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大校16歲的兒子計劃“913”前刺黃永勝，為何8年后才宣告無罪

湖北襄陽市襄州區黃集鎮一個名叫吉黃村的地方，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曾經是鐵道兵"五七干校"，這里樹林茂密，野草叢生，風景優美，由于地廣人稀，岡巒起伏，一道道土山坡，狀如龍脊，自東向西，蜿蜒伸展。土質為黃色，粘黏性強，有幾棵近百年的香樟樹屹立在水庫旁邊，河堤兩旁還能見到幾棵楓楊，當地人稱之為叫柳樹，春天過后，在茂密的枝葉間，會垂出一串串晶瑩的綠色果實。至今五七干校不見蹤跡，只余下著一排排房屋靜靜地佇立著，仿佛在訴說著昨日的榮光。

當年，干校總部設在叫名叫太山廟的地方，據說，李自成的老丈人高大人死后就安葬在這里，那時的干校按照連隊編制，有數千人之多，都按照軍事化管理，按連、排、班編制，具體的工作就是下地勞動，拿古代來說就叫“屯田”，種小麥、水稻、棉花，養牛、羊、豬，先是自給自足，然后就能出賣給組織貢獻力量，大家的生產積極性都很高。干校總部的最高領導除了校長，便是政委。

襄樊鐵道兵"五七干校"出了最大的事情，那便是1971年初時，干校政委余金龍的兒子余銀海，犯下“向敵臺寫信、密謀刺殺總參謀長”的大罪而抓捕入獄，此事一度震動了高層領導人，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轟動。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說鐵道兵"五七干校"余金龍，他是開國大校，當年的職務是正軍級干部。余金龍出生于湖北沔陽（今名仙桃）郭河楊洲村，這里地處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水網縱橫，稻田遍地，米香魚肥，是典型的魚米之鄉。如今的楊洲村環境良好，物種豐富：白鷺水鴨活躍，雞鳴犬吠相聞。柿子掛滿枝，橘子結成堆，絲瓜爬上樹，南瓜等人摘，這里的文化底缊深厚，崇文尚禮，“天鵝貢唐朝，山重路更遙。沔陽河失寶，回紇情難拋。上奉唐天子，請罪緬伯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唐朝貞觀年間，西域回紇國使者緬伯高不辭勞苦，千里送鵝毛給唐太宗的故事，就發生在這里。

楊洲村

在革命戰爭年代，楊洲村的革命活動轟轟烈烈，余金龍的兄長余光俞、余光銀、侄子余潮海、余明金，還有叔叔余遠懷都先后參加革命工作，后來都成村里著名的革命烈士，可謂是滿門忠烈。在家族革命先輩的熏陶下，年僅11歲他在排湖北岸下麻港一地主家放牛打長工，他他丟掉牛繩，游泳幾里，從排湖北岸一直游到南岸，回到楊家洲參加了楊洲蘇維埃政府少年兒童團，還擔任了團長。

那時，反動派對楊洲村又怕又恨，多次調集軍隊瘋狂“清剿”，他家的房子被燒，余金龍和其他同志轉移到周邊的村莊，在那里宣傳群眾、發動群眾，夜伏晝出，白天幫農民下田勞動，晚上出去發傳單，貼標語，捕捉雙手沾滿鮮血的反動派。敵人受到了打擊，變本加厲，更加喪心病狂地進行反撲，他們集中保安團和反動的地主武裝3000多人向排湖地區圍剿。

余金龍等人領導紅軍游擊隊與敵人進行你死我活地斗爭。有的時候，員們露天夜宿在蘆葦柴林里，煎受蚊蟲叮咬、風吹雨淋。白天潛入湖中蒿草藕荷林里，抽藕稍、剝蒿草充饑。在這支游擊隊里，有父子兵、夫妻兵、兄弟兵、姊妹兵、全家兵。一年多的游擊生活，使余金龍更加增強了革命斗志，那時他就想參加紅軍，上戰場打大仗消滅敵人。

1930年，他隨同余朝海帶了幾十名青年到洪湖岸邊的瞿家灣參加了紅六軍。余朝海擔任了營長，余金龍被分在軍經處（相當軍后勤部）任少共團委書記。當時軍經處的工作是部隊占領一個地方后，把當地土豪劣紳的財物沒收作部隊供給，有的分發給貧苦工農群眾。

余金龍隨軍出發，第一次打開了湖北沙洋鎮，沙洋是漢江邊的重鎮，也是上通襄陽下聯武漢的水上要道，歷來是軍事重地。在攻打沙洋取得勝利后，他們又馬不停蹄轉戰石首藕池口。藕池口鎮位于長江以南，鎮上二萬多人口，地理位置優越，水陸交通方便，內河南通洞庭湖，北通長江，歷來為湖廣重鎮，荊楚要津。紅軍奪取了藕池口戰斗勝利后，軍部謀劃攻打監利城。

