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克1995年回信：處決叛變分子高志遠是正確的

1939年4月27日，平西根據地山南村，一聲槍響。冀東抗日聯軍總司令高志遠，就這樣倒在了自己人的槍口下。

他不是死在日本人手里，不是死在戰場上，而是以“勾結吳佩孚、企圖投敵叛國”的罪名，被公審槍決。殺他的人，是八路軍冀熱察挺進軍司令蕭克。反對這個決定的，是宋時輪和鄧華。

這個案子，從1939年爭到1995年，爭了半個多世紀，始終沒有一個讓所有人服氣的答案。

高志遠是誰？灤縣多余屯村人，民團團總出身，靠著真刀真槍和在地方上積攢的威望起家。他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國民黨員，是個地道的地方實力派。

1937年底，李運昌主持在多余屯召開冀東十縣抗日人民代表會議，爭取到了高志遠這個民團老大正式倒戈抗日。這一步棋，對中共打開冀東局面至關重要——高志遠在當地的人脈和號召力，是任何外來力量都替代不了的。

1938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法租界秘密開會，正式拍板：高志遠出任華北抗日聯軍第三軍區總司令，李運昌、洪麟閣任副總司令。

當年6月底，豐潤縣田家灣子的軍事會議上，《冀東抗日聯軍行動綱領》通過，暴動日期定在7月16日。

計劃泄露了。7月9日，比原定時間提前一周，高志遠和王仲華就拉著150多名農民率先暴動，打響了冀東起義的第一槍。槍聲一響，各地響應，規模大大超出預期。

按最初計劃，只打算建6個總隊。結果，光高志遠、李運昌、洪麟閣三部就拉起了48個總隊，抗聯隊員總數超過6.9萬人。其中高志遠親自領導的抗聯第一路，有21支隊伍、2.49萬名聯軍，占冀東抗聯總人數的35.6%，是整個暴動的絕對主力。

三打樂亭、光復縣城、成立昌灤樂抗日聯合政府……這些戰績，是高志遠用自己的人馬一仗一仗打出來的。他不是掛名司令，是真正帶兵打仗的人。

暴動成功了，但接下來的決策，把一切都推進了深淵。

1938年10月8日，豐潤縣九間房，一場會議改變了冀東抗聯的命運。八路軍四縱黨委拍板：四縱和抗聯主力西撤平西整訓，只留三支百余人的游擊隊在冀東堅持。高志遠和大多數與會者當時表示支持——他們被告知，去平西練好了兵，明年春天打回老家。

西撤的代價，比任何人預想的都要慘烈。五萬人的隊伍，一字長蛇陣拉開，穿越日偽封鎖線。天寒地凍，彈藥匱乏，沿途不斷遭到截擊。副司令洪麟閣、陳宇寰相繼在薊縣犧牲。李運昌部在瓦罐頭村惡戰一天，死傷六百余人。

高志遠部走在最前頭，過了潮白河，還是沒能逃過去。部隊成批散去，幾萬人的抗聯，到平西時只剩一千六七百人。這兩千殘部，是高志遠帶出來、拼死拼活剩下來的家底子。

1939年初，蕭克帶著一百來號抗大學員，以“冀熱察挺進軍司令”的頭銜空降平西。他是新來的領導，手里沒有一兵一卒，但他要統一指揮宋時輪支隊、鄧華支隊，還有高志遠的冀東抗聯——三支加起來才湊出來的力量。

矛盾，就埋在這里。

高志遠的冀東抗聯，是本地人拉起來的隊伍，骨子里認冀東，認高志遠，不見得服一個空降來的長官。高志遠本人想兌現承諾——帶隊打回冀東老家去。可蕭克剛撐起挺進軍的架子，屁股沒坐熱，要是放任三分之一的主力拔營離開，威信何在？

一個要走，一個不放。兩個人的摩擦，開始變得越來越危險。

導火索，是一份來自內部的報告。高志遠秘書陳飛，同時是潛伏在高志遠身邊的中共地下黨員。他向蕭克報告：高志遠正在與吳佩孚聯絡，還秘密和日本人談判，準備“陰謀叛變投敵”。

這頂帽子扣下來，在1939年的戰時語境里，基本等于宣判了死刑。

蕭克下令逮捕。先由政治部鋤奸部預審，再召開公審大會，公訴人楊春甫出庭，陳飛等人出具“證據”，最后以漢奸罪將高志遠和參謀處處長李榮久一并執行槍決。時間：1939年4月27日，地點：山南村。

