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絕望”到“希望”，如何讓罕見病群體不再“孤軍奮戰”？

有一種罕見病，可能讓患者在20歲后接連遭遇腦部腫瘤、腎癌、胰腺腫瘤等多器官病變，一生反復手術如同在身上“裝拉鏈”。

它叫VHL綜合征（Von Hippel-Lindau病，又稱希佩爾-林道綜合征），是一種由基因突變引起的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病，發病率約為1/36000至1/91000，已于2023年被納入中國第二批罕見病目錄。

“這類患者面臨的最大困境并不是診斷難，而是識別難，這一疾病最典型的特點是多器官腫瘤發病。”近日，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泌尿外科主任醫師張進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臨床上盡管有明確的診斷標準，基因檢測技術也可以確診這一疾病，但由于病人數量少，醫生接觸少，對這個病本身了解得不多，導致患者常常會在神經外科、泌尿外科、眼科等多個科室兜轉數年，看過很多醫生最終才得到確診。

“識別難”也為患者帶來又一大困境：反復手術。“如這類患者出現腎癌，一些基層醫生開始沒意識到這是由于VHL綜合征引起的腎癌，就立刻開刀，殊不知這不同于普通腎癌，開刀后腫瘤可以在身體里不斷出現，很多患者往往在反復開刀中走向腎衰竭，或面臨生命危險。”張進同時表示，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和新藥的出現，越來越多的像VHL罕見病患者的命運正在被悄然改寫。

2026年2月28日，是第19個國際罕見病日。澎湃新聞記者采訪多名專家，談談罕見病患者的困局和希望。

多器官腫瘤發病，患者或面臨“無刀可開”

“作為一種罕見病，社會對于VHL綜合征的認知太少了，患者最典型的特點是多器官腫瘤發病。”張進坦言，VHL綜合征因VHL基因突變，導致缺氧誘導因子（HIF）異常蓄積，進而引發全身多器官腫瘤。除雙側多發性腎癌外，還包括中樞神經系統血管母細胞瘤、視網膜血管瘤、胰腺神經內分泌腫瘤、嗜鉻細胞瘤等。

“VHL診斷本身并不困難——有家族史或多器官表現者，通過基因檢測即可確診。”張進話鋒一轉，“難的是醫生‘想不到’。病人首發可能是單純腦部血管母細胞瘤，醫生只處理腦子，不去查腎、查胰腺，就當成散發病例治了。”

張進 受訪者供圖

這種認知缺失直接導致治療路徑的偏差。張進舉例說，拿VHL腎癌患者來說，普通腎癌1-2厘米通常建議手術，但VHL腎癌并不能這樣處理，可以觀察，腫瘤長大3-4厘米再進行手術干預，“但往往很多基層醫生不了解，抓到小腫瘤就開，但過段時間腫瘤還會再長，反復開刀，病人可能開不了幾次刀腎功能就會耗竭，最終無刀可開。”

他至今記得那個橫跨四代的VHL家族，其中一名患者37歲才正式確診患有這種疾病，在此后近20年里，他先后經歷腦部血管母細胞瘤切除術、多次腎癌手術、胰腺病灶處理……“每五年左右開一刀，不同部位反復開，來到我這里時，只剩一個腎臟，位置又差，之前已經開過兩刀，第三刀根本沒法動。”張進說，那時患者通過普通的靶向治療藥物，一度控制腫瘤并縮小，但耐藥后病情急轉直下，最終離世，“如果他能再拖五年，趕上現在的新藥HIF-2α抑制劑，完全可能延長5-15年有質量的生命。”

幸運的是，這個家庭的悲劇并未代代延續。張進解釋說，通過仁濟醫院泌尿外科與生殖醫學科合作，該家族后代采用試管嬰兒胚胎基因篩查技術，成功阻斷致病基因，誕生了健康嬰兒。“把突變胚胎去掉，移植正常胚胎，這個病就從家族中徹底斬斷了。”張進說，目前該院已幫助多名VHL綜合征患者成功誕生健康寶寶。

“常人難以想象罕見病群體的艱辛”

新技術、創新藥為部分罕見病患者帶來曙光，但其困境依然不能被忽視。

“罕見病不僅僅是醫學層面的診療問題，更是一個深度的社會和民生問題。常人往往難以想象罕見病群體所面臨的艱辛，這種痛苦不局限于患者個人的病痛，更會波及整個家庭、親屬乃至其所在的社區。”上海市罕見病防治基金會理事長、中華醫學會罕見病分會副主任委員、中國醫師協會兒科醫師分會會長黃國英指出，罕見病的救助和平常的疾病救助不完全一樣，平常疾病的救助很多可以預計，“如先天性心臟病，給予患者一定的醫療救助基金就可以進行手術，這樣很多患者的問題就能解決，但罕見病人并非如此，特別是涉及高值的產品，他們往往需要終生用藥，因此這種投入是需要持續的。”

