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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式純,一九〇三年生于現蒼南縣金鄉鎮。他先后在上海大學、天津南開大學讀書。一九二六年在河南洛陽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他為了黨的事業奔走于河南,湖北、江蘇,武漢、上海等省市,曾遭反動政府四度逮捕,最后一次是一九三二年十月關押于上海。
陳式純小時就讀于金鄉小學和宜山高小,畢業后即考入浙江省立溫州第十中學。他目睹當時的中國災難重重,外有帝國主義的入侵,內有軍閥的混戰,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于是他常與進步的教師和同學一起,探索救國救民之道,積極組織和參與反日宣傳和抵制日貨的愛國活動。
一九一九年十月,陳式純參加溫州十中的一支流動宣傳隊,到宜山等地進行反日宣傳。同年寒假,他在金鄉組織青年知識分子成立“反日救國會”,帶領群眾起來抵制日貨,白天宣傳,登記處理商店的日貨,夜間宿在北門頭吊橋上,檢查來往船只和行人。
一九二三年,他又在金鄉組織“醒獅化裝講演社”,巡回演出自編的劇目,頗得群眾喜愛和支持,使金鄉這個小鎮充滿著革命的氣息。
一九二二年陳式純在畢業于省立十中后,即考入我黨創辦的上海大學。由于和我黨早期的革命家經常接觸,他懂得了許多革命的道理。不久,因為工作需要,轉入南開大學。讀了一年,便結束了讀書生涯。后來他到河南,經人介紹就任薛岳部隊的參謀。
一九二四年,陳式純和一些青年軍官參加馮玉祥領導的反對曹錕賄選上臺的活動。隨后,即以嘏齋的化名,對記者作了談話,這談話當時發表在上海新聞報上。
一九二五年春,陳式純來到開封,在河南省銀行工作。第二年春轉到陜西劉鎮華的鎮嵩軍軍官學校當英語教員,隨軍到過西安的壩橋。
同年秋,劉鎮華軍敗退,他隨軍退到洛陽。洛陽我黨干部王某見其革命心切,有意吸收他入黨。但為慎重起見,王把他的情況介紹給河南省委。同年十一月,省委批準了陳式純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一家旅館里秘密舉行了入黨儀式。
此后,他接受組織的委派,先后在河南省焦作,湖北省武昌、漢口,江蘇省蘇州以及上海等省市進行地下革命活動。由于他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不辭勞苦,深受組織和戰友的贊許,遂被擢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
陳式純為人敦厚,勤勞儉樸,對人慷慨,尤其對窮人非常關心。他看到有病無錢醫治的人,總是解囊相助,連自己的生活也不顧。他的愛人勸他保重身體,他慨然回答:“我們是為人類的偉大事業而工作,為人民謀求幸福而戰斗的,現在,國難當頭,民不聊生,我們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又說:“我是一只腳在牢間外,—只腳在牢間里的人,好象路上的螞蟻,隨時有被人踩死的危險,因此更應該抓緊時間,為黨為人民的事業而奮斗終身。”
在反動派血腥統治的年代里,干地下革命工作是很危險的。但陳式純勇敢機智,有時西裝革履,儼然是一個大學生,有時扮作黃包車夫或搬運工人,有時喬裝為商人,都裝扮得維妙維肖,使人不易識其“廬山真面目”。
他的化名很多,都是隨地而易:在漢口時取名周志龍,在武漢時易名周志凱,在蘇州時名叫林志和,到上海后則稱陳式純。籍貫也是經常改變,從來不說明自己的出生地址。因此,他出沒于各地各種場合,搞混了敵人的耳目,避過了好幾次風險。
雖然如此,陳式純還是四次被捕:第一次在漢口,坐牢幾個月;第二次在武昌,又坐牢半年;第三次在上海被捕,判刑兩年半。他每次被捕都由我黨竭力營救,獲得釋放。
最后一次的被捕,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那天,陳式純利用國慶節機會,組織了四百多群眾,在英租界小沙渡路一帶舉行示威游行,各人手執紅旗,高呼革命口號,一路浩浩蕩蕩,聲勢非常壯大。他走在隊伍的前頭,帶領大家前進。英國當局急忙調動大批軍警,大肆捕捉游行的群眾,陳式純又被捕。
這一次他被捕后,即被關進英租界工部局西牢555號班房。不但被戴上腳鐐手銬,每天還要坐一個鐘頭的橡皮籠。在長期摧殘和折磨下,他終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與世長辭,時年32歲。烈士的遺體在解放后運回故里,葬于金鄉附近的梅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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