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邊界小鎮”到“區域中心”：界首設縣研究（1938—1953）

江西地名研究

關注我們，獲取更多地名資訊

摘要：界首地處豫皖邊界，緊鄰沙河，傳統時期是以經營轉口貿易為主的商業性集鎮，民國初年已“境內鎮稱第一”。抗戰期間，界首匯集了大量人員、物資，境內走私尤為猖獗，一時以“小上海”聞名。經濟大繁榮推進了行政建制調整，界首三鎮在空間與管理上逐漸脫離母縣，成為相對松散的聯合體，但因未設置正式政區，抗戰結束旋即衰落。1947年界首設市，為扭轉頹勢采取了多種措施。1949年后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轉移，界首由此前的點狀城市型政區“市”轉變為包含農村的地域型政區“縣”，以契合國家方針，建設新型城鄉發展格局。

關鍵詞：行政區劃；地域開發；“小上海”；城鄉關系；界首

行政區劃是歷史政區地理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歷來為史學界所關注。傳統時期各層級政區中尤以縣級政區最穩定，幅員、數目與名稱等變化起伏較小，大抵與其直接“牧民”和賦稅征收的功能有關。關于縣制起源與新縣增設的探討是研究區域社會變遷史、地方演進史的重要切入點，譚其驤曾提出“母縣”的概念。時至今日，“母縣”已成為考察地域開發的重要思維工具。但理論都有適用范圍，“母縣理論可能在經濟開發早期，特別是丘陵山區特別有效。在開發程度已經成熟的平原地區，它的有效性要打些折扣”。例如，明清時期的江南設縣現象仍然顯著，其緣由不為經濟開發，而是有更為豐富的內容。據統計，自康熙二十二年至宣統三年（1683—1911），全國共新設432個縣級政區(150個散廳、30個散州、252個縣）。于國家邊緣地區開辟新縣和析分周邊政區設縣是新縣的兩大來源。此過程中所衍生的種種事端常涉及動議背景、權力斗爭、縣治選址、邊界劃定、田糧紛爭、學額分配、官民博弈、文化融匯等諸多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因而行政區劃變動及其背后的原因仍是目前學界關注的熱點。

近代以來隨著人口增殖和土地開發趨于飽和，整個國家疆域范圍內都已有相應地方行政建制單位管轄，此情況下的新設政區實際是一種分設。這在安徽省亦可得到印證。晚清以降，安徽一省設置的縣級政區，無論是出于防范捻軍復起而設的渦陽縣，還是立煌、嘉山、岳西、臨泉四縣，均為劃周邊政區部分土地分設，且都蘊藏濃厚的政治、軍事色彩。本文的考察對象界首在抗日戰爭期間由一個邊界商業小鎮迅速成長為皖北豫東一帶的區域性中心，進而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成為正式的縣級行政區，生動地體現了政治、經濟要素在政區調整過程中發揮的主導性作用。通過考察界首沿革個案，可以深化對我國近現代縣制的認識，為行政區劃研究增添具體例證。

一、邊界小鎮：地方體系層級視閾下的界首集

界首（今界首市），舊名界溝，位于安徽省西北部。明時期，北部屬潁州太和縣，南部屬潁州，均隸屬南京鳳陽府；清時期，為安徽省潁州府太和縣、阜陽縣和河南省陳州府沈丘縣所分轄；民初繼之；至1934年析阜陽西鄉設臨泉縣，界首的地域形態才有所改變。關于界首得名的緣由，據學者考證，因其西與河南省交界，系皖境邊沿首集，故明末又稱“界首集”。

