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文化呈現三大變化趨勢 | 社會科學報

在數智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下，以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沿著城鄉融合發展的軌道向鄉村廣泛滲透，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搭起一座“數字橋梁”。如果說傳統鄉村文化多表現為鄉土性、人際性、被動性，那么，數字技術洗禮下的鄉村文化則呈現出向現代性、脫域性、創造性變遷的趨勢。

原文 ：《鄉村文化呈現三大變化趨勢》

作者 |北京建筑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高春鳳

圖片 |網絡

鄉村文化作為農民歷史地凝結成的穩定生存方式，其變遷固然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在數字化生存日漸成為一種生存方式的今天，數字技術的推動無疑是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如果說，傳統鄉村文化多表現為鄉土性、人際性、被動性，那么，數字技術洗禮下的鄉村文化則具有向現代性、脫域性、創造性變遷的趨勢。這一趨勢是我國農耕文明優秀遺產和現代文明要素有機結合的創新性成果，表征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文化生活氣象，展現了新時代農耕文明的魅力和風采。

文化特點：由鄉土鄉味轉向城鄉雜糅

中國鄉村文化生長于農耕文明沃土，根植于小農經濟結構和宗法等級秩序，其最大的特征在于鄉土性，是歷代農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心理特點、行為偏好、生活方式等的重要表現。由于農業社會占據了中國歷史的大半個時空，鄉村文化的鄉土鄉味以一種“執拗”的方式得以存在，并熨帖了世代農民的日常生活。盡管我國自近代即開啟了現代化征程，但鄉村文化的鄉土性特點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光影斑駁的土墻壁，滋潤心田的老水井，夏日熱鬧的打谷場，都是承載村民日常生活的文化載體，記錄著村民生產生活的寶貴經歷，蘊藏著淳樸的鄉村文明氣息，是鄉村文化敘事的物質載體，對個體成長和社會整合具有催生、粘合作用。在我們調研的村莊，這些“房前屋后”鑿通綿長的時光隧道，仍然通過神圣原則和世俗原則，約束和規范鄉村的日常生活，成為鄉村社會文化治理的重要方式。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實施一系列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政策，城市綜合要素向農村流動，鄉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得以在國家搭建的平臺上交流、對話，表征城市文明的現代理性因子在廣袤的鄉土社會中迅速蔓延，致使以“倫理本位、差序格局”為內核的傳統鄉村文化發生劇變，呈現出鮮明的城鄉雜糅特征，規避了文化同質化的風險，促進了鄉村文化的多樣性發展。

在鄉土鄉味向城鄉雜糅的轉變過程中，以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沿著城鄉融合發展的軌道向鄉村廣泛滲透，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搭起一座“數字橋梁”，為農民感知并接受城市文化提供了重要動能。作為一種生產力，數字技術的持續迭代與應用突破了鄉村傳統的時空限制，擴大了農民的生產生活世界，其與教育、醫療、就業、文化等公共服務供給的融合發展，帶來“互聯網+教育”“互聯網+醫療”等場景創新。與城市優質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向農村一起下沉的，還有以開放性和包容性為特點的城市文化，包括高雅文化與世俗文化、公益文化與消費文化、企業文化與社區文化、科普文化與休閑文化、土著文化與外來文化、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它們和鄉土文化相互融通，呈現出由鄉土鄉味向城鄉雜糅的變化。建基于農耕文明的鄉村文化，在國家鄉村建設的大潮中，隨著數字技術的嵌入，在法律制度、規則合意基礎上的契約精神與傳統的自然情感之間，呈現某種程度的張力。如今的鄉村彌漫著一種游離于傳統的“現代性的張揚”。

文化傳遞：由人際性向脫域性轉變

在傳統農村，鄉村文化傳播的途徑主要包括同代傳播和代際傳承。同代傳播主要依賴于村民間彼此交織的社會網絡，他們在小河邊、大樹下、田地間開展情感交流、信息傳遞、生產技能學習等活動，在農業生產和日常生活的內在關聯中完成文化習得過程。正如法國著名社會學家H.孟德拉斯所言，人們“做事的本領和處世之道是同一種經驗：在他的孩提和少年生活中，耕作技術與家庭的田地聯系在一起，像語言或禮節等其他職業生活和社會生活‘技術’一樣，耕作技術是在田地里學到的，并納入一種生活方式”。代際傳承則依賴于前輩對后輩的口口相傳和耳濡目染，包括家庭中父母將自己的價值取向、文化觀念、行為模式等文化資本傳遞給下一代，也包括鄉村有組織的文化傳播實踐。

數字技術憑借其鑿通時空的力量，打破了時間的一維性和空間的有限性，使鄉村文化傳播突破了時空限定，帶有鮮明的“脫域性”特征。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認為，“脫域”乃是社會關系抽離于地域性互動場景，在更廣闊的時空范圍內對社會文化進行重構。脫嵌于物理性限制的數字文化資源，就是鄉村文化從人際傳播到脫域表達的技術革命成果。

