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走紅！博物館里的寶馬神駒也太會凹造型了！

來源：新京報

今天是除夕，先祝大家除夕大吉，在新的一年馬力全開！

既然是馬年，我們就來聊聊馬。

馬，健碩的身軀，如風一般的速度，在原野上馳騁，在大漠上飛奔，將飛塵與時間拋在身后，它是速度與活力的象征，提起馬，就會想到那風馳電掣般一騎絕塵的身姿。它是天神的坐騎，可以踏云在空中翱翔，先民的想象賦予了它翱翔的翅膀，讓它飛馳的身體不再桎梏于大地的束縛。

奔跑，幾乎可以說是定義了人心中馬的形象，就像雨果在詩中所言，“奔跑時的目標是它的思想”，馬敢于和閃電一決高下，馬激奮高揚的前蹄，似乎能破開無所不能的大門。在世人的心目中，馬蘊藏著不羈的精神，用奔跑超越自我，但馬也是馴順的，戰馬的勇敢與忠誠，讓它成為士兵生死以共的同袍，它會在戰場上救下自己的騎士，老馬識途的本性，會引領深谷中迷途的主人找到回家的路。

古代帝王騎跨馬上，向天下昭示他的赫赫威嚴，駟馬拉起的華車，彰顯著主人的富貴權勢。墻頭馬上的相顧一笑，成就了因緣佳話，古道西風瘦馬，則馱著一顆無處安放的詩心。人與馬結伴行走了幾千年，它是華麗的鞍韉裝飾的寵物，也是沉重車軛役使的牲畜，盡管鞭笞會加在它的身上，馬刺會刺痛它的腹部，鬃刷會刷洗它的毛發，籠頭會牢籠它的口舌，但它依然會向往著無盡的原野，因為馬本是為奔跑而生，駕馭本該是人與馬結成的契約，自由的奔跑才是馬的本心——馬年來也。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2月13日專題《馬來也》B04-05版。

長久以來，馬在中國古代社會扮演了重要角色。馬車是古代貴族出行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是社會地位的象征。先秦時期，車馬是戰場上的核心作戰單元；在此之后，騎兵成為了軍中的重要力量。“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馬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衍生出帝王的名馬情結，為天子御車的馬甚至以龍相稱。龍馬被視為天降祥瑞，后來又與易經相結合，演繹出龍馬精神。

古老的車馬

在古代中國，達官顯貴乘車馬出行，軍事上用車馬運輸糧草和正面交戰。車馬的出現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據東漢譙周《古史考》載，黃帝創造出車的雛形，少皞為車配備了牛力牽引，后來奚仲改用馬來牽引，并改進了車輛形制，形成了成熟的車馬。在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二期遺址中，考古人員在疑為夏朝晚期都城宮殿區南側大路上發現了迄今最早的車轍印。晚商都城殷墟一帶也出土了大量車馬坑，其中有一些是商朝大貴族的陪葬坑，還有一些是王室祭祀先祖的遺跡。先秦時期，貴族出行駕車的馬匹數量是等級的象征。《逸禮·王度記》載：“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商〕車馬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商周時期，車馬是戰場上的核心作戰單元，被稱為“乘”。《左傳·隱公元年》杜預注云：“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每輛戰車上一般配備有二至三人。如果是兩人的配置，左邊的是駕車的御者，后邊的是手執兵戈的武士。如果是三人的配置，在御者和武士之間多了一位擊鼓的指揮者。《詩經·鄭風·清人》云：“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交戰中，當雙方車馬靠近時，御者向左調轉方向，以便武士能兵戈相向。《詩經·小雅·六月》描寫了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的盛夏，周王師討伐北方游牧部族獫狁前整裝備戰的場面：“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骙骙，載是常服。”

“兵車一乘”的總人數有七十五人，“乘”的數量成為當時衡量各國軍事實力的重要指標，正所謂“千乘之國”“萬乘之君”。《詩經·小雅·采芑》載，“其車三千”，指的是周宣王時期的軍隊規模有三千乘。春秋時期，中等諸侯國的兵力大概是千乘，《詩經·魯頌·閟宮》稱“公車千乘”，指的就是魯僖公在位時魯國軍隊的兵力規模。《詩經·魯頌·駉》中描寫了魯國一共有十六種駕車的馬，詩中以馬駕車的威武雄壯，“以車彭彭”“以車伾伾”“以車繹繹”“以車祛祛”歌頌魯僖公的英明神武。正因車馬的重要性，西周時期的軍政長官稱為“司馬”。