作為宋金之戰和紅巾軍起義發生地，界首在歷史上尚有一定的知名度，在經濟上則略顯沉寂。直到明清時期，其商業才獲得一定程度發展。明初行政區劃調整，界首集所在的太和縣得與豫省接壤。是時，太和縣“東距潁川，北連淝水，西南接壤中州，舟車輻輳”，儼然皖北大縣。在區位條件上，較之縣治，界首集不遑多讓，其優越的沙河水運助力了商貿興起。沙河源頭有二，均發源于河南省，其一與界首航運關系頗密。此源為汴水之枝津，古名蔡水，有賈魯河注之，又名惠民河，向南依次流經中牟、開封、尉氏、扶溝、西華諸縣，至周家口（即今周口市）與潁水以及沙河別源交匯，東南歷淮陽、項城、沈丘諸地后抵達安徽省太和縣，經界首集入皖境，又經稅子鋪、舊縣集、太和、阜陽、潁上、八里垛等地，于正陽關附近注入淮河。地處沙河北岸的界首集地理位置關鍵，經營轉口貿易者慢慢匯聚，商業漸有起色。但至宣德年間，河流上游淤塞，河岸風貌逐漸由“通商賈集”變為“河徙市凈”。嘉靖年間，河南省疏浚曾在宋代作為漕運通道的賈魯河，開通連接中原與江南的航運路線。隆慶四年（1570），徽商黃汴編纂的《天下水陸路程》刊行，書中專辟“淮安由河南至汴城水”一節詳細記載了這條貿易路線：“淮安，十里湖口閘，十里移風閘，十五里清江閘······六十里太和舊縣，四十里界溝驛······北二十五里周家店，十五里李方店，三十里西華縣，一百二十里李家潭，四十里朱仙鎮，起車，四十里至汴城。”賈魯河、沙河與淮河河道的貫通促進了多座沿河城鎮的快速崛起，如朱仙鎮、周家口等，沿線各地經濟聯系趨于緊密。此時的界首集雖已具備一定商業實力，但本質上僅是開封至淮安水路交通線上的眾多碼頭之一，從規模上看仍是東西兩側大型市鎮的附庸。

有清一代，界首商業大體延續明代以來的發展格局，主要為河南中東部、安徽北部和江蘇間過境船只提供轉運服務，通過水路將豫皖兩省所產糧食等農副產品輸出江南一帶，并輸入產自這些地方的綢緞、雜貨等商品。“向來河南貨物由潁河（即沙河）、渦河舟運至此上岸，陸路至浦口發往蘇杭，亦有蘇杭綢緞、雜貨由浦口起旱，至長淮雇船運赴潁、亳、河南等處。”靠著轉口貿易，至清代中葉，界首已成為皖北地區一個重要商業點，但與同屬太和一縣的舊縣集相比仍有差距，后者仍占據“第一鎮市”名號。咸豐年間為防御捻軍，皖北各縣大興圩寨。界首本地紳商筑城為堡，以繼續進行經濟活動。堡內有街道數條，各業商戶數十家，經營范圍包括糧、棉、鹽、交易行、棧、油坊、糟坊、醬園等，并設厘卡以征收貨物稅。清末，由于該地商業興盛，加之地當沖要，四周常有匪徒出沒，治安堪憂，“太和縣之界首集，繁富之區，茶商典鋪，貨肆厘局，悉集于此，況界連豫省，水陸交通，匪黨溷跡，盜竊之案所在多有”。因此，太和縣令陳請皖省巡撫派兵駐扎，以資彈壓。總體來看，此時期的界首集商品經濟發展，實際已成為土產品集散地。

民清鼎革之際，豫皖邊境匪患嚴重，為保境安民，民國元年（1912）十月太和縣成立縣警察所，以管理域內警察事務，并于“鄉區內繁盛地方得設警察分所，肥河口、界首集各分所有區長一員，巡士無定額”。警察機構的設立大大提高了行商坐賈的安全感，交易量持續增長。除擴大向外輸出本地土特產外，之前界首市面罕見的洋貨也逐漸流行，部分商戶如恒大商行、西順昌、同德、同盛等開始銷售英美洋油、洋煙等舶來品。這側面說明圍繞界首集構建起來的市場圈較之清代明顯拓展，貿易輻射范圍更廣，消費水平水漲船高。界首集的繁榮吸引了一批外國調查者，其中就有日本東亞同文書院派遣的實地考察人員，他們認為界首集是一個在經濟上有特殊地位的城鎮：“此地位于安徽省與河南省的邊界處，是鎮江貿易勢力所能延伸到的終點，換言之，界首是民船從鎮江出發沿著潁河逆流而上所能到達的終點，十分重要。名為對梁舫子的小船經常將貨物轉存在此地。盡管八里垛或正陽鎮也有同樣的地理條件，但超過半數的交易都在此地進行，由此此地也與河南省周家口產生了密切聯系。”貿易的發達也催生了錢莊等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又多受往來貨物控制：“夏天降水量增加時期市場最為活躍，農歷八九月是金針菇，農歷十月是牛皮牛骨的裝載發貨，是個十分繁忙的季節。”南來北往的商人交易使貨幣種類多樣化，界首集流通的不僅有政府鑄造的銅錢、銅元，亦有鄰省貨幣和龍洋銀元、鷹洋銀元等，商貿繁盛可見一斑。

