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睒睒們筑夢中國斯坦福

產業先行，教育追趕。

文 | 華商韜略 楊彼得

2026年1月14日，杭州。

浙江省十四屆人大四次會議開幕，省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支持錢塘大學籌建。

消息傳出，引發廣泛關注，乃至討論。因為，錢塘大學的籌建資金高達400億元，而出資者是農夫山泉創始人、已多年位居中國首富的——

鐘睒睒。

【01 瘋狂“捐贈”】

早在一年前，鐘睒睒就透露過他的辦學計劃。

那是2025年1月22日，農夫山泉母公司養生堂集團的年會上，鐘睒睒說，他要依托養生堂集團，在未來十年捐贈400億元，籌建創辦一所“中國沒有的大學”。

這，就是錢塘大學。

他當時的原話是：“當我們經濟水平提升到有能力來對人類社會作出貢獻的時候，我們養生堂人不能缺席，我們這個大學一定是新穎的，按照中國沒有的大學建設。”

一年過去，這所大學到底新在哪里，也陸續有了答案。

它將是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學，其重點新在：放棄傳統大學追求的規模擴張，轉而完全聚焦于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并更強調底層技術的產業轉化。

鐘睒睒希望，在“數字經濟”最茂盛的地方，深挖一口通向未來的井。

400億的捐贈刷新了中國企業家捐資辦學的紀錄，但鐘睒睒卻只是后來居上。

在他之前，中國企業家就已掀起了一波捐資建設特色大學的小熱潮，而且也都更加強調教學與產業和國家需求的深度耦合。

比如同樣扎根杭州的西湖大學，緣起是施一公、陳十一、潘建偉等七位知名科學家聯合發起的一項倡議——打造一所“小而精、高起點、研究型”的世界一流大學。

這項倡議不僅獲得了國家支持，更是得到了萬達王健林、騰訊馬化騰、牧原秦英林等企業家的帶頭響應，真金白銀地砸錢助學。

這些身經百戰的商界大佬深知，西湖大學的價值不在于追逐技術的“即時變現”，而是在校長施一公的帶領下，通過深耕科學無人區，為產業發展提供源頭創新能力。

“玻璃大王”曹德旺之所以掏出百億巨資，全程督建福耀科技大學，背后是他對中國制造業高端人才斷層的深刻憂慮。

這種憂慮源于福耀集團在全球化版圖擴張中的一次次“文化碰撞”。當曹德旺親眼目睹德國那些“小而美”的工廠，能憑借一群高素質、動手能力極強的技術人才，生產出領跑全球的高質量產品時，他越發認識到，“中國制造業缺乏的是人才，而不是資本”。

所以他才反復說，要通過辦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學，“把國際上好的東西學回來推廣”。

至于中國“芯片首富”、韋爾股份創始人虞仁榮，捐資300億籌建寧波東方理工大學，則更生動地體現了他作為一名產業領航者，對國家戰略安全與基礎研究短板的焦慮與擔當。

在虞仁榮的視角中，芯片行業的競爭早已超越了產能的博弈，進入了“源頭創新”的生死時速。他深刻感受到，盡管中國半導體產業規模龐大，但基礎研究薄弱、頂尖領軍人才匱乏，始終是懸在產業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他傾力打造的寧波東方理工大學，不是一間普通的民辦學校，而是要瞄準解決“卡脖子”的源頭問題，立志在芯片、人工智能、新材料這些領域正面突擊，培養出真正能在這個大時代頂得上的頂尖人才。

從基礎研究，到制造業、芯片、人工智能，這些領域共同指向了破解中國產業困境的終極答案。鐘睒睒、曹德旺、虞仁榮、王健林、馬化騰等企業家之所以有信心躬身入局，是因為他們深知，金錢可以換來產能的擴張，卻買不來一代又一代高端人才的持續輸入。

當這些身處產業一線的“實干家”將自己的認知、精力與財富投入大學時，這種由產業痛點驅動的精準辦學，正推動中國教育與產業發生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

【02 持續進化】

中國企業家參與辦大學，并非新鮮事。

過去四十多年間，隨著企業家財富的持續積累，以及國家教育與產業戰略的不斷調整，企業家介入高等教育的方式，也在悄然進化。

最早期的形式，是“公益回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香港企業家李嘉誠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持續捐錢建設汕頭大學。

截至2023年，李嘉誠累計捐贈額達120億港元。這些捐贈不僅改善了學校的基礎設施，還引入國際先進的教育資源，助力汕頭大學快速發展，成為這一階段的標桿。

此外，遍布全國的“逸夫樓”、田家炳學校，也是香港已故企業家邵逸夫、田家炳回饋教育的生動縮影。

他們捐贈的核心邏輯一致：讓師生擁有更好的教學環境，但并不介入學校的治理和學科規劃。

此后，新一代企業家崛起，捐贈重心也從“泛化回饋”轉向了“精準反哺”。他們深知，在科技主導競爭的時代，最稀缺的資源不是大樓，而是大腦。

他們以捐資母校為主，設立專項基金或特色班級，聚焦支持各類人才的選拔培養。

這些捐贈包括但不限于：

馬云2015年向杭州師范大學捐贈1億元設立馬云教育基金；段永平累計向浙江大學捐贈15億元；劉強東及京東集團在2017年向中國人民大學捐贈3億元，設立京東基金；高瓴資本張磊也在2017年捐助中國人民大學3億元，設立“中國人民大學高瓴高禮教育發展基金”……