然而，車戰往往只適合于平原開闊地帶展開，水網、丘陵、林莽地帶均不利于車戰。《左傳·成公十六年》就記載了晉楚鄢陵之戰中，晉厲公的戰車“陷于淖”。后來，戰車逐漸被更加靈活的騎兵取代。

〔秦〕秦陵1號銅車馬，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胡服騎射與騎兵

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組建了第一支規模化的騎兵部隊，從此，騎兵作為主力兵種，馳騁華夏兩千年。胡服騎射是趙武靈王效仿北方游牧民族的舉措，后者憑借騎兵的靈活機動，屢屢奔襲劫掠，趙國原有的車馬軍團受地形所限無法有效反擊。改革后的趙國騎兵迅速展現出驚人戰力，不僅擊敗了游牧民族，而且向北拓地千里。據《史記·趙世家》載，“北破林胡、樓煩……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云中、雁門、代郡。”著名軍事家孫臏對騎兵給予了高度評價：“夫騎者，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為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間。”

正因騎兵的強大威力，軍馬的重要性愈加凸顯。《韓非子·解老》云：“馬者，軍之大用。”為了應對北方匈奴的威脅，漢武帝派人經略西域，得到了適合重裝騎兵的“汗血寶馬”。李斐在《漢書·武帝紀》注中寫道，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陽新野的暴利長在敦煌服刑屯田期間，在渥洼水捕獲一匹奇馬獻給武帝。據《史記·樂書》載，漢武帝得此馬后，創作了《太一之歌》贊頌天降祥瑞：“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應劭注云，“大宛馬汗血沾濡也，流沫如赭”，可見暴利長所獻之馬即為產自大宛的“汗血寶馬”。后來，漢武帝為了得到“汗血寶馬”，不惜發動了對大宛的戰爭，最終得償所愿。據《史記·大宛列傳》載，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廣利破大宛，挑選了數十匹上等汗血寶馬及三千余匹中等馬，將其帶回長安。

〔西漢〕鎏金馬，茂陵博物館藏。

隨著戰場上騎兵的廣泛使用，戰馬頻頻出現在古代描繪戰爭場景的詩篇里，承載了不同的心境。南朝鮑照《擬行路難》的“將死胡馬跡，能見妻子難”，道出了邊疆戰事的殘酷和普通士兵九死一生的悲慘命運。唐代王翰《涼州詞》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真實再現了邊地軍旅生活的慷慨豪邁。杜甫《兵車行》的“車轔轔，馬蕭蕭”，描繪了大軍從長安出征的肅殺場面。柳中庸《征怨》的“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環”，以終日不離馬鞭和戰刀，往返于邊戍之間感慨戰事無盡。南宋陸游《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的“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以夢中的錚錚鐵馬，表達了詩人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

〔西漢〕馬踏匈奴石像，茂陵博物館藏。

帝王的名馬情結

馬在軍事中的重要作用，讓歷代雄才大略的國君鐘情于良馬。周穆王即位后，因其父周昭王征伐楚國時斷送了宗周六師，他親赴西北尋找良馬以重新武裝王師。最終，周穆王得償所愿，甚至還得到了天賦異稟的神馬。據《史記·秦本紀》載：“（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綠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據《后漢書·東夷傳》載，在周穆王西巡時，徐國國君偃王不安分守己，乘機作亂，穆王命車夫造父駕著由驥馬所御之車來到楚國，命楚王出兵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王大舉發兵，消滅了徐國。《穆天子傳》中記載了周穆王一生中的八匹坐騎：“赤驥、盜驪、白義、逾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圖畫見聞志》卷五中記載有“八駿圖”傳世，稱“舊稱周穆王八駿，日馳三萬里”。

穆王八駿所彰顯的統治者的軍事武功，讓后世帝王紛紛仿效。《古今注·鳥獸》載：“秦始皇有名馬七：一曰追風，二曰白兔，三曰躡景，四曰奔電，五曰飛翮，六曰銅爵，七曰晨鳧。”《西京雜記》記載了漢文帝從他年輕時的封地代國帶回了九匹駿馬：“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云，一名赤電，一名絕群，一名逸驃，一名紫燕騮，一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為九逸。”