受史料所限，以上對于界首集自明清以來地方體系層級演變的分析基本停留在線性描述。通過文字資料可以得出一些宏觀性結論，但要對其實際變遷情形更準確定位，則需要“中間介質”作為替代性指標，郵政局所恰是一個理想對象。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建構中心地層級時依賴最多的單一指標正是近代郵政體系。最新研究成果也進一步證實利用郵政網絡研究基層市場的可行性，并提供了一種可選擇的技術路線。光緒二十二年（1896）“大清郵政”正式開辦，至宣統元年（1909）安徽省潁州府轄區內已有郵政局所10處，出于政治原因其中7處在府、縣治，另3處分設于經濟基礎較好、交通通達性強的市鎮，界首集便設有1處。民國初年，升界首集郵政代辦所為三等郵局，直至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它仍是皖西北地區為數不多的正式郵局之一。除了便利的水運，20世紀30年代臨（汝）太（和）、阜（陽）周（口）兩條公路的開通較大提升了界首集的陸上運輸能力。交通改善使貨物往來更加通暢，貿易距離也隨之延伸。以1936年界首集運銷各類農、畜產品的情況為例，其年銷售總額在281000元以上，與蚌埠、正陽關、周家口等通商巨鎮比雖有不小差距，但遠超太和、阜陽、沈丘等周邊縣，除部分商品供應本地和運到蚌埠外，相當一部分銷往湖北、周家口等省外地方。《太和縣志》編者評價界首集為“境內鎮稱第一”。可見此時的界首集在地方體系層級中已經完成了由標準市鎮向中心市鎮的轉變，并非有些文章中所稱抗戰前的界首在經濟上沒有明顯起色的情況，這也為抗日戰爭期間該地“畸形”發展奠定了一定物質基礎。

二、因戰而興：抗戰時期界首經濟的“畸形”發展

全面抗戰爆發后，徐州、蚌埠、商丘、開封等城市相繼淪陷，隴海、津浦、京漢各鐵路交通中斷。為阻止日軍西進，1938年6月國民黨軍隊扒開花園口大堤，致使黃水南泛，豫東皖北一帶俱成澤國，水面寬至太和縣李興集，計達六十華里，界首由于地勢較高，偏居一隅，災民蜂擁而至。隨著戰爭形勢惡化，多座大中城市先后被日軍占領。相比之下，界首平平無奇，未引起日軍太多關注。加之界首北有黃泛區阻隔，南有大別山、淮河等天然屏障，還有沙河（潁河）作為水路通道，在地理上形成了一個可進可出、相對安全的“避風港”。因此，大量滬、寧、江、浙、蚌等淪陷區民眾來此避難，或取道此地進入國統區，界首遂成為“抗戰后我國進出口最大市場之一”。多重有利條件交織疊加，戰前不見經傳的界首集幾乎一夜之間躍升為遠近聞名的“小上海”，戰時經濟“飛速”發展（圖1）。

（一）人口激增，走私猖獗

傳統時期的界首集，直至抗戰爆發前仍是一個以農業人口為主體的市鎮。據統計，1936年界首共5000余人，1944年激增至約24萬人，短短數年人口翻了幾十倍。隨著人口急劇膨脹，界首集的居民構成也更趨復雜。因地處國統區和淪陷區對峙的前沿，除大批難民、小販、外地商旅外，亦不乏國民黨官僚、特務、漢奸和共產黨地下人員等匯聚于此，界首集一時間成為各方勢力競相角逐的戰略要地，故時人常稱抗戰時期的界首是“冒險家的樂園”“勞苦大眾的地獄”“革命者的戰場”“罪惡的淵藪”。

