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加感到“錢管用”，追求精神富足，也得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

說“錢管用”，并非否定人的信仰與精神追求。

但是，再崇高的信仰與精神追求，都得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

脫離物質的精神向往，終究是空中樓閣。

度過一個熱鬧的春節，我愈發深刻地體會到——“錢管用”。

有了錢，可以在酒店預訂一頓熱氣騰騰的年夜飯，卸下親自下廚的勞累，讓團圓的時光愈加喜慶與輕松。

有了錢，可以帶著家人奔赴遠方，在異地風光中收獲新鮮感，減少居家中的摩擦與矛盾。

這份管用，在往日的瑣碎日子里，更顯珍貴。

有了錢，能住上寬敞明亮的房子，讓身心得以舒展。尤其對寫作的人而言，一間寬敞的書房、一縷明媚的陽光，便能讓人思路開闊、靈感奔涌。

有了錢，可以請一位鐘點工打理家務、準備三餐，不必為柴米油鹽分心，一心一意投入創作。

有了錢，能讓孩子走進更好的學校，還能培養他在美術、音樂等方面的興趣。從而使孩子全面發展，而非淪為單純追求分數的工具。

我身邊保安張明的經歷，更直白地詮釋了“錢管用”的深刻含義。

張明做保安時，每月僅有3000元工資，除去基本吃喝，所剩無幾，根本無力應對家里的突發事件。

他的母親常年胃疼，他誤以為是小事，寄些錢讓母親買便宜的藥維持，可病情始終沒有緩解。

張明只能回老家帶母親去醫院檢查，被確診為胃潰瘍，需要住院治療。盡管母親有醫保，也得先繳一萬元押金。

這對張明來說，無疑是天大的難題。他四處向親戚朋友借錢，才讓母親得以住院。

住院期間，張明請假護理，一個月的工資也付諸東流了。

這件事對張明刺激極大，他毅然辭掉保安工作，轉行做起了雖然辛苦但收入更高的外賣員。

憑著內心急于脫貧的狠勁，他拼命跑單，一個月能有上萬元收入，再加上他省吃儉用，幾年下來攢下了不少積蓄。

所以，在母親再次患病時，張明就有了把母親接到西安治療的底氣。

繳納住院押金，張明再沒有曾經的狼狽，而是用手機從容一掃，便完成了支付，還語氣堅定地對醫生說：

隨之，張明還為母親請了護工，既妥善照顧了母親，也沒有耽誤自己跑單。

有一次，張明恰好給我送外賣，我借機問起他的近況。

他簡要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后，深有感觸地說：

張明的話，道出了無數打工族，乃至每一個普通人的心聲。

嚴酷的生活教會我們：錢，是應對意外的底氣，是守護家人的鎧甲，是讓生活有質量、有尊嚴的基礎。

強調“錢管用”，絕非否定信仰與精神追求的價值。

恰恰相反，我始終信奉精神的高貴。但又不得不認可：再崇高的精神追求，都離不開堅實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

歷史上，“不吃嗟來之食”、“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美談，一直被人們傳頌，那是對精神高貴的贊美。

但我們不能忽略，那些堅守氣節的雅士，同樣需要吃飯、住房、養家糊口。

遵循“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東晉詩人陶淵明，辭官歸隱后，不也得在“桃花源”般的田園里開荒種地、自給自足嗎？

正是這份基本的物質保障，讓他得以安身立命，才有體力與心境寫下那些流傳千古的絕妙詩篇。

馬克思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可他也曾因交不起房租，頻繁搬家，不得不中斷寫作。

在恩格斯的長期資助下，馬克思才得以擁有穩定的生活，從而安心投身于神圣的理論研究，為人類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著名悼詞，更是深刻詮釋了生存與精神的關系：

魯迅先生的骨頭夠硬，精神夠崇高，可他也始終依靠稿費保障自己的生存，得以專心寫作，用筆喚醒國人。

他提出的“一要生存，二要發展”，正是對物質與精神關系最真切的感悟。

在小說《傷逝》中，魯迅先生還用一場浪漫卻悲涼的愛情悲劇，道出了一個真理：

改革開放初期，極左思潮盛行，人們不屑談“錢”，甚至將發家致富的“萬元戶”視為資本主義傾向。

在生活壓力巨大的今天，錢的重要性愈發凸顯。

酒店不會因為你精神高貴，就免費接待。

住房、看病、孩子上學，更不會因為你內心純潔就給予特殊照顧。

人們拼命掙錢，不是貪得無厭，而是為了在這個世界上獲得一席之地，為了讓自己和家人活得體面，也為了擁有追求精神世界的底氣。

誰都明白精神追求的重要性，可精神追求從來不是空中樓閣。

唯有筑牢物質基礎，人才能從容地追求精神富足，樹立堅定信仰。

當物質與精神都得以滿足，錢自然會黯然失色，人們也不屑于談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