當時的紅六軍軍長段德昌，他是黃埔四期的高材生，才華橫溢、文武雙全，他知道監利城位于長江邊，城墻堅固，易守難攻，軍長段德昌運籌帷幄，研究部署攻城計劃。命令余金龍負責的軍經處調集300頭黃牛備用，當時他弄不明白，紅軍打仗要黃牛做什么？這是軍事秘密，軍長沒有講明，誰也不便過問，他照令執行。余金龍帶領戰士找附近鄉政府人員交待任務，要他們出面，紅軍出錢，購買了300頭健壯個大的黃牛。紅軍夜晚攻城時，用火藥炸開了城墻，敵人猛烈的炮火在城墻缺口內向外噴射，拼命阻擊。敵人打了一會，見紅軍沒有動靜，暫時停火觀察。

這時，紅軍將牛角上綁著峰利的尖刀，尾巴系著柴把的黃牛集中到城墻缺口，頭朝里、尾朝外，紅軍戰士將牛尾巴的火把點燃，300頭黃牛尾巴著了火，一齊向城內阻擊的敵人沖刺。當敵人發現紅軍用火牛攻城時，其阻擊也失去了作用。這突如其來的火牛沖刺戰使敵人全線崩潰。有的被尖刀刺死，有的被牛腳踩傷，有的著火在地上打滾叫爺喊娘。紅軍的沖鋒號突然響起，待令在城外的紅軍聽到攻城的號聲齊涌進城與敵激戰，紅六軍一舉攻下了監利城。

攻城立下戰功的余金龍在紅軍部隊中茁壯成長，先后擔任紅二方面軍六師宣傳隊長、連指導員、營教導員，并隨大軍參加著名的紅軍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余金龍歷任呂梁軍區十分區五十八團政委，山西七旅二十一團政委，第一野戰軍一軍三師九團政委。1951年任全軍培訓空軍指揮員，后任西安第二預科總隊副政委。抗美援朝時期，任中朝聯合空軍朝鮮前線指揮部政委。1958年后歷任沈陽軍區空軍工程部政委，襄北鐵道兵“五.七”干校政委，軍委文化干部學校顧問等。1955年被授于上校軍銜，1960年晉升為大校軍銜。榮獲國家八一勛章，獨立自由勛章和紅星勛章。

余金龍一家祖孫三代，六人革命，四名烈士，只他一人成為新中國的開國大校，一家人用殷紅的血和生命執著信仰、捍衛真理，將一顆赤誠的初心獻給了革命事業，可謂是滿門忠烈，后來，他的孩子同樣受到這種“打仗、犧牲、忠誠”的熏陶，從小耳濡目染，對革命事業充滿感情，甚至捍衛勝利成果看成比自己的性命還重要。這一點余金龍的兒子余銀海表現得尤其突出。

余銀海小時候體弱，多次得病，康復后家里人常告訴他，“多虧有新中國，多虧有偉大領袖”自己才能轉危為安，慢慢他把這句話當成了天經地義。到了青春期，他的正義感走得有點兒極端——不愿看到“污點”，容不得“黑暗”，心里有話壓不住。1971年初，余銀海在襄樊鐵道兵“五七干校”從事收發工作，屬于那種雖然年輕，卻經常接觸各種報刊資料的崗位。表面上只是傳遞文件，其實每天翻來翻去，看多了，也就有了所謂“政治嗅覺”。

據余銀海自己寫的一本題為《鐵囚忠良》日記式小說中記載：1971年初，余銀海感覺到氣氛十分不對勁，昔日一些父親經常談起，十分尊重的老領導紛紛“靠邊站”，甚至還扣上了種種莫須有的帽子，各種“材料”“批判稿”鋪天蓋地，英雄一下子成了反派，那些心里還認準“打天下的老同志”，怎么可能一夜之間成“壞人”，軍隊基層干部看來，這樣的做法刺眼又刺心。

但在此大形勢下，有的人選擇沉默，有的人選擇明哲保身，只有極少數，想要做點什么，比如余銀海，在他成天翻閱的報紙似乎覺察出來 “事出反常必有妖”，因為那些日子的報紙，一篇又一篇吹捧副統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 ，尤其是時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頻繁到各大軍區“視察”“講話”，大規模演習此起彼伏，調動部隊的動作越來越頻繁，他敏感地感覺到問題十分嚴重，自己應該要做點什么。

起先他想的是向上級最高領導寫信反映情況，但轉念一樣，自己的一封平信，怎么能通到上面呢？信件肯定會被截下，因為上面都是他們的人。一旦查到自己頭上，肯定會連累身為老干部的父親。為了安全其見，他決定用寫匿名信的方式，連寫三封標明 “十萬火急”署名為“王英”、“曉彬”的“絕密信件”，寄往香港九龍“2631號電臺”，也就是他所認定的“敵臺”。信件內容極為鮮明：揭發黃永勝等人的陰謀，并向對方索要四支手槍、兩百發子彈。

