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風云：“巨富”潘振承如何讓廣貨行天下

來源：金羊網

□潘劍芬

如果一貧如洗，如何逆天改命？300多年前的福建青年潘振承，用他的一生給出了一個答案：去廣州。

這是一個“窮小子”漂洋過海、最終成為“巨富”的真實故事。這故事動人的不只是個人奮斗，更是一座千年商都與“異鄉人”之間的雙向奔赴。

一個福建青年決定去廣州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潘振承出生在福建同安一個貧困家庭。他是長子，有四個弟弟。潘家窮到什么程度？他兒子潘有為后來寫詩回憶當年困境：“家貧葵藿苦不供，身披敗絮雨輒烘。”

為了活命，少年潘振承出海當船工。“風飧露寢為饑軀，海腥撲面蜃氣粗”，風浪都在他的青春里。

但他不甘于此。

族譜記載，潘振承“往呂宋國貿易往返三次，夷語深通”。清乾隆時期在廣州從事貿易的一位法國商人記載，潘振承在馬尼拉度過了他的青年期，為一位陳姓人士打工，在那里熟練掌握了西班牙語。歷史學者范岱克在國外檔案中找到了潘振承用西班牙文寫給外國商人的信，字體流暢優美，證明其西班牙文水平較高。在其后的經商過程中，他還能以英語、葡萄牙語直接與外商交流。

這段經歷給了他兩樣寶貴的東西：一是流利外語，二是不肯將就的心。

約1735年，二十出頭的的潘振承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關鍵的決定：去廣州。

為什么是廣州？清代自開海禁以后，這里一直是允許外國人常年貿易的重要口岸。這是一座真正屬于商業的城市。陳姓商人在此設立商行，自然也是看中了這塊貿易圣地；骨子里帶著冒險精神的潘振承也被吸引到此。

潘振承入粵后，進入陳姓“達豐行”工作。族譜記載：“在陳姓洋行中經理事務。陳商喜公誠實，委任全權。”

廣貨“出海”：從誠信到創新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潘振承創立了自己的商行——同文行。此時正值清政府實行“一口通商”政策，廣州十三行行商壟斷了對西洋各國的貿易。同文行主要經營茶葉和生絲的出口，它們是當時中國外貿中最大宗的出口貨物。

這一年，他還聯合其他八家洋行，向清政府申請恢復設立“公行”。潘振承被清政府委任為“公行”首任商總，并擔任行商首領至其病逝，出任商總28年，是廣州“一口通商”存在85年間出任商總時間最長的行商。其間，他對外開拓市場，推動同文行蓬勃發展，使之成為廣州十三行歷史上最顯赫的商行之一。

潘振承是如何從一個打工人，躍升為商界領袖的？

首先，是誠信。

178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退回1402箱武夷茶，包裝損毀嚴重，根本無法分清哪些是同文行的貨。按常理潘振承可以推諉。但他做出一個驚人決定：二話沒說，如數進行賠付。同文行一諾千金，其他行商競相效仿。

1784年，美國第一艘來華商船“中國皇后號”抵穗。當時十三行共有七名行商可作擔保人，美方毫不猶豫選擇了潘振承。一個新生的國家，把對華貿易的信任，交給了這位中國商人。

其次，是創新。

為保證茶葉質量，他曾在福建武夷山建立大規模茶園，并配套茶葉加工基地。通過“茶葉基地+加工+包裝+銷售”一條龍模式，同文行出口的武夷茶品質極其穩定。由于潘振承及其后繼者都極其重視貨物品質，同文（孚）行茶葉、生絲等商品成為中外馳名品牌。法國拉羅謝爾城奧比尼-貝爾濃博物館收藏有一張嘉慶年間以通草紙繪制的外銷畫，畫中有兩個色彩亮麗的茶葉箱，箱上赫然印有“同孚名茶”四個大字，見證了潘氏家族打造的茶葉品牌飲譽海外。

質量是基石，膽識是分水嶺。潘振承留下許多敢為人先的故事：18世紀60年代，他擁有三艘帆船，以廣州為基地從事東南亞貿易。這些船“以向外國人發行債券的方式為航行融資”——作為當時最早一批向外國人融資進行帆船貿易的投資者，其商業眼光讓人佩服。

另一創舉是率先在對外貿易中使用倫敦匯票。1772年，他在一筆巨額交易中以公司匯票匯往英國；1786年，又接受孟加拉匯票作為茶款結算。相較當時多用現銀，他較早運用票據完成跨洋支付，降低風險，提升了資金周轉效率。敢為天下先——他用每一次嘗試，重新定義“中國商人”。

最后，是遠見。

潘振承知道，真正的生意，是人。他在家中宴請外商，品茶賞園，縱談西洋近事。其繼承人潘有度視野繼續擴大，把自己收藏的世界地圖，用中文標注國家、城市和海港以供研究，并與外商“坦誠而自在地談論宗教”，甚至通過外商加入美國“麻州農學會”，并與英國皇家學會主席約瑟夫·班克斯通信，向邱園寄贈中國植物，成為中西植物交流的重要橋梁。

在今天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館，仍藏有潘振承送給瑞典東印度公司董事尼科拉斯·薩文格瑞的禮物——潘振承的玻璃畫像，見證了振承與瑞典商界的友誼。據2007年7月央視《訪瑞華人尋蹤》，東印度公司博物館里藏有兩幅潘啟畫像和以他為原型制作的瓷人（瓷人是一對，官人身著官服，氣度不凡；夫人相對而立，神態溫婉。據考，官人原型即為潘振承）。

他留給城市的遠不止財富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潘振承在番禺河南購置土地，廣建屋宇祠堂。他還捐資修建漱珠橋、環珠橋、躍龍橋。

便于鄉里出行的善舉，無意間也成就了后世畫家筆下美景。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于1830年所繪鉛筆畫“Bridge at Honam”（河南橋），據考證即為環珠橋。清代攝影家賴阿芳拍下多張漱珠橋美景。橋梁建筑藝術隨著繪畫、攝影走出了國門。

但潘振承留給這座城市的遠不止橋梁。他深知，商人雖富，終非顯貴。他傾力投資教育，培養子孫讀書業儒。潘家后人，進士、舉人輩出，詩、書、畫、鑒藏，代不乏人。商業血液與文化風骨，在這個家族身上未有分離。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潘振承辭世。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里留下一段話：“他確實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人……他的兒子一定能夠保持商行的信用和經營，所以沒有理由為他的去世感到遺憾。”

這或許是商業世界對一個商人的最高評價：斯人雖逝，信用長存。

回看潘振承一生，他與廣州早已千絲萬縷交織：青年奔她而來，因她開放包容；中年在此成就，因她賦予視野與信譽；晚年將一生所積還予此方——他最終活成她文脈和風骨的一部分。

而其一手打造的“廣貨”，從來不只是茶葉、絲綢，更是誠信、開放、創新的商業精神以及潘家用百年家風做出的一種范式：財富的終極意義是滋養文脈、反哺鄉土。

三百年前，一個潘振承和許多“潘振承”曾描繪商業精神底色；三百年后，這底色早已匯入廣州血脈，在一代代人的奔赴中，升華為這座千年商都走向世界的通行證。

[作者系南越王博物院（西漢南越國史研究中心）研究館員，歷史學博士]

編輯：鄔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