戰時日本對華采取經濟封鎖政策，國統區與淪陷區之間正常的貿易往來難以為繼，走私甚為猖獗。就全國而言，“迨抗戰后，蚌、汴相繼淪陷，津浦、隴海、平漢鐵路，交通斷絕，內地如洛、宛、陜、川日常用品，大半仍須購自滬、寧、商、蚌各地，因界首有沙河水運之利，復為滬、寧、商、蚌等地進入內地之第一門戶”。運入的貨物以大后方極其匱乏的布匹、五洋、五金、大小百貨、雜貨、架車、自行車零件為大宗，也有煙土、海洛因、嗎啡、紅丸等毒品；運出的有糧食、豬鬃、桐油、苧麻等禁運物資。“敵貨進口的數量，雖無確實統計，據估計所得，每月至少在數百萬元；同時奸商勞民，將我國重要物產，由此等路線偷運資敵的，其數量亦復相埒。”龐大的貿易量帶動界首郵政包裹業務暴漲，“界首集在事變前不過為豫皖兩省交界之小鎮，戰后自敵人施行對后方物資封鎖政策后，該處一躍而為由陷區秘密運往后方物資之集中地與轉運要沖，該處郵局包裹業務因而突飛猛進，逾常發達，每月售票曾達一千四百余萬元之最高峰，不僅為本區各局之冠，即在全國各區中亦所罕睹”。據1943年的財政報告，界首其年納稅額占全國第三位，經濟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致在抗戰之初即“引起了重慶軍事和經濟當局的特別注意”，并專門為之增設了警備司令部、警察局、鎮公所、商務會、海關、稅局、鹽務局等多個軍政稅收權力機關。鼎盛時期的界首三鎮計有市區街道70余條，較大商店、行、棧657家，沿街地攤商販近萬戶，另有戲園、劇場13家，游藝場2處，書寓24家，浴池6家，茶園10處，各種商業、休閑娛樂場所應有盡有，年貿易總值達8.8億元。

（二）交通線路延展，運輸方式多樣化

1943年12月26日，張宗和偕同家人離開重慶，準備前往祖居地合肥，在其日記中有關于此次返鄉路線的記錄：一行人先到西安，陸上經洛陽、臨汝、寶豐、葉縣、漯河、周家口、水寨數站，而后到安徽界首，再轉乘民船順沙河直下正陽關，靠岸后經陸路抵達目的地—合肥西鄉張老圩。上述線路在抗戰時期是一條重要的人員、物資流通線，界首正是其水陸樞紐，交通重要性不言而喻。全面抗戰爆發不久后“界首這個小集鎮成為溝通東西的唯一通道。‘黃泛區’以西的商賈可以通過這里去亳州、商丘、宿縣、蚌埠等地販運商品；‘黃泛區’以東的商販可以到界首來賣掉他們的貨物，但因當時地方秩序不安寧，經常發生土匪搶劫事件，致使商人視為畏途，裹足不前”。鑒于這種混亂局面，時任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的何柱國一面命令部隊剿滅土匪，保障商路安全。一面與豫皖兩省政府協商成立警備司令部，統一管理界首工商、運輸等行業。此舉效果顯著，界首治安狀況日益改善，前來經商的人越來越多，交通線路也隨之拓展。