〔唐〕昭陵六駿，西安碑林博物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藏。

在歷代帝王的坐騎中，昭陵六駿尤為引人注目。此六駿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坐騎，為李唐開國立下了赫赫戰功。據北宋游師雄《昭陵六駿碑》載，六駿親歷了六場重大戰役：青騅，乃李世民平竇建德時所乘；什伐赤，乃平王世充時所乘；特勒驃，乃平宋金剛時所乘；颯露紫，乃平東都洛陽時所乘；拳毛（馬口內gūa），乃平劉黑闥時所乘；白蹄烏，乃平薛仁杲時所乘。為了紀念這些陪伴他出生入死的“戰友”，唐太宗于貞觀十年（636年）下詔，將六駿刻于石屏之上，安放在昭陵北闕祭殿兩側。相傳，六駿圖樣由畫師閻立本繪制，再由其兄閻立德雕刻而成。每一匹駿馬的姿態不同、神情不一，鞍韉齊備，或立或奔，身負箭傷，儼然戰場上的模樣。唐太宗還親自為每匹駿馬撰寫贊詞，并由書法家歐陽詢書丹于石屏。

〔北宋〕李公麟《五馬圖》，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龍馬與龍馬精神

先秦時期，為天子駕車的最上等的馬被冠以“龍”的稱號。據《周禮·夏官·廋人》載，“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不同等級貴族的御車用馬身材不同，稱謂也不同。《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載：“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禮記·月令》中，“孟春之月……（天子）乘鸞路，駕蒼龍”中的“駕蒼龍”就是駕青馬。《大戴禮記·五帝德》載，帝嚳“春夏乘龍，秋冬乘馬”，此處的龍馬互文。

正如漢武帝在“太一之歌”中所言，古人視龍馬為天帝所賜，于是上古神話中，龍馬銜著載有天地運轉玄妙的河圖洛書現世，宣告天命。《尚書傳》載：“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竹書紀年》中記載了堯準備禪位于舜，在河洛之間設祭壇，行禮完備，黃河中涌現出五彩光芒，白云升騰而起，旋風扶搖而上，“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檢（即封緘），赤土為泥（即封泥），似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闿色授帝舜，言虞夏當授天命。”

〔明〕萬歷青花河圖洛書筆管，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五彩天馬紋蓋罐，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古人還以龍馬為原型，演繹出神馬祥瑞。《宋書·符瑞志》載：“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出。”也就是君王以仁德統治天下，騰黃馬就會出現；“白馬朱鬣，王者任賢良則見”，君王任用賢良之人，紅鬃白馬就會出現；“澤馬者，王者勞來百姓則至”，君王慰勞前來歸附的百姓，澤馬就會出現。歷史上，歷代王朝常以神馬現世來頌揚國君。《瑞應圖》載：“飛兔者，馬名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有功，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眷其德而至。”《宋書·符瑞志》載，“漢章帝元和中，神馬見郡國”；“晉懷帝永嘉六年（312年）二月壬子，神馬鳴南城門”。

后來，龍馬合一的精神內涵演繹出龍馬精神。《周易·乾卦》以龍的六種狀態勾勒出君子從修身到治世的成長路徑，《象傳》對此進行了解釋，并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來表現君子堅持不懈的精神狀態；而《說卦傳》載，“乾為馬”，《大易粹言》引郭氏注云，“馬行健也，良則善于其道也，老則久于其道也”，良馬堅守正道，持之以恒，從而使龍、馬、天道、君子融為一體。在此基礎上，立身行道、矢志不渝的“龍馬精神”成為一種君子永恒壯闊生命力的贊頌。唐代李郢《上裴晉公》詩云：“四朝憂國鬢如絲，龍馬精神海鶴姿。”明代吳承恩為年滿八十的潘公寫下祝壽障詞的引語云，“龍馬精神，健壯有加于少日；鳳皇儀采，輝光獨瑞于今時”，一個有“龍馬精神”的人，年歲越長，風采越不減當年。

祭馬與祃祭

自古以來，歷代王朝都要獻祭馬神。據《周禮·夏官·校人》載：“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仆；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也就是周天子要在春季祭祀馬的祖先，舉行執駒之禮（將兩歲左右的小馬駒與母馬隔離開來進行圈養馴化）；夏季祭祀最早教民養馬的先牧神，隨后按照馬匹性別分群飼養，并對公馬閹割去勢（以備馴化）；秋季祭祀最早乘馬的馬社神，同時選拔駕馭王車的御手；冬季祭祀禍害生馬的馬步神，同時向周天子進獻御車的馬，并對御手進行考核，為來年的用車做好準備。這種祭馬的傳統延續后世兩千多年。《舊唐書·禮儀志》載：“仲春祭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明清時期，簡化為春秋二祭。

