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德1933年給共產國際寫的一份軍事報告說開去

從1936年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恢復聯系后，李德就不止一次的提出過想回到蘇聯（備注：李德是個德國人，德國共產黨員）。

李德的這一愿望，一直到1939年才得以實現。

這一年，周恩來赴蘇聯治病，李德也被獲準回到蘇聯，后來他就再也沒有回到中國。

1939年9月22日，李德李德回蘇聯后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遞交了一份名為《關于我在華工作中的錯誤》的書面檢討，把自己在工作的經歷做了一個細致的介紹。

李德回到蘇聯以后，在莫斯科的有關會議上受到了批判，主要是就他在中國，給中國共產黨、中央紅軍乃至中國革命造成損失的錯誤問題進行批評。

因為批評的很嚴厲，李德一度擔心組織上會把他當成“人民的敵人”來處理，根據在莫斯科參與接待及會議的師哲回憶：

“李德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但又辯解說，他的錯誤主要在于不了解中國情況，是好心辦了錯事。”

李德的這個觀點是他在遵義會議時提出的，后來在莫斯科他同樣這樣說：

“一個外國顧問既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又不懂中文,和外界又沒有聯系,怎么可能做到這些呢？”（李德《中國紀事》）

根據資料記載，共產國際雖然是根據中國黨的意見對李德進行審查，但最終給李德做出的結論卻是：

“李德的錯誤在于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李德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作出決定。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黨，對于李德的意見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李德的錯誤意見被采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所以李德免于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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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李德在1973年出版的《中國紀事》一書中，對一部分歷史事實進行了歪曲，還對中共領導人進行了一定的攻擊，可中國方面對李德還是留下了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

“李德作為一個外國人，來到中國支援中國人民革命，為各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做了一定工作，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從某種程度上講，李德并不是完全壞，開國上將陳士榘后來還評價李德，認為他雖然是“壞多過于好”，但李德在離開前線后轉向軍事教育，表現出色。他在紅軍大學授課時，條理清晰地講解戰術理論，并結合紅軍實戰案例，幫助學員理解現代軍事概念。

很多文章在談到李德時，都認為他是不懂中國國情，才給中國革命造成損失。

可我接觸到的一份報告，卻并不是如此。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收錄了李德在1933年3月5日給共產國際寫的一篇報告《關于中央蘇區軍事形勢》。

從這篇報告就能發現一些端倪。

1932年，李德從莫斯科陸軍大學畢業后，受蘇聯紅軍總參謀部的派遣來到中國，協助共產國際的重要特工牛蘭夫婦搜集情報。

李德到上海后與共產國際派駐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阿圖爾·埃韋特（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取得聯系。

也不難看出，李德一開始來中國，就是搜集情報的，本身并不承擔軍事顧問的重任。

李德抵達中國后，就和埃韋特一起與當時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張聞天交談，他們每星期見一次面，期間交流一些政治、軍事等問題。當時共產國際遠東局與當時駐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江西瑞金中央蘇區都有定期無線電聯系，也能幫助李德快速獲取中央蘇區的一些實際情況。

圖|中央蘇區形勢圖

在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從1932年6月開始），李德完成了《關于中央蘇區軍事形勢》的報告。

一、對紅軍實力的估計；

李德認為，中共中央過去曾夸大了實力，中央蘇區的土地面積與人口總計只占全國的二十四分之一與四十分之一，紅軍的總數有5萬到8萬人，還分散各地，其中中央紅軍只有3萬至3.5萬人，與敵人的兵力對比在6:1至10:1之間。
至于武器裝備上，紅軍更是少得可憐，不僅僅是缺乏重武器，就連輕武器，也只有少量的步槍和輕機槍，在一些關鍵性的戰役中，每支步槍分到的子彈僅有10到15發。也因為缺乏武器彈藥，紅軍不得不憑借冷兵器與敵人作戰。

