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宋任窮找到紀登奎勸他辭職，紀登奎：堅決服從中央安排

紀登奎正在小院里踱步，看到老戰友下車，先是一怔，隨即微笑握手。寒暄不過半分鐘，宋任窮便開門見山：“中央希望你從國家領導崗位上退下來，騰出位置，好讓年輕同志挑擔子。”紀登奎點頭，只吐出一句：“堅決服從。”

簡單兩個字，讓宋任窮心里松了口氣。自1979年底討論機構精簡以來，怎樣勸說幾位資歷深、職位高的同志退下，一直是組織上的難題。倘若紀登奎帶頭同意，后續工作就好做得多，這層利害他自己也看得透。

話說到這里，場面反倒輕松了。王鶴壽遞過草稿，紀登奎翻了翻，把簽字頁壓在茶幾上，還沒提筆，忽然自嘲地笑了一下：“當年毛主席讓我坐到北京軍區政委那個位子，只說需要摻點沙子。現在看，沙子該篩出來了。”宋任窮聽后回以一句：“歷史車輪往前走，總要有人適時下車。”短短對話，兩人聲量低，卻把大事定了格。

外界不知情的當口，他的思緒掠過三十年前的許昌。1951年2月，毛澤東南下途中在專列召見地方干部。那時，28歲的紀登奎端著一本厚厚的統計本，緊張卻鎮定，數據脫口而出。會后，《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推介許昌經驗，他的名字第一次從豫中走向全國。年輕人一夜之間成了地委書記，很多同齡人打趣那是“坐著火箭上天”。

又過七年，他調往洛陽，兼任軍分區第一政委。一個行政出身的“文官”要帶兵，底氣并非來自槍桿子，而是來自對政策的熟爛與執行力。正因為這種跨界經歷，1970年底毛澤東讓他去北京軍區“摻沙子”時，他才敢硬著頭皮接過七八十萬人的擔子。

北京軍區那幾年最難忘的是1971年“九一三”后的整頓。謠言四起，核心機密必須嚴控。紀登奎白天鉆會議室，夜里蹲指揮所，經常凌晨才回駐地。老兵回憶，那時候政委不說官話，一句“誰來都別胡鬧，北京絕不能出亂子”管用得很。或許正因此，到1978年撥亂反正完成后，他主動向鄧小平提出離開軍區——和平年代里，軍權交回中央才是最保險的選擇。

辭去軍職后，他仍是國務院副總理兼政治局委員。可新形勢下，國家要推經濟調整，年輕干部大量涌現，若老資歷都不退，機構瘦不了身。1979年炎夏，紀登奎與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長談，他勸吳德別猶豫：“組織上不方便開口的，就由我們自己先亮態度。”吳德雖性格穩，但也承認這話在理。

進入1980年，中央加速“新老交替”步伐。四月那份辭職報告上，紀登奎寫得很直白：一、同意免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二、退出政治局；三、聽候組織安排重新分配。字數不過百，卻把個人去留與大局關系點得透徹。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與他一同提交辭職的還有汪東興、吳德、陳錫聯。會場安靜，沒有意外，也沒有波瀾——這正是組織希望的效果。

會后，他被安排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做部級研究員。有人私下說這像“高位冷處理”，可紀登奎不介意，到任第二天就下河北阜平蹲點，三個月寫了一萬多字調研筆記。吃住都在農家小炕，村干部勸他換個條件好些的地方，他擺擺手：“搞農業政策，泥土不沾腳心里發虛。”

1982年春，他的名字再度出現于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小組名單中。熟悉文件口氣的人一眼能看出，關于家庭聯產承包的條款有他早年主抓許昌農業生產的影子。老同事感慨：“退崗不退責，說的就是老紀。”

1988年7月13日深夜，他突發心梗，搶救無效，終年六十五歲。整理遺物時，家人找到幾本厚厚的田野調查手冊和一摞未完成的回憶錄草稿。扉頁上只寫了一行鋼筆字：“從許昌到北京軍區，惟求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