還有小米創始人雷軍，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持續向武漢大學捐贈。2023年，他更是一次性捐出13億元，刷新了全國高校收到的最大一筆校友個人現金捐贈紀錄。

雷軍不僅幫助母校建設科研大樓、設立高額獎學金，更是聯合學校設立“雷軍班”，幫助武大培養與留住頂尖人才，也為AI等前沿賽道輸送新鮮血液，實現大學與產業的“雙向賦能”。

除了對母校的深情反哺，越來越多企業家的捐贈目光開始投向其他高校。

2021年4月，清華大學舉行110周年校慶之際，雷軍率領小米高管親赴清華，見證小米人工智能創新研究基金的設立。該基金主要用于人工智能、機器人、醫療健康等前沿領域的創新研究。對于雷軍而言，這已不再僅僅是簡單的捐資，而是通過資源互補，為中國前沿科技的探索提供直接助力。

同樣是在2021年4月，泰康保險創始人陳東升到訪南開大學，出席泰康集團向學校捐贈3000萬元的儀式。這筆資金被專項用于金融學科的發展以及保險精算人才的培養，力求在金融這一國民經濟命脈領域，為中國培養出更多能夠抵御風險、洞察未來的精英。

2025年11月，段永平向其母親的母校北京師范大學捐贈2.2億元人民幣，用實際行動支持學校教學設施的改善與學科建設。這不僅是一份跨越代際的孝心，更是一種對基礎教育底座的戰略性投資。

這些捐贈有的緊貼國家戰略需求，有的夯實高校基礎設施建設，已然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多元化發展的重要支撐。

諸多企業家中，也有人不滿足于“捐錢助力”，而是主動成為學校的“舉辦人”，最典型的便是騰訊主要創始人陳一丹，以及吉利董事長李書福。

陳一丹于2009年起陸續捐資20余億元，成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武漢學院的主要投資人。此后他全程主導學院發展，推動其在2015年成功轉設為獨立民辦本科高校，并正式更名為武漢學院，逐步將其打造為特色鮮明的應用型本科院校。

李書福創辦吉利學院的初心，則源于汽車產業的人才短缺痛點與公益情懷。

早在1999年，面對汽車人才極度匱乏的現實，李書福便順應政策，開始籌辦北京吉利大學。從最初的專科層次起步，直到2014年，學校正式升格為獨立本科院校。

2020年，為了配合產業布局，北京吉利大學西遷成都，并正式更名為吉利學院。

▲圖源：吉利學院

除了核心的吉利學院，李書福多年來在教育領域布下了一盤大棋，他還創辦了浙江汽車職業技術學院、三亞理工職業學院、湘潭理工學院、三亞學院以及湖南吉利汽車職業技術學院等多所院校。

這些學校的專業設置精準對接吉利的產業布局與汽車行業的人才需求，構建起了一個從基礎技能型中高職、應用型本科到高端研究生培養的完整鏈條，打造出汽車產業人才的“一站式培養體系”。這也讓李書福成為中國企業家產業辦學、產教融合的旗幟性樣本。

陳一丹和李書福作為學校的舉辦人，全程主導旗下學校治理、學科規劃與師資建設，并多次公開重申“辦學不求回報”，明確學校為非盈利性質。

而他們深度介入辦學本身，則是要貫徹自己的理念，探索教育多元化的不同樣本。

如今，鐘睒睒們捐錢辦大學，則又進階到更高層級——起步就百億級捐贈，直接辦新型研究型大學。

大學的“創始資本”幾乎由企業家一己之力托底，學校的戰略定位、科研方向也與企業家的產業意志深度綁定。

但問題來了，伴隨人口出生率下降，中國已經有了大學過剩的憂慮，這些企業家為什么要投入這么多錢獨立辦大學？

【03 產業先行，教育追趕】

鐘睒睒、虞仁榮、曹德旺們選擇獨立辦學，并非單純的“情懷驅動”，或者“有錢無處可花”，而是一種基于現實的理性選擇：

彌補現有教育體系的不足，更好地解決產業經濟的需求痛點。

他們的新大學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特征——

直接對接產業與國家戰略。

錢塘大學的學科布局涵蓋基礎科學、生命健康、新材料、綠色低碳等領域，核心目標是培養包括AI底層技術與核心算法人才在內的頂尖創新人才，助力國家科技自立自強。

學校高度重視原創研究與成果轉化，不僅大力支持學生開展從0到1的原始創新，還配套建設孵化器、產業轉化中心等平臺，讓實驗室成果快速對接產業需求、實現高效落地，真正打通“科研-轉化-產業”的閉環。