〔西周〕盠青銅駒尊，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不僅如此，古人在田獵和出征前也要祭馬。《詩經·小雅·吉日》云：“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毛傳》注云：“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據《隋書·禮儀志》載，大業七年（611年），隋煬帝下詔東征高麗，“又于薊城北設壇，祭馬祖于其上，亦有燎。又于其日，使有司并祭先牧及馬步。”古代開戰前舉行祃祭，最早也是祭馬。《禮記·王制》載，“天子將出征……祃于所征之地”；應劭注云，“祃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隋唐時期，祃祭的對象逐漸變成了黃帝。《隋書·禮儀志》載：“開皇二十年（600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于河上，祃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到了宋代，祃祭演變為祭軍旗，據《宋史·禮志》載：“軍前大旗曰牙，師出必祭，謂之祃。”

〔西周〕盠青銅駒尊，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白馬祭河與白馬之盟

長久以來，白馬被古人用來獻祭神明。最初，白馬被用來祭祀黃河之神。西晉陸機《要覽》中記載了楚懷王以白馬獻祭河神，希望得到河神的庇佑，阻止秦國軍隊渡河，盡管遺憾的是，最終秦軍“卒破其國，天不祐之”。《史記·河渠書》記載了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黃河瓠子決口后，糧食連年歉收，漢武帝派汲仁、郭昌率領數萬名士兵去堵決口，“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西漢末年，黃河泛濫，淹沒了瓠子金堤。《漢書·王尊傳》中記載了東郡太守王尊親率官員和民眾，“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漢代東郡的白馬縣和白馬津，其名便得自于當地以白馬獻祭河神。

不僅如此，古人在結盟時要宰殺白馬，歃血為盟。《戰國策·趙策》中，蘇秦主張六國合縱抗秦，游說趙肅侯道：“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史記·張儀列傳》中，張儀為了秦國游說魏王時也說道：“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后，分封功臣前結白馬之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載：“于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顏師古注云：“白馬之盟，謂刑白馬歃其血以為盟也。”當劉邦逐一消滅異姓諸侯王后，再次與臣下結白馬之盟，約定“非劉氏不得王”。后來，劉邦駕崩，呂太后臨朝稱制，欲封呂氏家族的人為諸侯王，《史記·呂后本紀》載，右丞相王陵表示反對，其給出的理由便是“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西漢〕金帶扣上的“刑白馬盟”，徐州博物館藏。

不僅如此，中原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也行白馬之盟。據《新唐書·突厥傳》載，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門之變后，東突厥頡利可汗趁唐朝內亂、政權未穩之機，隨即發兵南下，一路挺進到渭水北岸，直逼長安。頡利可汗派遣謀臣失思力入朝刺探軍情，被唐太宗扣押。之后，太宗親率近臣來到渭水邊，與頡利可汗隔水交談，斥責其違背約定。不久后，各路唐軍趕到，“旗鎧光明，部隊靜嚴”，頡利可汗見無利可圖，便趕忙請和，“翌日，（太宗）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

馬戲、舞馬和馬球

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推動了騎馬技藝的普及，逐漸發展出民間的馬戲表演。西漢桓寬《鹽鐵論》中首次出現了關于“馬戲”的記載。1975年出土于陜西咸陽的西漢漆奩上，繪有兩個伎兒表演馬戲的場景。在東漢墓葬出土的畫像石上，也有大量刻畫“馬戲”場景的雕刻。

〔東漢〕平索戲車車騎出行畫像磚，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隨著漢武帝經略西域，西域舞馬傳入了中原王朝。相傳，大宛的汗血寶馬不僅是上好的戰馬，而且擁有舞馬的天資。宋膺《異物志》載：“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三國時期，曹植曾馴養一匹大宛馬，進獻給兄長魏文帝，他在《獻文帝馬表》中寫道：“臣于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骍一匹……教令習拜，今輒已能，又能行與鼓節相應。”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料中多有西域進獻舞馬的記載。

舞馬表演在盛唐達到鼎盛。據《明皇雜錄補遺》載，唐玄宗喜好音律，命宮廷教坊訓練舞馬，按部分組，定下名號。這些舞馬的裝飾極盡華麗，“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身披錦繡，以金銀制成的絡頭上，裝飾有珍珠美玉。在每年慶祝玄宗生日的千秋節慶典上，舞馬銜杯是最受歡迎的祝壽節目之一。據《舊唐書·音樂志》載，日暮時分，三十匹皇家舞馬伴隨著《傾杯》的樂曲，昂首甩尾，每一個動作都完美契合了音律節拍。