水路是戰前界首最主要的運輸渠道，黃河決口后沙河水量有所增加，通航能力不降反升，不僅普通民船暢行無阻，客運輪船亦可航行其中。1940年，隨著界首市場進入繁盛期，交通運輸更趨興旺，停靠在沙河內的帆船有三四千只，綿延十余里。水路運輸航線主要有兩條：一是自界首上行到漯河一線，二是自界首下行達正陽關一線，“載運上駛，以竹木、糧食、煤炭為大宗，下駛者以煙葉為大宗”。除水路外尚有三條陸路交通干道，“界首鎮通淪陷區路線，有商丘、亳縣及蚌埠、懷遠兩大主脈，通后方者為漯河、周家口之線，三條路線，整日有膠輪架子車及木制手車進出，絡繹不絕，每日載貨多至萬萬元”。為保護商旅安全，以上各路沿途均設護路哨和護送部隊，有的甚至配備宿息站，提供食宿服務。界首市場與交通的繁榮引起豫皖兩省驛運處高度重視，分別于1940年6月和1941年5月在此設站，專營大件商品貨物運輸。盡管從性質上來說界首驛運處是官辦機構，但其經營范圍不限于此，包括“軍公民運”，且有相對固定的營運路線，為抗戰時期大批物資轉運提供了安全保障。親歷者就曾說：“如果沒有交通運輸的迅速發展，幾年時間絕不能使界首經濟發展的那樣快。”

（三）“界首三鎮”的形成與空間格局的一體化

上文說到界首堡寨修筑于清咸豐年間，堡內面積有限，隨著戰時大量人員、物資聚集，界首舊城內早已人山人海、貨滿為患，無法支撐如此龐大的貿易量，因而不得不向周邊地區拓展城區空間（圖2），首先發展起來的就是一墻之隔的皂廟鎮。皂廟位于界首之西，隸屬河南省沈丘縣，分擔界首的商業職能前“皂廟系曠野荒冢，并無人煙”。1939年春，皖省政府決定在接近日、偽地區的交通要道以封鎖線為界設立檢查機構，檢查淪陷區輸入及向外地輸出的貨物并收取稅費。由于稅率過高且常需應付檢查人員的敲詐勒索，商人不堪忍受，紛紛由界首流向尚未被新稅覆蓋的皂廟，皂廟商貿自此一發不可收。是年，詩人臧克家在一組長詩《淮上吟》中對此情景有直觀描述，“（界首）城里歸安徽，西關屬河南，仇貨長著腳，法律卻給檢查員劃一條界線。西關盡向荒郊伸腳，一天一個新的繁榮，平地添了棚房千萬間，還累得貨物躺在露天中”。很快兩鎮間的隙地消失殆盡，城區在空間上連成一個整體，此前約定俗成的分界線也變得“模糊”起來，為1940年皖、豫兩省關于邊界的爭議埋下了伏筆。

另一個戰時興起的地區是與界首隔岸相對的劉興鎮。劉興鎮隸屬臨泉縣，《界首一覽》形容戰前的劉興鎮“僅數間茅舍，以農為業”，其經濟形勢與皂廟相去無幾，但在后續發展路徑上略有差異。由湯恩伯任總司令的魯蘇豫皖邊區司令部就駐在臨泉縣，劉興鎮或多或少受益于此，政治優勢明顯。商業上雖然稍遜界首，運輸、工業、印刷、牲畜各業卻冠絕三鎮，至1942年全鎮已建成街道20余條，有較大商戶139家，通往漯河、洛陽、南陽等地的長途汽車站亦設在此鎮。沙河兩岸先后開辟了10個渡口方便民眾往來，交通上的便利使得三鎮在地理空間上的聯系更趨緊密，也推動了三鎮的聯合發展和擴張勢頭，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抗戰勝利前一年，“界首為戰時之新興城市，商業日益興隆，惟一般建設均極落伍，現經當局力加整頓，籌建‘新界首’。······已決定開闊市區，沿沙河北岸界、皂兩鎮，向東西推廣，南岸劉興鎮亦與界、皂并行擴張。地點均經勘定，開始招商起建房屋”。

三鎮不斷強化地理空間一體化時，行政、財稅等更深層次的融合也同步開展。如在界首成立警備司令部，初衷就是將此前分屬三鎮的各商會、警察局、鎮公所權力歸一，又如三鎮銷鹽稅征收一律按皖率執行，這都是三鎮制度層面一體化的表現。前者涉及行政管理層面的統一，是三鎮一體化的“形”，后者則是經濟發展層面的深度融合，是三鎮一體化的“神”。三鎮城區在整個抗戰階段迅速擴建，制度層面以行政、財稅等為代表，雖未完全同頻共振，有一定滯后性，但也貢獻巨大。以上措施使三鎮在空間與管理上逐漸與母縣脫離，形成一個中度融合的獨立統一體，這為解放戰爭時期以三鎮為基礎建立新的城市型政區做了前期準備。

