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作家想和毛澤東告別，找鄧穎超幫忙，鄧穎超卻找來江青

1945年8月下旬的延河畔，樹葉還帶著盛夏的余溫。草明從中央黨校療養院沿著土路一步一步往棗園走，她已經在院里躺了大半年，身子骨瘦了一圈，卻按捺不住想要去前線工作的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剛傳來，各路部隊陸續北上，去東北成了許多文化工作者的首選出口，她也動了念頭。

拖著微弱的腳力，草明循環琢磨兩件事：一是如何說服組織批她離開；二是離開前該不該去向毛澤東道個別。對普通黨員來說，見到毛澤東不容易，但她與主席曾有過兩次長談，這份緣分讓她難以直接轉身離去。可真跑去窯洞，會不會顯得矯情？心里糾結，腳下卻沒停。

到黨校秘書長黃火青處磨了整整兩個鐘頭，草明拿到批條：一匹馬、一個勤務員、隨行隊伍。本可直接打點行裝，她卻折回棗園。想來想去，還是得道個別——哪怕只是一句“主席，保重”。

抵達棗園時已是傍晚，毛澤東那間窯洞燈火明亮，但門口站著警衛，她不好貿然闖入。思索片刻，她折向隔壁窯洞敲門，“鄧大姐在嗎？”里面傳來應聲，鄧穎超掀簾迎出，熱情得像鄰家大姐。兩人圍著煤油燈聊東北形勢，聊婦女工作，也聊草明那三名孩子的學業。氛圍輕松，草明卻始終惦記告別之事。

天色黑透，伙夫端來小米飯和野菜湯。鄧穎超勸她留下墊墊肚子，飯后才輕聲問：“是不是想和主席說幾句？”草明點頭。鄧穎超沒有立刻去主席那邊，而是先出門，幾分鐘后與江青并肩回來。江青手里拿著一盞馬燈，一句客套都沒多說：“我帶她過去。”

草明跟在江青后面穿過土坡。窯洞門口燈光傾瀉，她聽到紙張翻動聲。江青輕敲兩下，毛澤東放下筆。主席抬頭，看見草明，露出熟悉的笑意，卻沒寒暄，先問：“累不累？”短短三個字，讓草明心口一熱。

她把要去東北的決定一口氣說完，順便匯報療養院的見聞：老紅軍用竹棍練腿，女同志夜里抄黨章，憋著勁兒等出院。毛澤東低頭扒拉兩口飯，吃得很快。飯碗擱下，他才慢騰騰點評：“去前方好，多看多寫。”聲音不高，卻有力量。

草明猶豫了一秒，還是說出那句憋在心里的感慨：“33歲才想明白，要真正扎進工農兵里，太晚了。”毛澤東擺手：“33不算什么，66一樣能干事。”一句平實的話，像給她打了一支強心針。

短暫沉默后，毛澤東突然想起舊事：“整風里你受難沒？”草明搖頭。主席點點頭，含糊一句“互相都長經驗”，就算對整風做了總結。隨后又問起孩子去處。得知兩個女兒已進子弟學校，小兒子留托兒所，他放下心，“孩子交給黨。”

夜深風涼，草明起身。毛澤東送到門口，順手拎起桌邊油紙包遞給她：“路上帶著。”她低頭一看，兩塊黑面饃加半截臘肉，簡單卻暖心。

窯洞外，江青舉燈，道路坑洼。走到坡下，江青才開口：“東北冷，別忘了多裹件棉襖。”短短一句算作囑咐。分別時，草明說了聲“謝謝”，江青揮揮手轉身。

三天后，草明跟隨小分隊向東北出發。馬背顛得她骨頭生疼，可想到離別那晚窯洞里的燈光，想到毛澤東不經意間的幾句鼓勵，她咬牙堅持。

哈爾濱初冬的雪下得狠，她一邊在鏡泊湖水電站采訪，一邊熬夜寫作。1948年，《原動力》定稿，她托人把油印本帶回西柏坡。幾個月后收到江青的回信，寥寥幾句“看過，很感動”，另附一句“岸青中文進步不小，多謝費心”。毛澤東沒露面，卻在字里行間留下痕跡。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入城式那天，草明在人群中遠遠看見毛澤東檢閱部隊。坦克履帶軋過石板，禮炮聲震耳，她被擠得東倒西歪，仍伸長脖子想再捕捉那熟悉的身影。短短一瞬，兩人隔著人墻點頭致意。沒有對白，卻勝過千言。

后來在政協禮堂再遇，議程間隙，毛澤東忽然問起她的筆名，“怎么就姓草？”草明解釋“’萌’字拆開，兩片草頭”，又說到白居易的詩句“春風吹又生”。毛澤東大笑，引得周圍代表側目。

1954年，她辭去作協職務，搬進鞍鋼工房，跟工人同吃同住。五年打磨，《乘風破浪》出版。序言第一頁，她寫下一句極短的話：1945年那盞煤油燈，方向始終清晰。

草明后來說，真要感謝那一年臨別的念頭。若不是拖著病體走去棗園，若不是向鄧穎超開口，或許便失去那場簡短卻決定命運的告別。時代滾滾向前，個人的際遇常由細小的轉彎決定，而那個夜晚，是她一生最重要的轉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