〔唐〕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安史之亂后，舞馬走向了衰亡。據《明皇雜錄》載，安祿山喜歡觀看舞馬表演，曾將數匹舞馬帶回范陽；另據《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八載，安祿山攻克長安后，特意命人“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遺憾的是，后來洛陽的舞馬死于戰亂，而范陽的舞馬因無人知曉，招致了滅頂之災：有一天，軍中犒賞將士，舞馬聽到熟悉的樂聲興奮不已，馬夫們不明所以，拿起掃把就去打，舞馬們還以為是因為舞蹈不合節拍，便更加賣力，馬夫們驚恐之下，急忙逐級上報給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后者下令用馬鞭狠狠抽打，可憐的舞馬就這樣白白丟掉了性命。

唐宋時期，馬球也是王公貴族十分熱衷的運動。關于馬球的起源，有一種觀點認為始于漢代的本土：三國曹植的《名都賦》云，“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擊鞠”就是在馬上擊球。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起源于吐蕃，據《封氏聞見記》載，“太宗常御安福門，謂侍臣曰，‘聞西蕃人好為打毬，比亦令習會，一度觀之’”，也就是唐太宗聽聞吐蕃人喜歡打馬球，下令讓唐人學習，他本人也經常觀看打馬球。后來因有外邦人為了引起太宗的注意，不惜在鬧市打馬球，太宗便將馬球焚燒以自誡。

〔北宋〕（傳）李公麟《明皇擊球圖》（局部），遼寧省博物館藏。

唐高宗即位后，馬球在貴族中逐漸流行開來。《通鑒紀事本末》載：“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在他的兒子中，章懷太子和唐中宗都喜歡馬球。章懷太子墓中壁畫上繪有馬球圖。唐中宗平時喜歡觀看馬球比賽。據《封氏聞見記》卷六載，景龍三年（709年），吐蕃派遣使團來長安迎接金城公主入藏，吐蕃使者提出與唐朝打一場馬球賽，中宗先派護衛迎戰，不料被吐蕃打得落花流水。面對如此難堪的局面，中宗當即下令派出由臨淄王李隆基領銜的皇室陣容。賽場上，李隆基“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最終完敗對手，為大唐贏回了顏面。李隆基即位后，仍以打球為樂事。天寶六載（747年），年逾花甲的唐玄宗在驪山與羽林軍將士一起打馬球，禮泉縣尉閆寬為此寫下《溫湯御球賦》。

打馬球可以有效鍛煉體格和策馬的技巧，十分適合練兵。正如《溫湯御球賦》所云：“伊蹴鞠之戲者，蓋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義不可舍。”正因如此，打馬球在軍中蔚然成風。許多唐朝的將領都是打馬球的好手。《資治通鑒·唐紀》中記載了廣明元年（880年），權宦田令孜看到關東群盜漸起，于是就上奏唐僖宗，請求任命他的哥哥陳敬瑄鎮守三川，暗地打算將來到蜀地避亂。唐僖宗下令陳敬瑄和他的心腹大將通過打馬球比賽來爭奪三川的職位，結果“敬瑄得第一籌”，之后便被任命為西川節度使。

〔唐〕打馬球圖銅鏡，揚州博物館藏。

到了宋代，打馬球成為一種皇家的禮儀。據《宋史·禮志》載，自宋太宗以來，每年三月，皇帝要親率皇親近臣在大明殿前打馬球。東西兩側的毬門“高丈余，首刻金龍，下施石蓮華坐，加以采繢”，門旗下還各設五面鼓。門前各有承旨官一名作為裁判，還有一名手持小紅旗的衛士負責“唱籌”，即進球后的信號官，還有一眾手持哥舒棒的御龍官環衛球場。大殿臺階下的連廊里，還設有宮廷教坊龜茲部的鼓樂。伴隨涼州曲的旋律，皇帝登上大殿，群臣謝恩后，皇帝上馬象征性擊球，然后由皇帝親定的兩隊人選，分別身穿黃、紫色“隊服”正式下場比賽，擊鼓手跟隨賽況擊鼓，進球稱為“得籌”，三籌之后，皇帝就會回到大殿，邊看比賽，邊與侍臣喝酒。北宋時期，宋徽宗還組建了一支球技高超的女子馬球隊，并為其賦詩云：“控馬攀鞍事打球，花袍束帶競風流。盈盈巧學男兒拜，唯喜長贏第一籌。”

作者/任疆

編輯/李陽 李永博

校對/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