寧波東方理工大學自籌建以來，便以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為使命，聚焦中國半導體、信息技術等領域，重點布局數理基礎科學、智能制造工程、電子科學與技術、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等前沿專業，旨在為芯片產業輸送從底層架構到封裝測試的高端研發人才。

福耀科技大學首批設置了材料科學與工程、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智能制造工程、車輛工程等四個本科專業，四個專業從培養方案到課程大綱，全部由學校與企業聯合制定。通過“把課堂搬進車間”的沉浸式培養模式、校企協同育人等舉措，著力培養拔尖創新型工程技術人才，有效緩解我國制造業高端工程技術人才“斷層”的痛點，為實體經濟升級注入新動能。

制造業、芯片、人工智能、康復醫療，看似分散，實則都是指向解決“卡脖子”的源頭問題。

這些企業家比任何人都清楚，錢可以解決產能擴張，卻解決不了“源頭創新”。

鐘睒睒憑農夫山泉坐穩飲用水行業龍頭，靠萬泰生物攻克HPV疫苗等生物醫療難題，一手打造兩大上市公司的商業傳奇，卻深知基礎科研薄弱、高端人才短缺是行業發展的最大桎梏。他自身因時代原因留有教育遺憾，但他堅信創新靠人才、人才靠教育，這也是他毅然捐出400億籌建錢塘大學，聚焦基礎研究與成果轉化的核心原因。

虞仁榮深耕半導體領域，一手推動相關產業發展，見證了我國芯片產業因核心技術和專業人才“卡脖子”的困境。他明白，再多資金投入生產線，也買不來底層技術和頂尖研發人才，唯有自建高校、深耕相關學科，才能從根源上破解難題，這便是他籌建寧波東方理工大學的初心，也是他多年來對產業與教育深度綁定的思考。

曹德旺更是將一塊汽車玻璃做到全球頂尖，帶領福耀集團成為全球汽車玻璃行業的標桿，他深耕制造業數十年，清楚我國制造業高端工程技術人才“斷層”的痛點，認為“企業家一定要為國家、為社會負責，而不僅僅是賺錢”。他創辦福耀科技大學、推行“車間即教室”的模式，正是他希望通過教育培育實干型創新人才，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筑牢根基的實踐，也是他對“辦教育、育人才、興產業”的深刻踐行。

也正因如此，中國既需要浙大、武大這樣的傳統名校，延續上百年沉淀下來的學術體系與人文底蘊。

同時也需要如錢塘大學、寧波東方理工大學、福耀科技大學等，一批以產研融合為唯一導向、以效率和結果為核心評價標準的“特種兵大學”，去主動打破學科邊界與制度慣性。

至于西湖大學、南方科技大學等其他新型研究型大學，雖然背后同樣有企業家的身影，但其本質更接近于“國家戰略+科學家意志”的結合體。它們的主要任務是探索科學無人區，而非直接回應產業端的即時需求。

放眼全球，一所偉大的大學的誕生，往往脫離不了時代的選擇。

19世紀，德國制造曾是“廉價劣質”的代名詞。為擺脫低端定位、實現工業升級，以柏林工業大學、卡爾斯魯厄綜合理工學校等為核心的德國高等工業學校（TH）體系成為關鍵支撐。

這些院校構建了高校與產業的早期雙向聯動機制，將實驗室研發與工廠技術需求緊密對接，深耕精密制造、化學工業、鋼鐵、電氣等核心領域，為德國制造業從“模仿劣質”向“高品質制造”轉型提供了核心技術與人才保障。

這種“產業倒逼教育、教育賦能產業”的硬核邏輯，最終推動德國制造實現品質逆襲，鍛造出風靡全球的金字招牌。

在美國加州，斯坦福大學的崛起，起源雖是老斯坦福為了紀念早逝的兒子，也承載著推動彼時加州發展的初心，但其崛起的內核，是一場突破傳統的教育實驗。

它不僅允許教授、學生兼職參與企業研發，更在20世紀50年代劃出土地創辦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的、由大學直接擁有并運營的高科技園區，真正實現產學研深度捆綁，反哺并最終催生出硅谷。

如今，鐘睒睒、曹德旺、虞仁榮們，某種程度也是借鑒了美國斯坦福的道路和經驗，筑夢中國的斯坦福。

企業家，往往能更前瞻與深刻體察到產業經濟對人才的真實需求，進而倒推出更能滿足需求的人才培養路徑。

當鐘睒睒、曹德旺、虞仁榮們，以產業經濟為錨點，未來需求為坐標，躬身入局，為產業升級提供“源動力”，中國創新也必將得到更多元的支撐乃至引領力量。

【參考資料】

[1]《史無前例，中國最不差錢的超級大學，來了》馬江博說趨勢

[2]《鐘睒睒要捐400億建的新型大學可能是什么樣?》界面新聞

[3]《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產業發展報告（2024）》

[4]《每人10萬元!雷軍回母校武漢大學發放100萬“雷軍卓越獎學金”》封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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