三、界首設縣：由城市型政區向地域型政區的轉變

作為一個因戰而興的商業性城市，界首的發展依賴著特定的政治社會環境，一旦外界刺激性作用消失，其衰落也基本成為定局。抗戰結束，大批避難于國統區的民眾、商人返回家園，駐守在界首及附近的國民黨軍政要員也由原淪陷區的大、中城市接收，數月之間，繁華的“小上海”迅速蕭條。眾多行政、權力機關裁撤后，界首地方秩序日趨混亂，治安問題凸顯，“（抗戰）勝利后，軍警機關，相繼撤銷，秩序逐漸紊亂，近有散兵游勇，與當地流氓勾結在一處，專在河下扣留船只，阻滯運輸，或強迫護送，包運走私”。關于界首的未來時人已有清醒認識，“然無論如何，欲保持抗戰時期的繁榮，已不可能，但亦決不至回復至抗戰前的情狀，直落得無人過問”。解放戰爭開始后，界首的命運更加撲朔迷離。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同年12月12日，中共領導下的豫皖蘇邊區成立。鑒于界首是沈鹿淮縣境內較大城鎮，國共雙方展開激烈爭奪。最終共產黨于1947年10月1日第三次解放界首城，隨后將界首、劉興、皂廟三鎮合并，建立界首市民主政府統轄全市城區。為鞏固新生政權，界首市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嚴厲打擊土頑匪霸，穩定社會經濟秩序，另一方面認真貫徹執行上級政策，進一步保護和發展民族工商業，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此項措施及時有效，船運、鹽糧、雜貨等各業商人陸續回流，界首市人口達52365人。至1948年下半年，工商業情形已較大改觀。“安徽太和縣西北之界首市（在豫皖交界處），解放后經八個月來之清剿土匪、端正政策、低利貸款，工商業已由蕭條逐步走向繁榮，現已成為豫皖蘇工商重鎮之一。全市工商戶至八月份止，已有二千五百余家。較解放前各種工業均有增加，織襪業增加一倍，制鞋業增加三倍半，印刷業增加五家，鐵匠業增加十一家，牲畜行增加九家，經常上市牲口有四百多頭。該市瀕臨潁河，去冬無一只停船，目前與阜陽、潁上間，已有七百多只商船來往。陸路暢通河南周家口、淮陽及安徽之亳縣、阜陽等地，與今年三月份比較，該市往來上述各地之馬車與架車由共二十二輛增至共五十五輛。由于市面日趨繁榮，房子已感缺乏，市政府已決定開辟新的中原大街，以應需要。”因方法得當，商行情況也有好轉（表1）。

由表1可見，截至1948年8月，各業商行情形總體較抗戰勝利初期有了相當程度的恢復，說明界首市為促進工商業發展采取的措施發揮了積極作用。若對比1948年8月和抗戰時期的數據，得出的信息則復雜許多。各業商行數量在戰后呈現較大幅度的增長，但營業概況卻不容樂觀，除糧業外，鹽業、花布業、雜貨業的貿易量遠低于抗戰時期水平。糧業每日成交量增加得益于東運市場的重啟和需求上升，也與中原局設于界首的豫豐貿易公司大量收購糧食有關，可見經濟因素不是唯一變量。就“銷路”一欄看，抗戰時期界首商貿圈覆蓋范圍甚廣，遠達西安、重慶、成都、襄縣、漯河、南陽、洛陽、甘肅、寧夏等多個省市，戰后則局限至蚌埠、潁上、亳縣、周口、臨泉、沈丘、鹿邑等周邊各縣，內縮明顯，表明界首作為貨物轉運樞紐的功能在減弱，或說是戰時非正常至戰后正常狀態的回歸。

