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獨立百年的外蒙古，正在把中國人40年的努力，一步步摧毀掉！

外蒙古脫離中國的歷史軌跡，早在清王朝衰微之際便已悄然鋪開。1911年清朝覆滅后，當地封建王公在沙俄軍事與政治支持下，單方面宣告“自治”，邁出脫離中央管轄的第一步。

獨立之后，該國經濟結構高度固化，畜牧業與礦產開采成為維系國家運轉的雙重命脈；但這兩類活動持續加劇地表破壞，生態承載力被不斷擊穿，土地退化趨勢日益加劇。

牲畜規模遠超草場再生極限，天然草場不堪重負。山羊啃食草根、連根拔起，植被根基盡毀，土壤失去覆蓋層而裸露風蝕。采礦作業普遍采取粗放式露天挖掘，采后棄坑不復墾，水資源被大規模抽采耗竭。地處干旱半干旱帶，氣候變暖速率高于全球均值，加速地表干涸。荒漠邊界持續南推，沙塵暴發生頻次與強度同步攀升。

蒙古高原地勢高敞、氣流強勁，揚起的粉塵順西風系統向東輸送。我國華北、東北地區首當其沖，空氣質量持續承壓。

鮮為人知的是，每年春季侵襲我國中東部地區的沙塵，主體并非源自本土沙源，而是由外蒙古南部戈壁腹地升騰、長距離傳輸而至。

更令人憂思的是，這些漫天黃沙背后，是外蒙古生態系統日益瓦解的現實圖景——它正悄然侵蝕中國人四十年如一日防沙治沙所積累的全部生態成果。

那是數代人以腳步丈量荒原、以雙手栽種希望，在風沙肆虐之地筑起綠色屏障的漫長征程。

如今卻不得不反復直面跨境沙塵的侵襲，一次次見證來之不易的綠意被風沙覆蓋。

40年治沙血汗，抵不過一場跨境沙塵

中國治沙行動絕非口號式宣示，而是深深鐫刻于北方大地的真實印記。

自20世紀80年代起，“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全面啟動，這項工程堪稱人類生態治理史上規模最宏大的系統性實踐，橫貫東北、華北、西北13個省級行政區，核心使命即遏制沙漠南擴勢頭，守護北方天空澄澈與土地豐饒。

四十載春秋流轉，無數治沙者扎根沙海深處，日復一日揮鍬培土、引水澆灌、固沙造林。

他們迎著灼熱驕陽，裹著漫天風沙，在貧瘠沙礫中栽下一株株幼苗；有人將青春留在沙丘之間，皮膚被烈日染成古銅色，手掌磨出層層厚繭，更有忠魂長眠于治沙一線。

昔日被稱為“死亡之海”的毛烏素沙漠，曾黃沙蔽日、生命絕跡，經數十年科學治理，如今植被蓋度躍升至70%以上，重現盎然生機。

不僅恢復了牧草生長，還可耕作糧食、發展養殖業；庫布齊沙漠亦實現歷史性逆轉，由“沙進人退”的被動撤離，轉變為“人進沙退”的主動攻堅，成為聯合國環境署認證的全球荒漠化防治樣板。

數字無聲卻最具分量：三北工程累計完成人工造林面積逾3100萬公頃；北方沙塵暴年均發生日數由20余天降至約10天；沙漠化土地面積年均縮減近2000平方公里。

每一處新綠的蔓延，每一次沙塵天氣的消減，都凝結著治沙人的堅韌意志與無悔付出，是中國人民用信念與汗水，從流沙手中一寸寸奪回的生存空間。

然而這份沉甸甸的成果，屢屢在跨境沙塵面前顯得脆弱無力。

就在2026年2月，一場強等級沙塵暴席卷我國中東部廣大區域，自內蒙古高原發端，經京津冀平原一路東延，直至長三角城市群，多地天空呈現昏黃混沌之態，PM10濃度突破監測上限。

北方部分城市瞬時峰值高達3000微克/立方米，能見度驟降至不足50米。

據中央氣象臺溯源分析，本次沙塵物質中75%以上源自外蒙古南部戈壁荒漠區。

此類事件早已非偶發個案。

2021年春季強沙塵過程、2025年4月連續性沙塵擾動，每次來襲均導致北方空氣質量斷崖式下滑，呼吸系統疾病就診人數激增，農田表層被浮沙掩埋，農作物光合作用受阻、產量下降，高速公路封閉、航班大面積延誤，社會運行節奏被打亂。