在黃國英看來，近年來，隨著國家醫保藥品目錄的常態化調整，一批高值罕見病藥物通過國家談判納入醫保，大幅降低了患者的經濟負擔。與此同時，普惠型商業保險的普及也為患者家庭構筑了第二道防線。然而，對于部分年治療費用高、且需長期甚至終身用藥的罕見病患者而言，支付的痛點依然存在。

以戈謝病為例，據了解，目前醫保內藥物有明確的適應癥限制，兒童無法使用，這對仍需依賴酶替代藥物治療的兒童患者及其家庭來說，需要自費用藥。如因支付問題導致斷藥，患者將面臨不可逆的骨骼畸形和全身多臟器損傷。“我們希望對于他們的治療得到社會的持續關注，也希望患者能得到有效的、連續性的治療。”黃國英說。

面對“有藥難用”或“支付難”的挑戰，九三學社成員、上海市政協原常委、上海市政協提案委員會原常務副主任黃鳴認為，應整合政府支持、商業保險與慈善救助，建立“罕見病專項基金”，“設立罕見病專項基金的核心價值在于提供制度性的穩定保障，上海雖然已有諸多罕見病救助機制，但仍然亟需整體性的協調機制，目前依靠企業、慈善基金或政府某幾個部門的努力，無法形成穩定的保障。因此，資金籌措必須要有明確、穩定的保障制度，通過設立專項基金，能夠在制度上解決籌資的不確定性問題。”

黃鳴進一步表示，資金到位后，如何有效運用是關鍵。“我們需要像社區事務受理中心一樣，在基層建立‘一門式’或‘一窗式’的服務機構，讓患者在第一時間就能提出申請并與基金銜接，確保制度真正落地。”在她看來，專項基金能起到核心樞紐的作用，對現有的滬惠保、基本醫保、少兒住院基金、醫療救助及殘障資助等各類保障資源進行有機整合，“通過這種整合，能讓原本分散的政策形成合力，從而發揮出更大的保障效應。”

呼吁為罕見病立法，多方托舉讓罕見被看見

針對罕見病群體，多年來也有不少專家呼吁為罕見病“立法”。

“上海市罕見病防治基金會從2014年成立至今做了很多這方面的推動工作，包括每年都會召開多次立法研討、多學科研討，也跟華東政法大學等相關法律專家，衛健委、醫保各個方面的專家共同研討。”黃國英表示，“真正要進入立法程序，可能還要經歷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

黃國英同時認為，除了對罕見病群體的救助和保障，當前更為重要的是相關藥物研發。“藥品研發與罕見病基礎研究關系密切，如疾病為何發生、如何進展等，如果發病機制不明確，那么藥品研發就無從談起。”他希望，有更多本土企業能聚焦罕見病藥物的研發，從而提高患者的藥物可及性。黃國英特別指出，由政府牽頭、多方參與形成的合力是解決罕見病這一復雜民生問題的根本途徑。

2025年3月1日《上海市醫療保障條例》正式實施，其中明確將“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罕見病的診治、研究和用藥保障”寫入條款。“目前，上海浦東新區人大正在市人大的指導下，著手開展針對這一問題的立法調研。”黃鳴表示，“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建議圍繞兩條主線展開：一是以患者為中心的保障主線，梳理從預防、診斷、治療到護理的全生命周期權益；二是‘物’的保障，既要解決藥械進口的便捷性問題，也要積極鼓勵藥企參與新藥研發。立法過程既是對各方責任的約定，更是一種鼓勵與促進。”

黃鳴同時建議，政府應通過“雙輪驅動”構建良好的生態模式，“一方面出臺直接性的支持政策，如加快藥物審批流程、為罕見病藥物集采開辟特殊通道；另一方面實施鼓勵性政策，引導企業、行業協會和公益組織更多地承擔保障角色，配合政府進行數據統計與多方支付探索，共同構建有利于罕見病事業發展的長效機制。”

“為了讓更多的社會群體、醫務人員增進對各類罕見病的認知度，為患者建立病史資料庫、擴大媒體宣傳顯得尤為重要。“張進透露，其所在的仁濟泌尿外科團隊正在整理中國VHL患者自然病史數據，以期填補國內長期生存大數據空白。他同時呼吁，應在住院醫師規培、繼續教育中增加罕見病方面的內容，提高更多醫生對于罕見病的認知度，“罕見病雖小，每個生命都不小，精準識別、全程管理、阻斷遺傳，我們能做的還有更多。”

張進同時認為，罕見病群體需要更多的社會支持，“目前VHL患者組織為自發互助性質，在信息共享、心理支持上作用顯著，但在政策倡導、藥物研發參與等方面力量仍弱，我們需要系統性的患者科普，也需要企業、基金會、政府共同搭建罕見病綜合支持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