在余銀海這些寄出的信件里，他不僅表達了自己的憤慨，還詳細敘述了所見所聞，并提出了一個具體刺殺黃永勝的行動方案。這個方案分成三步，邏輯嚴密得有點超出一個少年應有的思路： 一是爭取同齡人共同參與。他準備拉攏兩位“將門子弟”——王龍（鐵道兵13師副師長之子）、劉川北（鐵道兵石家莊學院副院長之子），組成小組；二是打著部隊拉練的旗號，一路南下直插廣州軍區，計劃在1971年5月1日上午9點左右，廣州軍區召開大會的時候，一個人攜雙槍潛入會場，或提前藏進大禮堂天花板上方，從上往下射擊；要么在距主席臺十五到二十米處開火，用手中的「三號左輪」在三十到五十米的有效射程內完成刺殺，一舉擊斃黃永勝；三是成功后北上保衛領導。

當然，余銀海的這些信只能理解為少年英雄主義色彩，同時反映出他對軍事行動的某種樸素理解。 可能他壓根就沒有想到，向上寫的信可能會被截獲，向“敵臺”寫信那更無法逾越，很快三封信寄出去沒多久，另一條線上就掀起了波瀾。截獲信息的渠道，很快把消息傳遞到黃永勝在鐵道兵系統里的代理人那里。對方高度緊張，立刻上報。沒過幾天，鐵道兵副司令員劉金軒奉命親自從北京趕赴湖北，指揮偵查。

沒費多少周折，目標便鎖定到鐵道兵“五七干校”收發室，“反革命分子”余銀海被揪了出來，起先“專案組”認為策劃這一驚天“陰謀”的肯定是一名老謀深算的人物，結果一看究竟是一名稚氣未脫的少年，當年一開始他們認定是有“后臺”，結果一審問，完全是他自己一手策劃。主審問余銀海：沒見過黃永勝真人，憑什么就認定要殺他？他說：沒見過真人，見過照片。又問他刺殺成功后怎么辦，他還十分自信地回答：行動得手之后，坐車趕到珠江邊，從江里潛水逃往香港，申請避難，等國內局勢有變，再謀起義回歸。他的這套設想，一半是少年英雄主義，一半是認真排演過的逃跑路線。

當時，在場的所有的都認為他的行為十他荒唐，因為成功的機率是零，一方面黃永勝這種級別的人，豈止一個少年說刺就能刺；另一方面根本沒有任何證據說他搞陰謀，你干這蠢事豈不是自己找死嗎。余銀海最終背上“反革命”的帽子，關進了牢房。

在很多人看來，余銀海這種行為，是典型的“少不更事”，簡直是“天方夜譚”，更像胡言亂語。也正因為如此，這個少年被迅速定性為“別有用心”的“反革命分子”，而他的那套推演，被當成“政治幻想”。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僅僅幾個月之后的1971年9月13日，九一三事件震動全國。當時被認為絕不可能的情節，一件件擺到眾人眼前，那些曾經被嘲笑為“荒唐”的猜測，突然變得極其刺眼。其中有不少情況竟然與余銀海的設想“不謀而合” ，與此同時，曾經被他視作必須除掉的黃永勝，也走到了人生的末路。后他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

九一三事件八年之后，經上級認真復查，認定余銀海化名向香港九龍2631號電臺寫信，主要是出于對“打倒老干部”的做法不滿等原因，雖然做法錯誤，但“不構成犯罪”，撤銷原判決，宣告其無罪。后來，余銀海在湖南湘潭從事過農機推銷員的工作，也曾被邀請到一些軍史座談會提供口述資料。但他極少提起當年的刺殺計劃，只在會上一字一句地強調：“如果那時有人愿意查真相，我不會提槍。”

于一個少年而言，這幾乎占據了他整整一個青春期。即使后來在牢房里，余銀海沒停下思考。他寫下了一部約十五萬字的日記和一部長篇小說，題為《鐵囚忠良》。從這些字里行間能看出，他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也不認罪。他固執地堅持，自己做的是“對組織負責的事”。 有一段文字，情緒激烈：“人民啊，危難不幸，祖國啊，在左右搖擺。我心痛得早已沒有眼淚，破舌噴血聲討‘惡魔’。”措辭激烈，帶著那個年代典型的語言風格，也透露出一個被壓抑多年的青年內心的痛苦和憤懣。

走出高墻之后，有人問最想做的是什么時，他紅著眼圈說：“我只想回襄樊鐵道兵"五七干校"看看，我工作的那間傳達室在不在。”而此時，那座干校早已撤銷，磚瓦四散，都壓在厚厚塵土下；可少年他的那些夢想的執念，似乎依舊藏在那排被風吹得吱呀作響的白楊樹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