界首商業的頹勢引起了市政府高度重視，此前依賴“走私”維系繁榮的路子早已不合時宜，經濟發展必須另尋出路。1948年，市政府在研究分析經濟形勢和今后工作任務時，充分認識到“抗日戰爭結束后，界首經濟之所以迅速蕭條，就是因為工業不發達”。為了有針對性地提振城市工業，界首市專門組織銀行向各私營工商業發放低利貸款728 200元（中州鈔），產業涉及制煙、榨油、釀酒、造紙、皮革、毛巾、肥皂、木材、印刷等多個門類，使63家工廠企業得以恢復生產。貸給工業的資金遠超商業。據統計，1948年6月—1949年10月，“共貸給工業方面737戶，計中鈔13135800元，人民幣7926685元；貸給商業方面計219戶，中鈔8973500元，人民幣2519992元”。除了貸款給企業助力紓困外，界首市還集資興建了一批工業，如鐵工廠、輪船營造廠和發電廠等，為此后界首工業發展開創了良好局面。

與工業漸入正軌不同，界首的商業衰落在1949年后沒有根本扭轉。界首于1947年解放，彼時是解放區內僅次于石家莊的第二大城市，華野總部和豫皖蘇邊區黨政軍機關相繼遷入，使界首在國民黨軍政機構遷出之后，仍然暫時保住了政治、經濟中心地位。好景不長，隨著“江北全部解放，行署級機關進入大城市，政治中心轉移，人口逐漸減少”，界首發展面臨著新挑戰。1952年，中共界首市委在《一年來的生產總結報告》中將該市基本特點概括為“地少人多，形成勞力過剩現象”。據統計，截至1952年底，全市共有6351戶，24318人，其中“農業戶1391戶6551人，非農業戶4960戶17767人，地9689.8畝”。就農業人口而言，人均僅得1.48畝，低于同期土改后的太和縣、臨泉縣，人地矛盾突出。頻繁發生的災荒無疑雪上加霜，“生意蕭條，生產門路窄，即使找到生產門路，獲利極少，不足維持生活，致使城市失業人員日漸增多，貧苦市民要求到鄉村去分土地”。為緩解市內土地短絀問題，1950年7月劃臨泉、太和邊境之尚莊、田營等8個鄉歸界首市轄，成立郊區，但不知何故，此項政策僅推行一年即被廢除。除此之外，界首商業不景氣、人口數量銳減，使以行政畛域為單位的城鄉物資難以交換流通，這成為其行政區劃再次變更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皖省全境解放以后，為盡快恢復和發展工商業，政府層面多管齊下。其中，召開城鄉物資交流大會被視作促進城鄉經濟合作的有效途徑，但“因為本市僅有市區，沒基層行政區域，然在商品的推銷上必須依賴廣大農村的購買力，所以我們要求上級在我市舉辦交流會時，最好能替我們動員各縣前來參加以利互助”。界首市管轄行政區域過于局促，市場狹小，加之本身“生產者少，消費者多，吃空抓空的貧苦市民占整個市貧民的二分之一強”，城鄉物資交流方面處處受制于人，無法達成省里要求的各縣“每季至少必須召開3次到5次······每次8億元”的目標任務，也與國家關于城鄉物資交流“一是將農產品、土產品收上來，一是將城市工業品銷下去”的總方針背道而馳。

行政區劃不合理極大制約了界首市發展，基于對界首市現狀和未來的考慮，1953年3月3日，界首市委正式向上級提出調整現行行政區劃的申請，請求將原太和縣所轄光武、稅鎮，臨泉縣所轄陶廟三個區劃入界首市。申請調整的理由在報告中有詳細說明：

（一）不是政治中心，經濟受到一定的限制，活動范圍少，大商人逐漸外遷。

（二）本地既不是礦區，又沒有土產，僅是一個小的商業城市。

（三）交通不便，水路有沙河，不能通大中型的輪船，陸地僅有汽車，一遇陰雨多日，交通阻隔。

（四）沒有鄉村的支援，甚為孤立，如本市第一次物資交流會只到代表87人（外來的41人，本市的6個），第三次只到5個代表，來的多是有賣無買，這樣使城鄉的交流也受到限制。

