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聯邦巡回上訴法院裁定,特朗普利用1977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來實行全球加征關稅的行為越權,征稅權屬于國會,行政部門不能經常性地用IEEPA來征稅。此裁決擊中了特朗普的軟肋,他把關稅當作對華施壓的主要手段,裁決一出便在社交網絡上大發雷霆,并迅速拋出一個備選方案。
用《貿易法》122條宣布對全球臨時進口稅征收10%,幾個小時之后又改為15%。法院否定了IEEPA途徑,但是沒有完全堵住它的關稅工具。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稱還有兩張牌:一張是對中國單獨加征關稅,另一張是啟動301調查,對特定行業進行定點打擊,精準切割,更難被法院一刀切。
越南最高領導人蘇林就任之后第一次訪問華盛頓,出席了由特朗普主持的“和平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特朗普當面承諾要推動把越南從技術出口管制清單上移除,如果落實的話,將會大大緩解越南長期以來設備、工藝引進受限的局面,從而影響到越南制造業升級的速度。
特朗普的盤算并不復雜,在對等關稅受阻之后轉向中國周邊,拉攏與中國產業鏈高度粘連的國家,形成側翼壓力包圍中國,尋求美國進口結構的替代選擇。越南位置重要:嵌入到中國的供應鏈中,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大,一旦被拉近,側翼的壓力以及替代的通道就都具備了。
根據美國商務部2025年的數據,商品貿易逆差達到12409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關稅戰并沒有使進口減少很多,也沒有給本土制造業帶來黃金時期。如果能夠快速地取代中國制造,那么拜登4年前就應該完成了。越南制造擴張確實承接了電子、服裝、家具等訂單,但是其人口、基礎設施以及配套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對中國的原材料和中間品依賴程度很高,所謂的“越南制造”實際上大多只是最后的組裝和貼標。
因此越南的處境更加微妙:一方面,出口管制“移除”帶來利好,技術與設備的升級或者會加快;另一方面,對美國出口要面臨20%的關稅,利潤受到擠壓。每次示好都帶有一定的條件,真正重要的還是落地清單以及中美兩國留給越南的空間。越南既不能完全脫離中國的供應鏈,也不敢完全依附于美國戰車,最有可能兩邊都留有余地,但是隨著中美競爭加劇,騎墻的難度也在增加。
征稅權屬于國會,IEEPA不能被用來常態化地對全球征稅。法律邊界使行政手段趨于收斂,增加企業和公眾的確定性,避免稅率頻繁變化、重算成本。越南如果被移出管制清單,不僅會影響設備采購,還會牽涉到產業躍升的速度與幅度,但是具體的細則還不清楚,這直接影響到企業的投資、銀行的授信以及地方的招商。
特朗普也考慮國內政治因素,需要給支持者一個信號,關稅可以逼出新的供應鏈。但是全球產業鏈屬于系統工程,并不是撥一下開關就可以更換的。越南在勞動力成本、土地價格、港口吞吐、配套企業數量等方面與中國相差甚遠,模具、材料、物流等任何一個細節上的不足都會使得“替代”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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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跨境供應商把越南作為分散風險的第二生產地,關鍵零部件還是從中國購買,關稅上漲加上原材料價格上漲,使得成本更加敏感。企業要判斷出口管制解除后帶來的技術紅利是否能抵消關稅的影響,有人選擇提高對歐洲、東盟市場的出口占比,有人把高端產品留在中國,把低端產品放到越南來分散財務風險。
越南的好消息可能會帶來機會也有可能成為新的變量,如果出口管制的大門真的被打開,升級就會加快;如果對美國加征關稅繼續提高,優勢就會被抵消。越南要確定一個明確的時間表以及標準,而不是隨時可以改變的口號。政策穩定性為商業的生命線,法律畫出邊界,政治掀波浪,誰穩住船頭誰就活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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