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78歲因病去世，留下2個子女，如今現狀如何

1964年10月16日晚八點多，北京西郊的平房還沒來得及生爐子，錢三強推門就進，壓低聲音告訴妻子：“成功了。”這句話后來寫進了科研日記，但在當時只像一句尋常家話。隔著厚棉窗簾，兩人看不見羅布泊上騰起的蘑菇云，卻知道中國第一次核試驗已經將民族脊梁撐得更直。

外界習慣把那一天當作中國原子能事業的里程碑，幾乎沒人注意到院子里還有兩個正在寫作業的孩子。姐弟倆并不知道父母剛剛完成的工作意味著什么，只記得父親額角的汗水被寒風一吹凝成白霜。多年以后，他們才明白那一夜早已把自己的人生軌跡悄悄改寫。

錢三強1913年10月出生在浙江紹興，受過西方系統物理訓練，也深受父親錢玄同“科學救國”觀念影響。留法期間，他與居里夫人的女兒同組實驗，被法國同行稱為“極沉默的中國人”。抗戰最艱苦的1940年，他毅然回國，輾轉重慶、桂林，再到昆明西南聯大。那時實驗設備粗陋到只有一臺老舊電離室，他卻照樣記錄下鈾核三分裂跡象，后來成為我國原子研究的原始檔案。

1948年，他把實驗室同窗何澤慧娶回北京，兩人婚禮只有一枚銅戒指一張合影。新中國成立后，兩人被任命籌建原子能研究所，住處就是院里分配的18平方米舊倉庫。有人打趣：他們手里沒有“金剛鉆”，偏要攬這“瓷器活”。錢三強答：“咱們國家需要，難也要干。”

家國情懷之外，這對夫妻仍要兼顧為人父母。1951年兒子出生，取名錢思進，女兒1949年出生，取名錢民協。名字里透著兩位科學家對世界的好奇：思進，思考而后進步；民協，人民協作。鄰居回憶，這家孩子放學最怕的是“檢查作業環節”。母親何澤慧常把課堂習題改成“小實驗”，讓姐弟倆在酒精燈上驗證熱脹冷縮。孩子們嘴里抱怨“太麻煩”，實則樂此不疲。

風云突變出現在1970年前后。按照統一安排，錢思進到山西插隊。離京那晚，他把行李放下就問父親：“還能不能再做物理？”錢三強只說了八個字：“先做人，再談做事。”短短一句后來成為兒子最常引用的話。插隊三年，他學會修水車、掌犁，閑時夜讀《麥克斯韋方程組》抄在舊賬本上。1975年返城，他憑推薦進入清華化工系補課，用三年修完本、碩全部課程。

1980年，中美學術交流窗口重啟，錢思進獲得赴美名額。走前，母親遞給他一支鋼筆，說：“科研要有痕跡，記清每一步。”在美國二十余年，他從事高能粒子實驗，參與大型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建設。2003年，他帶著經歷重回北京大學，組建粒子物理網格站，負責CMS探測器中國段數據分析。2012年，希格斯波色子被確認時，他只是低聲說：“趕上好時代。”

姐姐錢民協的路線不同卻同樣曲折。1977年恢復高考，她考入北大化學系，被同學稱作“做實驗能把手套燙出洞的女生”。1990年獲得中科院化學所博士學位，此后前往德國柏林和法國馬賽科研中心做結構生物學研究。外方開出年薪、永久實驗室，她卻在合同到期那天回到首都機場，理由簡單：“國內需要新儀器，我會帶回來。”

到北京大學化學學院任教后，錢民協主攻蛋白質晶體學。實驗室最貴的X射線衍射儀剛到時，她每天凌晨四點親自開機調焦，怕年輕學生誤操作燒壞光源。有人勸她“院士子女應多做管理”，她擺手：“不是教授就要當領導，管得住設備才管得住學生。”

1992年6月28日，錢三強因病逝世，終年78歲。追悼會在中科院禮堂舉行，子女沒有安排專席，只站在人群里默默鞠躬。結束后，姐弟倆把父親獲得的共和國勛章與科研資料整理封箱，貼上一行字：公山無私。多年過去，錢思進偶爾帶研究生去八寶山掃墓，只說一句，“這是前輩，不是我父親”，然后繼續講粒子物理的探測閾值。

如今，75歲的錢思進仍在海淀園區辦公室里寫代碼，格子襯衫袖口磨白；74歲的錢民協仍在實驗樓最亮的那個房間做晶體浸泡，常被學生撞見席地而坐記錄數據。他們很少接受媒體采訪，偶爾被問起家世，總笑著推辭：“正常家庭，正好有兩個做科研的老人。”

在這對姐弟看來，父母留下的最大遺產并非勛章和頭銜，而是實驗日志上那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原始數據。錢思進講課時愛舉一個例子：宇宙138億年，人的一生只有幾萬天，抓住一天做出哪怕一毫米的推進，就已經配得上科研這個行當。這句略帶口語的話，和他父母當年“國家需要，難也要干”的態度幾乎如出一轍。

有人把錢家稱為“科學世家”。他們本人卻更愿意被看作一群普通實驗員，只不過恰好每一代都選中了同一條窄路。路很窄，也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