（五）本市頭大腳小，機關多群眾少。

可見，無論官方還是普通民眾對于當時界首市的行政區劃均不甚滿意。行政地域范圍有限不僅阻礙了界首市經濟社會的發展，干部群眾的思想上也彌漫著一種消極情緒，認為界首“發展前途不大”。如果將上述三區劃入界首，好處至少有三個：

（一）因為政治上的關系，群眾來往進城的機會多了，經濟上的關系也隨之增加，可以達到城市領導鄉村，鄉村支援城市的目的，以保持和發展這個城市。

（二）可以變太和、臨泉兩縣的邊區為本市的中心區，對群眾工作的指導上能更深入一步。

（三）可以加強本市周圍的公安工作，孤立的一個城市，城外的情況不易了解，萬一發生什么情況，突如其來，本市則難應付。

綜觀上述列舉的“好處”，核心就是“城鄉關系”，這一點與時代大背景有關。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召開，陳云在會上指出：“搞工業要投資，必須拿出一批資金來，不從農業打主意，這批資金轉不過來。”由此開啟了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的新型城鄉發展路徑。從歷史上看，國家發展急劇變革時期，經濟、政治、社會諸領域都變動很大，這就要求原有國家結構體系做出相應調整以適應新的形勢和需要。行政區劃制度是國家結構體系的基本組成部分，是一定社會經濟基礎上形成的政治上層建筑，其決定性因素是國家或區域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與抗戰期間乃至解放戰爭時期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國家形勢和界首周邊經濟社會環境均發生了深刻變化，此前的點狀城市型政區“市”，有必要向包含農村的地域型政區“縣”轉變，以適應新的時代要求和地區發展要求。1953年6月25日，政務院批準撤銷界首市，分太和縣35個鄉、臨泉縣45個鄉與原界首市區組建界首縣，確立了今縣級界首市的行政區域；9月3日，正式宣布將界首市改為界首縣，這以后界首幅員行政區劃趨于穩定。

四、結語

一般而言，考察政區發展演變規律大致從兩方面進行：一是政區發展演變與外部地理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規律；二是政區本身內部結構要素的發展演變規律。相較后者，前者對于政區演變的影響往往更為直接和具體。諸多因素中，政治和經濟要素在總體上占據支配地位，尤其對于基層政區而言。抗戰兵興，在一系列刺激性力量的交織疊加下，界首由一個地處豫皖邊界的傳統商業小鎮迅速成長為區域性政治、經濟中心，納稅額一度躍居全國前列。為了維持“孤島”繁榮以汲取有限財源，國民政府一方面加強界首、劉興、皂廟三鎮地理空間一體化，另一方面也有意識地進行制度建設，但將三鎮正式組合起來的更高一級行政區劃始終未能設置，從而三鎮只能算是松散的聯合體。這種聯合體內部整合力度淺，缺乏強有力的統一行政權力，其固有的離心傾向會隨著刺激性外力減弱而愈發鮮明，抗戰勝利后界首的快速衰落即源于此。所以，1947年界首解放伊始便調整了行政區劃，合并三鎮，成立市政府集中權力，建立城市型政區，其經濟頹勢在較短時間內有所扭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工作重心逐漸向經濟建設轉移，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的新型城鄉關系被提出，界首行政區劃設計的不合理之處日益凸顯，嚴重阻礙了地區發展。

回溯20世紀上半葉界首的演進歷程，幾次重大轉折幾乎都在社會劇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實現，這印證了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名言：“真正影響城市規劃發展的，是深刻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的變革。”1953年界首“撤市設縣”，由城市型政區轉變為地域型政區，順應了彼時國家大政方針和城鄉關系新格局，不僅縣域空間得以展拓，同時也為20世紀下半葉其城市發展奠定了基礎。

作者：易山明

來源：《歷史地理研究》2025年第4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江 桐

校對：歐陽莉艷

審訂：楊 琪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微信掃碼加入

中國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掃碼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歡迎來稿！歡迎交流！

轉載請注明來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