我們在境內精心營建的鎖邊林帶、農田防護網，雖可有效削弱近地面風沙動能，卻難以攔截海拔千米以上高空輸送的跨境沙塵顆粒。

這恰似自家院落清掃整潔，鄰居家堆積的廢棄物卻被大風吹散，頻頻落入庭院之中——再勤勉的打掃，也難敵源頭失管帶來的重復污染。

有研究團隊做過測算，每次大型跨境沙塵過程過后，我國北方已修復區域的植被恢復進度平均倒退3至5年，重建所需的人力投入、技術支撐與財政支出均呈幾何級增長。

四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就這樣被一次次沙塵天氣反復稀釋、抵消。若說毫無痛感，實難取信于人。

外蒙古的“自毀式發展”

外蒙古生態環境的系統性衰退，并非突發性危機，而是長期結構性失衡與短視發展模式疊加演化的必然結果。

作為一個建國近百年的內陸國家，其人口僅340余萬，國土面積卻達156萬平方公里，地廣人稀、資源稟賦優越，本應具備可持續發展的先天優勢。

遺憾的是，這份自然饋贈未能轉化為生態福祉，反而在粗放開發路徑下，加速滑向荒漠化不可逆通道。

該國經濟命脈幾乎全系于畜牧業與礦業兩大板塊，而這恰恰構成生態崩塌的雙引擎。

先看畜牧業——這是外蒙古延續千年的傳統生計方式，也是多數牧民家庭賴以生存的根本保障。

但現實中，科學輪牧、載畜量調控等現代草原管理理念幾近空白，牧民普遍奉行數量至上邏輯，誤以為牲畜越多，收入越穩。

統計顯示，1990年外蒙古牲畜存欄量為2500萬頭（只），截至當前已飆升至7100萬頭（只），增幅達184%。

而其天然草場理論承載上限僅為3300萬頭（只），超出部分直接導致植被被反復啃食、根系受損、土壤裸露，草場喪失自我修復能力。

尤為嚴峻的是，當地牧民偏好飼養山羊，其采食習性極具破壞性——不僅吞食地上莖葉，更喜刨挖草根，一旦草根被連根拔起，地表植被即徹底喪失再生基礎，沙化進程不可逆轉。

目前，全國76.8%的土地面臨不同程度荒漠化風險，其中40%已達重度退化標準。

南戈壁省97.6%的轄區出現明顯沙化跡象，南部戈壁地帶年均沙塵暴日數超過90天。

曾經被譽為“世界最美草原”的國度，如今正蛻變為“亞洲沙塵策源地”，大片優質草場淪為寸草難生的礫質戈壁，牧民被迫背井離鄉，成為氣候變化背景下的新型“生態流離者”。

再觀礦業——這是近二十年驅動外蒙古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煤炭、銅、稀土等戰略性礦藏儲量豐富，礦產品出口貢獻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絕對主力。

但其開采模式極度原始，生態保護意識嚴重缺位。

事實上，該國煤炭開發幾乎全部采用露天剝離法，每年吞噬大量草原與荒漠植被，已有3.2萬平方公里土地被永久性礦坑與排土場覆蓋，相當于兩個北京市行政轄區面積總和。

與此同時，采礦過程耗水量驚人，全國70%的工業用水集中于礦業領域，致使南部戈壁地下水位以年均1.5米速度持續下降，眾多季節性河流干涸斷流，湖泊萎縮消失，昔日濕潤綠洲終成死寂荒原。

更值得警惕的是，外蒙古為換取短期財政收益，默許境外資本開展掠奪式開采，僅收取低廉租金，卻將生態修復責任與跨境環境負外部性全部轉嫁于本國及鄰國。

此外，氣候惡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強度，放大荒漠化進程。

過去80年間，外蒙古年均氣溫上升2.24℃，降水量減少7%，極端高溫、持續干旱與突發性強降雨頻次顯著增加。

升溫加速高山冰川消融與多年凍土解體，降水減少加劇草場水分脅迫，短時強降水又引發劇烈水土流失。

多重壓力交織作用，使該國生態陷入“退化—干旱—再退化”的惡性螺旋，修復窗口正加速關閉。

中國的善意援助，難落地

面對外蒙古生態持續惡化及其對我國造成的跨境影響，中國并未采取旁觀姿態，而是率先展現負責任大國擔當，主動提供多維度支援。

從資金注入、技術輸出到物資調配，全方位助力其提升生態治理能力，力求從沙源地阻斷沙塵生成鏈條。

但現實情況是，這些飽含誠意的援助舉措，落地效果普遍受限，外蒙古整體生態質量仍未見實質性好轉。

近年來，中方已向蒙古國無償提供超百萬株耐旱抗逆樹苗，系統推廣草方格壓沙、微灌節水、飛播造林等成熟治沙工藝，并聯合設立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