首先，數字技術優化、便捷了鄉村文化的保存和訪問，為傳統文化實踐提供了新的路徑。如筆者調研的內蒙古土默特右旗的炕圍畫，以往多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傳承，但由于大量青年人進城務工，這項傳統技藝面臨消失的風險。數字技術改變了這種狀態，當地政府對流傳民間的炕圍畫進行數字化采集，建立數字檔案，解碼文化符號，經過網絡平臺進行轉發和點映，不僅實現了永久性保護，而且擴大了傳播范圍。

其次，數字技術推動了鄉村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近年來，多地鄉村開展“屏南憑什么”“浮梁鄉創節”等在地化文化創新，通過數字化手段將鄉村文化與其他文化元素相結合，創造出新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如以非遺文化元素制作的網游、動漫等，豐富了非遺的文化內涵和表現形式，取得了鄉村文化現代化、表達方式時尚化、打開方式多元化等創新成果，找到了傳統鄉村文化和現代生活的連接點，鄉村文化在數字技術的護佑下呈現出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文化消費：由被動性向主動性轉變

數字技術改變了農民的文化消費形態，人們對文化類產品及文化性勞務的占有、欣賞、享受和使用，由原來的單純對符號意義的編碼、傳遞和解讀活動，變為一種綜合性的參與、認知、感受、創造實踐。在鄉村振興實踐中，各級政府通過“他組織”力量加大農村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根據城鎮化發展趨勢和城鄉常住人口變化，統籌城鄉公共文化設施布局、服務提供、隊伍建設、資金保障，均衡配置公共文化資源，以期豐富農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這種政府主導的植入型文化活動供給帶有較強的行政管理色彩，要想調動村民形成集體行動的邏輯，必須內化到村民的社會行動、個人習慣當中，才能真正實現鄉村文化振興的目的，即政府主導的文化供給需要轉化為村民的自覺行動，鄉村文化大戲才能夠真正唱響。筆者在浙江省遂昌縣三個村莊的調研顯示：76.3%的村民喜歡“村晚”、文化走親、班農勸春、畬族文化表演等本地特色年節和民俗特色文化活動，20.5%的村民喜歡參加各類文藝演出，而喜歡觀看線上直播演出的人員占比只有4.2%。這表明，人的主體意識是人類家園中最美麗的花朵，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激活鄉村文化最生動的力量。村民更愿意通過“動起來”的方式，融入現代農村的文化煙火，制作喜聞樂見的文化大餐，品嘗新時代的人生趣味，豐富現代農村的“地方性知識”。

數字技術為此提供了強勁的動力。首先，數字技術可以適配文化需求與供給。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說過：“文化是人為的，也是為人的?！鞭r民是鄉村文化的享有者、使用者與創造者，滿足其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求是鄉村文化的內在使命。數字技術架起了文化需求與文化供給之間的橋梁，村民可以通過數字化平臺直接表達文化需求和建議，政府部門通過資料搜集和數據分析給予農民更精準的文化服務。其次，數字技術助力農民由文化觀演者成為文化創作者。越來越多的村民通過制作短視頻而成為自媒體創作者，他們將村莊的田園風光、農業產品、文化風俗等通過網絡平臺傳遞出去，許多鄉村由此培育出諸如戲曲、廣場舞、模特隊、舞蹈隊、民樂隊等各類文娛組織，成為鄉村文化建設的重要力量。筆者調研的浙江遂昌數字化文化大禮堂、河南焦作韓莊村修建的鄉村劇場等數字化平臺，為鄉村文化活動增添了可觸可感的技術含量、絢麗多彩的現代化氣息。浙江慶元縣的“月山村晚”將技術帶來的文化生命力推向極致。自1981年春節起，人們把村民的日常生活、躬耕勞作以節目的形式排進“月山村晚”，其中最具特色的壓軸節目是《農活秀》，重現了鄉村的生活場景和文化事象：縫了密密麻麻針眼的衣服、捆著香菇的扁擔、捉泥鰍的竹簍、耕地用的犁……月山村民拿著各自的勞作工具往舞臺上一站，一幅生動的耕作圖躍然眼前。目前，鄉村“村晚”已經成為國家公共文化云平臺的重要建設模塊，向外展示著鄉村文化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的成果。

數字技術是把“雙刃劍”，它可以為鄉村文化發展注入新動能，也會帶來工具主義的數字迷信。因此，協調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引導科技向善和數字向善，推動數據技術正向賦能，是數字背景下傳承創新優秀傳統鄉土文化、讓農民“看得見山、望得見水、留得住鄉愁”的重要路徑。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數字化條件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變遷及治理轉型研究”（22BSH087）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0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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