有兩個細節，宋時輪和鄧華都旗幟鮮明地反對這個決定，但蕭克獨自拍了板。關于罪名的核心證據——“勾結吳佩孚”——本身就經不起推敲。

1939年的吳佩孚，正是日本人最想拉下水的目標。土肥原賢二軟磨硬泡，逼著他當漢奸，甚至搞了場記者招待會，押著他在鏡頭前念日方寫好的稿子。

1939年底，吳佩孚因“看牙醫”離奇暴斃，年65歲，死因至今成謎，坊間普遍認為是日本人下了黑手。一個至死不降的老軍閥，高志遠去“勾結”他，究竟圖什么？要真想投日，直接找日本人就好，繞這么大個彎子，邏輯根本說不通。

而所謂“與日本人秘密談判”的證據，幾十年來從未有任何實物出現過。有的只是：陳飛的報告，和蕭克的決斷。

高志遠死后，冀東抗聯的反應是炸了鍋，不是服帖。當兵的心涼了：連司令都被斃了，誰還有活路？

大半夜跑了一大幫人，剩余的幾百人被打發去了平北。宋時輪和鄧華，也相繼撤出了平西——眼看著同僚因為“想帶兵回老家”就被槍斃，他們心里不可能沒有想法。

最終，冀熱察挺進軍元氣大傷。1942年春節，番號直接被撤銷。蕭克離開，去晉察冀給聶榮臻當副手。這一場“殺伐決斷”，從短期看斬斷了一個不穩定因素，從長遠看卻徹底傷了平西根據地的筋骨。

高志遠死了，案子沒有就此蓋棺。這口鍋，壓了他的家人半個世紀。

1959年，高志遠的幼子高繼云從東北部隊復員，轉業到天津。

組織上找蕭克核實父親的問題。蕭克出具了《關于高志遠的證明》，態度沒有絲毫松動，還順帶加了一句評語：“高志遠野心很大。”

1994年7月22日，灤縣縣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陳發，整理了一份《對冀東抗日聯軍司令高志遠問題的探討》寄給蕭克，這份材料指出：所謂“陰謀叛國”，證據嚴重不足。首先，高志遠變賣家產毀家紓難參加抗日，早年還孤身刺殺漢奸劉佐周、擊斃日軍高官，抗日意志從無疑問。

高志遠并非共產黨員，也非八路軍將領，本質上只是友軍聯軍的司令，不該用對待八路軍干部的紀律來要求他。再者，聯系吳佩孚一事，也不構成必須處死的理由。

信發出去，石沉大海，足足等了七個多月。1995年4月，蕭克的回信來了。

蕭克不是沒認真對待這封信。他專門找到當年公審大會的檢察長楊春甫重新核實。楊春甫咬定：高志遠當時認罪服法。有了這份佐證，蕭克在回信里旗幟鮮明地給出結論：高志遠是叛變分子，處決是正確的。

這封回信，讓這個案子在當事人層面畫上了句號——但沒有人覺得這個句號畫得圓滿。

一邊是當事人咬死不松口，一邊是歷史細節里處處對不上號。吳佩孚沒有投日、實物證據始終缺席、宋時輪鄧華當年明確反對……這些細節，沒有一條能被蕭克的回信真正回答。

歷史給了另一種形式的回應。2014年7月，冀東大起義76周年，高志遠老家灤南縣多余屯村立起一塊紀念碑。

揭碑儀式上，來了當年的老抗聯戰士，當地黨史部門的負責人，還有——當年明確反對處決高志遠的宋時輪和鄧華，他們的后人也站在那里。

高志遠案，折射的不只是一個人的生死。它指向的是抗戰初期統一戰線內部一個深層的結構性矛盾：當共產黨的指揮權與非黨武裝的獨立性發生沖突，當軍事整合的需要與本地武裝的訴求迎頭相撞，誰說了算，誰來裁決，裁決的代價由誰承擔？

那聲槍響，在1939年平西的山南村結束了高志遠的命。但那個問題，卻在此后幾十年里一直沒有散去。

史料永遠是殘缺的，當事人永遠有自己的立場。真相可能永遠住在那兩千殘兵的心里，住在多余屯村那塊石碑背后，被時間壓著，不發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