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一對夫妻，生了11胎全是女兒，丈夫眼看生不出兒子決定放棄

山西一對夫妻，生了11胎全是女兒，丈夫眼看妻子生不出兒子，無奈決定放棄，誰料，1996年妻子47歲時，竟然又懷上了第12胎，夫妻兩人猶豫不決，到底是生還是不生呢？
故事還得從頭說起，在八十年代頭幾年，打小活在橋上村，要說最大的愿望，十有八九離不開“家有男丁”。
高海貴家里雖說兄弟少，但幾十年的傳統一點不少：老輩人說，沒兒子，家門不興旺，兒子要頂門、養老、耕地，是“盼著不能斷的血脈”。
高海貴二十二那年娶妻，很快就盼來第一個孩子，是女兒，夫妻倆都覺得沒關系：“頭胎女兒，福氣大著哩！”
但年一年過去，二孩子、三孩子、四孩子……全是姑娘，滿屋都是細聲細氣叫媽、爹的小身影。
這福氣到了第七胎、第八胎，還沒轉成那種“陽剛”的喜氣，反倒變成了不便言說的心事。
有人問過高海貴：“一連生了這么多，你怎么就沒停過？”
他的回答其實簡單，“我不能對不住我爹，不對不住先人。”
農村男勞力意義很重，九十年代，煤窯工地都招壯勞力，家里沒有兒子，總覺得過不去心里那道坎。
經濟上的壓力是真實存在的，高海貴靠下煤窯、平日里還種著幾畝薄田，家里最多的時候有十三口人，糧食不夠分。
女兒們童年記憶最深的，是家里永遠的碎布頭，一件衣服姐姐穿了給妹妹接著穿。
每年秋收種地時，覺得連土都是苦的，小女兒高慧說過，自己五歲那年學會給玉米地撿蟲，她記不清哪一任姐姐教會了她。
當時村里教育觀念也有限，除了大女兒勉強學到初中，其他的，都很早輟學。
小女孩的責任，就是早早下地、看家、照顧更小的弟妹。
母親懷孕的身影，是女兒們童年最熟悉的一幅畫，她們誰也不會抱怨，但每個人都學會了“省”，家里沒什么新東西，沒什么糖果，只有從年頭撐到年尾還未止歇的壓力。
政策帶來的麻煩，他們一樣沒少經歷，那會兒計劃生育管得松了不行，緊了挨罰錢。
不敢去醫院生孩子，都是在家托鄉村的老接生婆幫忙，村干部來了，就一家人分頭藏，怕被抓去“計生學習班”，罰款家產都得搭進去。
有年秋天隊里查得緊，妻子挺著大肚子在苞谷堆后面窩了半宿，為此，家里最值錢的三只羊也賣了，就為繳罰款救人。
最小的三個女兒，直到讀小學了才補上戶口，否則連名字都上不了紙。
外人只能看到一個生生不息“求子”的故事，很少有人問：這些女兒們，是不是也為這個家庭“求兒”之路承受了太重的代價？
到了第十一胎，妻子產后大出血，高海貴又嚇又悔，自此心驚膽顫。
瞧著妻子越發消瘦、頭發白得快，他有一天突然覺得自己是不是太狠了。
十一女兒滿周歲那年，他跟妻子說：“算了，就這樣吧，咱倆命里沒有這福，別折騰自己了。”
其實他比誰都明白，這幾年家里是靠大女兒出去打臨工接濟，早就不是“缺一個男孩”這么簡單的事。
正當全家以為老天已經回答了他們的問題時，1996年春天，妻子突然鬧起身體不適，以為年紀大了，月事自然停，只想著調養身子。
直到一個雨天，她昏倒在鍋臺邊，還是鄰居送去鎮上的衛生院，這才發現竟是懷孕了。
高海貴“半天沒能說話”，他慢慢的走回家，坐在院墻根摳泥土，那晚他愣了半宿，妻子則沒敢睡著。
要孩子嗎？能生得下來嗎？要是還是女兒，拿什么供養？若是有什么不測，家里一下就天塌了。
47歲的女人，身體早就被十一胎消耗得七零八落，再來一胎無異于“走險棋”。
愛人半夜摸黑起身，總會聽到廚房角落里誰嘆息，兩口子在屋檐下低聲合計，高海貴犟了一輩子，現在卻變得猶豫起來。
妻子說：“生吧，這已經是咱們的最后一次。”
1996年秋天，十二個孩子的母親順利把孩子生了下來，兒子——是個胖小子，全家哭了。
高海貴老淚縱橫，埋頭在被子里，妻子癱軟得說不出話，院子里很快擠滿了來看新生兒的左鄰右舍。
兒子取名“高浩珍”，珍，是珍惜，也是“珍寶”，這是家里唯一一個有新衣服的孩子，照片掛在墻上。
高浩珍自小被全家寵成寶，姐姐們互相商量，誰出去打工把錢帶回來，先給弟弟買新鞋。
大女兒出嫁時，陪嫁少得可憐，卻特意給弟弟留下一筆錢，后來，浩珍考大學沒考上，姐妹們湊錢給他買房、操辦婚禮。
這個家庭所有的資源都向他傾斜，哪怕是些不易察覺的小事，比如分紅、吃飯的菜，大家都默認 “給弟弟最好的”。
高家的貧困并未被兒子的誕生自動化解，反倒讓不少人看見“重男輕女”的痕跡如何深深撕開了一個家庭的裂縫。
但如果將高家夫婦的選擇單純歸結為愚昧、落后，并不公允，那是特定的歷史：九十年代的農村，勞動力、宗族網絡、養老現實全部寄托在“兒子”身上。
高海貴和妻子，也不是簡單的偏執于兒子不惜一切，他們在村莊體制、家族傳承、經濟壓力構成的多重困境中不得不低頭。
小家庭經不起巨浪，大時代里他們只能拼一切去博一個“體面”——能被村里人說一句“你家香火不斷”。
理解這些普普通通人的堅強和盼望，也許就是對過去最溫柔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