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審4000張圖，月入超4000元，我在縣城給AI“打工”｜新春走基層

當她在電腦屏幕前為AI模型標注數據時，她身邊的一切也在發生著改變。

文｜《中國企業家》見習記者 施思羽

記者 孔月昕

編輯｜馬吉英

頭圖來源｜受訪者

2025年12月26日，西延高鐵宜君站正式通車，從西安北站出發，50分鐘就能抵達銅川市宜君縣。這是一座位于陜西省中部、人口只有2萬余人的小縣城。

宜君縣數字經濟創新中心位于縣城中心，外表與周邊并無二致——門前仍是土路，拉土車、大貨車穿行，揚起陣陣塵土。但推開玻璃門，仿佛進入另一個空間。進門是面記錄墻，圖文并茂地展示著宜君縣引進數字經濟的歷程。

2019年，支付寶公益基金會和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發起“數字木蘭”體系下的“AI豆計劃”人工智能產業孵化項目，2020年10月，這一項目落地宜君縣，這也是銅川市首個數字化產業項目，由宜君縣愛豆科技有限公司運營。

“AI豆計劃”帶來的數據標注工作，按件計酬，時間靈活，恰好切中了寶媽等群體的痛點。5年間，宜君基地從20人擴展至200余人，80%以上為女性，其中絕大多數是寶媽或者留守婦女。朱小玲就是其中之一。

公司工區按照項目劃分，“大模型”“螞蟻”“門店”“高德”等標識懸掛于不同區域，一排排工位整齊排列，每張辦公桌上配備顯示器。工區外設有“木蘭成長空間”，職工子女可以在里面寫作業和玩耍，并有專人看護。

攝影：施思羽

朱小玲的工位在“大模型”區靠窗的位置，她穿著樸素的白色毛衣，頭發扎成馬尾，面前的顯示器分割成多個窗口，手機里釘釘消息的提示音不斷響起。她的目光在屏幕和筆記本之間切換，筆記本上密密麻麻記錄著當日待辦。

2021年，朱小玲結束了5年多的漂泊與待業，成為當地首批人工智能訓練師。5年過去，她從一名連在線文檔都不會操作的新人，成長為管理30余人團隊的項目組長；工資從最初的三千元不到漲至如今的四千元以上，在每月最后一天準時到賬。

更重要的是，這份工作讓朱小玲第一次意識到：留在縣城，日子也能過得有盼頭。照顧家庭與自我實現并非不可調和。當她在電腦屏幕前為AI模型標注數據時，她身邊的一切也在發生著改變：外賣平臺從一家增至數家，菜鳥驛站開到了小區門口，瑞幸咖啡正在裝修，高鐵通了，把曾經出走的人都帶了回來。

如今的縣城女性，用最實在的方式，重新定義了“留守”和“出走”的邊界。人沒離開，但也沒被困住；照顧著家，也沒丟了自己。工作給予她們的，不僅是每月準時到賬的工資，更是“可預期”本身：可預期的職業發展，可預期的家庭陪伴，可預期的人生節奏。

以下為朱小玲口述整理：

從教機器“走一步”到“好幾步”

2015年底，我22歲，在西安賽格電腦城做財務，月薪4000元。那是西安最繁華的電子賣場，我工作的聯想專賣店位于黃金位置，團隊氛圍好，每月發工資后都會聚餐唱歌。如果不是家里父母年邁需要人照顧，我可能還在那邊。

兩個姐姐都出嫁了，我是老小，父母說，“家里有啥急事你半天回不來”。我掙扎了半個月。那份工作確實好，同事像家人，工資在西安也算體面。但父母養我們這么大，就這一個心愿，不回來，心里過不去。

2015年年底，我辭職回宜君，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回到宜君后很迷茫，縣城太小，企業太少，體制內崗位基本要求本科以上，我大專文憑，只能報考偏遠鄉鎮。后來朋友介紹，找了份工作，但這份工作也沒能干長久。老公開了彩票店又買了挖掘機，忙不過來，我只好辭職去幫襯。后來，中國福利彩票改革，最賺錢的“快樂十分”業務被取消，我們的店也關了。

之后的幾年，我就一直在家帶孩子，偶爾打點零工。

2021年1月，我在朋友圈看到一條招聘信息：“招人工智能標注師，學歷高中以上，會電腦即可，多勞多得。”是我姐轉發她熟人的朋友圈。之前在單位，活不累，但心累，人際關系復雜；“多勞多得”聽起來不用太多與人交集，干好自己的活就行。

于是，我就去面試了。走進辦公區，右側一排工位坐滿了人，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框線。我認出其中兩人是我姐的同學，她們當時已經入職兩個月了，給我介紹說：“挺簡單的，就是在電腦上框選。”我在后面看她們操作，鼠標拖拽矩形框貼合土地邊緣——看起來確實不難。

朱小玲 來源：受訪者

我不知道這份工作能持續多久，更不知道“數據標注”究竟在標什么。當時我填了報名表，留下畢業證、身份證復印件，回家等通知。

一周后，電話來了：20人湊齊，可以開班培訓。

2021年1月中旬，我參加培訓。幾乎全是寶媽，年齡從20出頭到40多歲不等，很多都是通過朋友介紹。

培訓內容是視頻分類，判斷一段探店視頻屬于餐廳、花店還是茶飲。因為培訓要考試篩人，所以當時大家都特別認真，每個人都拿個小本記可多，想著考試的時候盡量不要出錯，可以一次性通過。兩周后，我正式上崗，面前是一臺顯示器，任務是每天標注4000張圖片。

