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師政委在會上仗義執(zhí)言，反對張國燾唯成分論審查，受迫害犧牲

1987年深秋，宣漢雙河場修繕烈士墓的瓦匠抬頭問守墓老人：“這位叫什么？”老人捻著灰白胡須，只說了四個字：“黎昌圣，29。”風(fēng)吹起山崗的荒草，一段幾乎被塵封的往事由此重新被翻開。

倒回到1904年，四川達縣張家鄉(xiāng)，一個讀書人家庭里傳出嬰兒啼哭。黎昌圣自幼受父親黎蘊生影響，耳濡墨香，也聽慣了“同盟會”“革命”這些大詞，少年心里種下火種。1928年，他來到江蘇南通學(xué)院農(nóng)科讀書，操辦刊物，批時政，劍氣逼人。有人提醒他“鋒芒收一點”，他笑笑，搖頭。

1929年冬夜，湖南人何昆奉命潛入蘇北，籌建紅十四軍。武器短缺，氣勢不能短。1930年2月，如皋江堤邊的破廟里，一支僅兩千人的隊伍宣告成立，軍長何昆、第一師政委黎昌圣站在雨里握手。兩人年紀都不大，卻說得出“蘇中要響”的豪言。

槍少，刀多，大伙用洋油桶、木炮圍攻據(jù)點。老戶莊戰(zhàn)斗成了成名仗。那天清晨霧重，何昆喊“先奪曬谷場”。黎昌圣拄著步槍，腳下剛纏好的白布帶被泥巴打濕。敵碉堡的重機槍像斷線鞭子抽過來，前排倒下一片。何昆端著輕機槍壓火力，邊沖邊叫：“跟上！”曬谷場拿下，增援敵兵卻從背面撲來。撤退途中，何昆胸口中彈，血浸灰布軍衣，32歲定格在橫埭渡口。黎昌圣的右腿也被彈片劃開，他強撐著給軍長收殮，木匣里只有一支破鋼筆、一封未寫完的家書。

上海租界的霓虹燈與江北的泥水形成強烈對比。1931年初，黎昌圣帶著繃帶，負責(zé)“紅十四軍駐滬辦事處”。買槍、送傷員、接情報，處處是警探眼線。他常說一句口頭禪：“上海的墻也是耳朵。”同年秋，部隊主力挫敗，他身份暴露，被調(diào)回四川。課堂成了掩護，他在達縣中學(xué)講授《農(nóng)業(yè)概論》，課后拉學(xué)生辦夜校，聯(lián)絡(luò)城郊農(nóng)民，反日浪潮一波接一波。

1933年春，紅四方面軍逼近達縣。城墻上的舊旗一夜換紅旗，黎昌圣配合游擊隊“里應(yīng)外合”，縣蘇維埃隨即誕生，他兼組織部長。局面剛穩(wěn)，11月召開的宣漢雙河場會議卻讓人心生涼意。張國燾宣布整肅方案：“白軍出身要審，地主富農(nóng)子弟要審，讀過幾年書的也要審。”三條一出口，許多老同志面色慘白。

輪到黎昌圣發(fā)言，他摁著傷腿站起：“鐵的證據(jù)才叫審查，把成分當罪名，只會耗光自己。”會議室里一時鴉雀無聲，有人輕輕敲桌提醒他慎言，他擺手：“革命靠大伙拼命，不靠翻老黃歷。”短短幾十字，卻像石子砸進深水。張國燾臉色陰沉，一語不發(fā)。會后兩天夜色正濃，黎昌圣被密令逮捕，罪名寫著“投機分子”。寒風(fēng)中槍聲低啞，他倒在贛江支流旁的石灘上，29歲。

他的行李只剩一本《西洋農(nóng)業(yè)概論》和一張泛黃稿紙，上面寫著《自由鳥》未署名的詩句：“打得我好苦……任我飛得海盡山窮。”紙面被血水暈開，字跡仍鋒利。守尸的青年紅軍偷偷撕下半頁，塞進軍裝內(nèi)袋，一晃半生。

1951年，當?shù)卣陔p河場發(fā)現(xiàn)遺骨，通過殘存證件確認身份。立碑時沒人敢多寫，只刻“黎昌圣烈士”。直到1987年整修，那位老人反復(fù)向施工隊交代：“字要深，漆要厚，他不怕流血，就怕名字被抹。”

有意思的是，縱覽黎昌圣一生，時間短得驚人：26歲當師政委，29歲犧牲。他既是書生，也是悍將；既能在蘇州監(jiān)獄里與審訊官周旋，也能在殘垣斷壁間指揮沖鋒。假如沒有那場審查，他或許會隨紅軍長征，甚至走到延安。但歷史沒有假設(shè)，唯有事實。張國燾的“唯成分論”在風(fēng)雨飄搖的年代掀起陣痛，許多人因此折戟，而黎昌圣則選擇站出來說“不”。

試想一下，一個負傷未愈的青年，在槍林彈雨里活下來，卻在同袍的“問號”下走向刑場，這種悖論令人唏噓。遺憾的是，關(guān)于他的資料如今僅存幾頁檔案和零散回憶，更多細節(jié)隨當事人一道散入風(fēng)里。好在，那四個字刻在石碑之上：黎昌圣。無論歲月怎樣沖刷，這個名字依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