The problem of global justice[J]. & Pub. Aff., 2005, 33: 113.

2、MUNRO, KIRSTIN.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Bourgeois Family-Household"[J]. Science & Society, 2021, 85(2): 199-206.

3、[法] 盧梭. 社會契約論[M]. 何兆武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3: 20-22, 25, 117,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