雙方還共同確立“2030年前完成15.1億棵樹種植”的遠景目標，烏姆諾戈比省試點項目已完成2.8萬公頃退化土地生態修復。

除生態協作外，中國還在經貿層面深度支持外蒙古破解發展困局。

作為典型內陸國，外蒙古缺乏出海口，對外貿易高度依賴陸路通道，而中國正是其最大貿易伙伴與核心資源市場。

2023年，中蒙雙邊貿易額突破160億美元，外蒙古對華出口占其外貿總額比重逾80%，煤炭、銅精礦等支柱產品幾乎全部銷往中國市場。

為暢通資源流通動脈，中方出資2.3億元，援建扎門烏德、嘎舒蘇海圖兩大邊境口岸基礎設施升級工程。

這兩個樞紐口岸堪稱中蒙經貿“生命線”：嘎舒蘇海圖承擔全國90%以上的煤炭出口運輸任務；扎門烏德則供應全國70%的日用消費品與80%的新鮮果蔬。

即便如此傾力相助，外蒙古生態治理成效仍顯滯后。

癥結根源，終究在于其內部結構性難題。

一方面，產業結構單一固化，轉型阻力巨大。大量牧戶與礦業企業仍將短期經濟收益置于首位，對生態治理配合意愿薄弱。

例如，中方推廣的草方格固沙技術在部分地區遭遇冷處理，牧民照舊超載放牧，企業照舊野蠻采礦，導致前期治理成果極易反彈失效。

另一方面，財政捉襟見肘，治沙投入嚴重不足。

外蒙古政府外債規模已占GDP比重達220%，財政收支長期處于赤字狀態，償債與維穩占據絕大部分預算，真正可用于生態修復的資金微乎其微。

該國曾提出“2030年植樹十億棵”國家計劃，但預估資金缺口高達50億美元，對于深陷債務泥潭的經濟體而言，無異于天文數字。

截至2024年5月，該計劃實際完成植樹量僅為4200萬株，尚不足總目標的3%，后續推進面臨極大不確定性。

更深層障礙在于觀念滯后與政策搖擺。

許多牧民世代逐水草而居，已形成“靠天吃飯、多養多得”的路徑依賴，對科學治沙成效持懷疑態度。

部分群體甚至認為中方提供的草方格固沙、草場休牧輪牧等方法“不實用”，繼續沿用傳統放牧方式，加劇生態壓力。

此外，基礎設施嚴重滯后，也成為制約生態治理效能的關鍵瓶頸。

這個國土面積達156萬平方公里的國家，全國高速公路總里程僅有32公里，絕大多數地區通行依靠砂石路或原始土路，雨季道路泥濘不堪，車輛無法通行。

中方援助的苗木、設備常需耗費數周才能運抵作業現場，途中損耗率極高，大量樹苗尚未栽植已枯死，極大削弱治沙實效。

加之電力供應不穩定、水源保障能力薄弱，許多已修復地塊因缺電缺水，導致新植苗木成活率低下，綠色成果難以穩固延續。

后記

撰寫此文，并非要歸咎于外蒙古，而是深感歷史機遇錯失之惋惜，亦為中國治沙人四十年堅守付出而動容。

外蒙古獨立已近百年，坐擁廣袤疆域與富集資源，本可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草原文明典范。

卻因短視發展觀主導、傳統認知慣性束縛與治理體系短板，一步步將家園推向生態崩潰邊緣。

自然生態本無國界，外蒙古生態系統的潰敗，最終傷害的不僅是本國人民，也波及萬里之外的中國北方民眾。

中國人用四十年光陰，投入難以計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將毛烏素、庫布齊等昔日“死亡之海”重塑為生機盎然的綠色家園，構筑起一道橫亙北方的生態長城。

這份成就彌足珍貴，卻不得不反復承受跨境沙塵的沖刷與蠶食。

我們愿持續伸出援手，提供資金、技術與物資支持，助力外蒙古重建生態平衡；但所有外部援助，唯有依托其自身重視、自主行動、自覺落實，方能真正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