最初接觸的是內容審核類圖片，會有一些暴力、敏感的內容。第一天，同組有位男生直接就沖進洗手間嘔吐——畫面沖擊力太強，車禍現場的慘烈程度超出正常承受范圍。我也睡不著，閉上眼睛就是白天屏幕的圖像。但任務量也不等人：8小時工作制，平均每秒需處理七八張圖，各類圖片混著來。

大家都覺得壓力大，每天4000張圖，準確率還必須特別高；每天要寫錯題分析，為啥這么做，你的理解是啥，為啥會出現這種錯誤。有的同學早上7點多就來了，因為速度跟不上，效率、準確率都不行，一直要到晚上10點才能把一天的量練夠。

這種狀態持續了一周多，后來和業務拉會答疑，每天整理幾次，拿不準的、浪費時間的圖就不判斷，直接整理出來，下午和業務老師對齊，慢慢大家速度就提上來了。

當時并不理解這份工作，只當是“照葫蘆畫瓢”，直到2023年去杭州參加年會，在會場外的智能貨柜前，我下意識掏出手機掃碼，看到旁邊人直接掃臉，柜門就開了。我才反應過來是我們之前做的人臉框選的一個業務，被應用到現實了。

剛開始做選擇題的業務比較多，光根據圖片、視頻選一下符合哪個標簽就行。可能也要動腦子，但是不用過多動腦子。比如去框選寵物鼻子輪廓，選擇是貓還是狗、鼻紋是否被遮擋及遮擋程度，都是單項選擇。這些被標注過的圖片會被用來訓練AI模型，然后用到支付寶的寵物鼻紋識別上，類似我們人的指紋，可以對寵物身份認證和尋回。

現在訓練機器人，需要多步驟操作，比如跳轉到指定App中找到某品牌咖啡，選擇特定品類拿鐵還是美式，指定糖度，有時還會需要用英文界面操作，逐步截圖標注路徑。

之前只是教機器走一步就可以，現在可能要走好幾步，才能找到想要的那個東西，要告訴它應該怎么走、找什么東西，然后再接著走。

從“照葫蘆畫瓢”到熟練“拉會對齊”

剛開始做業務員的時候，我只會基礎的Excel操作，從未接觸過在線文檔、釘釘會議等工具。第一次被要求建立在線文檔匯總疑難問題，根本就不會，只能去百度上搜索“怎么建立釘釘在線文檔”，晚上回家再對著電腦練習，連重命名、換行等基礎操作都半天弄不好。

第一次聽說“拉會”是業務方在群里發過來一串會議號和鏈接，也不知道是啥，對著一通亂點。那邊同事在群里問：“人都到齊了嗎？能開始了嗎？”

入職半月，第三批新人報到，要從第二批員工中選拔培訓師。經理讓大家自薦，我站了出來，倒不是自信，只是這事“總得有人做”。第一次站在講臺上，聽到自己的聲音都在顫，10分鐘后，緊張感才減少，開始演示操作。

現在我帶的團隊有30多個人，印象深刻的帶團隊經歷，發生在疫情居家辦公期間。

來源：受訪者

當時有個大型項目面向四個基地招標，都是“AI豆計劃”的公益基地，宜君是其中之一。當時進行測標的是10萬條數據，測標通過率最高的基地可以得到兩年期合同。我們首批數據就返修了三遍，僅結算一遍費用，兩遍無償重做。又逢疫情居家辦公，團隊里成員心態波動比較大：有人要照顧孩子上課，有人質疑“干了可能沒錢”，也有人直接放棄。

我每天給大家開一個線上的會議，把團隊里大家遇到的問題整理出來，和業務方拉會對齊，會后又給大家同步下去。第二天早上8:30準時線上點名、拉會，鼓舞人心。我給大家講，現在這10萬條數據，我們已經做了兩遍了，兩遍我們都沒有過，那可能做第三遍的時候就過了，但如果現在不做了，給別的基地做了，人家把這個項目拿下，我們是不是很不劃算？如果我們第三遍放棄的話，現在是輕松了，待在家里天天看手機，但是疫情結束后，咱們沒有業務，拿啥賺錢？我們基地最終中標，換來了兩年的業務穩定與收入保障。

作為業務員，我只需對當日任務量與準確率負責；而現在管著30多人的團隊，我要關注到每個人。如果有人連續數日產出偏低，我會私下溝通、針對性輔導；有人理解能力稍弱但態度認真，我也會在午休時讓她少休息一會，多加練習，不希望任何一個人掉隊。

老公的變化也肉眼可見。婚前他連泡面都煮不好，如今主動承擔做飯、輔導孩子、家務勞動。“你忙了我就多干一點。”他認可了我這份工作的價值，我在家里的“地位”高了不少，倒不是因為掙了多少錢，而是每個月那筆準時到賬的工資。

這5年，我走的一直是宜君南街那條路。剛回來時，街上幾乎看不到年輕人。現在我們公司就有200多人，加上旁邊酒廠的年輕人，縣城有活力多了。路邊的商鋪也變了，從破舊的門面變成高檔小區；我的通勤工具從步行變為電動車，有時11:50接孩子放學，11:45我出發，兩分鐘到校門口，12:00就能回到工位，全程不過10分鐘。

我們公司剛成立時，好多人覺得可能不一定行，（人工智能）這又是個新興的行業，不一定能干下去，但沒想到我們一直干了5年到現在。當時的心態是，能干多久干多久，現在的心態是，公司不倒我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