二、對中央蘇區經濟實力的分析；

中央蘇區的經濟基礎非常薄弱，而通過游擊戰短暫的奪取敵人防御力薄弱的城市，幾乎是中央蘇區獲取今后繼續進行戰爭的物資的唯一出路。

三、對敵軍的分析；

李德認為：“在敵人方面，武器裝備的質量在不斷提高，其機槍和火炮的配備程度已接近現代軍隊的水平”，“敵人使用空軍進行偵察、轟炸和給養”，“由于技術上的絕對優勢，變成了質量方面的因素。”

從李德的分析來看，他所掌握的基本上是當時中央蘇區的情況，甚至實際是，真實情況比上述的這些還糟糕。

更重要的是，李德在這篇報告里面，還詳述了國民黨軍在接下來可能進行的布置。

李德認為，紅軍基本上缺乏陣地戰的實力，而與之相反的是，由于國民黨軍在武器裝備上占有優勢，所以他們絕不會放棄陣地戰。

“國民黨在同蘇區的斗爭中利用其在數量上和技術上的巨大優勢，制定了系統的既定戰術。去年該戰術在鄂豫皖已給它帶來了局部的勝利，并在對中央蘇區發動新的攻勢的時候還被它運用到較大的范圍。”

李德站在國民黨軍的角度，認為他們接下來對付紅軍，會采用“系統的既定戰術”。

一、對中央蘇區進行經濟和軍事封鎖。

“對蘇區實施經濟和軍事封鎖，對鄰近白區的所有貿易活動進行限制，加強鄰近城鎮和戰略要地的設防。”

二、用“防御工事”逐步壓縮根據地，摧毀蘇區的戰略縱深。

“防御工事具有很大意義，強行攻占十分困難，因為紅軍和游擊隊沒有任何技術裝備。可見，這種戰術可以大大阻止現有蘇區面積的擴大。”

三、奪取蘇區外圍地區、控制蘇區部分交通線。

“修筑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道路，沿交通線逐步修筑堡壘（如在江西境內的贛江、撫河和信江沿岸）。”

四、蘇區內的城鄉聯系，摧壞蘇區的政治生態。

“占領城市，同時在城外構筑20個混凝土機槍碉堡并鋪設鐵絲網加以防護，還有炮兵給予支援，這種情況又會給紅軍造成新的困難局面。”

五、將兵力劃分為守備部隊和突擊部隊。

“將其兵力劃分為守備部隊和突擊部隊。這樣，雖然一方面他們的作戰兵力削減了一半多，但另一方面，我們幾乎不可能將自己對敵軍的勝利擴大到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勝利，因為紅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對有足夠數量的新敵軍保衛的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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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這份報告所估計敵人所采取的辦法，與后來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發動的第五次“圍剿”，基本上如出一轍。

說一句很老實的話，在最初看到這份報告的時候，我甚至都懷疑這不是李德寫的，或者即便是李德寫的，至少也應該是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后。

否則很難理解，李德后來到了中央蘇區以后，為什么不按照他報告所總結的那樣，教授紅軍正確的打法，特別是在他已經明明預見了一切。

周總理后來總結李德在中央蘇區期間所采取的戰術是：

“戰略上分兵以便敵人消耗，集中以便敵人消滅，短促突擊以迫敵人碉堡靠近，堡壘防御以暴露自己的兵力。”

這完全是正中敵人下懷，周恩來后來認為中央蘇區和大量中央紅軍就是這樣被斷送的。

以至于孫果達教授在《李德是“堡壘戰術”的始作俑者？》一文中認為李德是“里應外合”：

“李德正是因為對中央蘇區與中央紅軍深入細致的研究和了解，才能在其所謂的“指揮”中把戰略戰術的誤導發揮得淋漓盡致面面俱到。”

圖|蔣介石

有意思的是，李德是1933年3月5日向共產國際遞交了他的這份報告，而蔣介石在1933年5月在南昌設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6月設立廬山軍官訓練團，緊急訓練中下級軍官，同年秋開始針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進行培訓：

“在政治上，厲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加強特務活動，對其新占領區實行血腥鎮壓和欺騙利誘相結合的政策；在經濟上，對蘇區實行嚴密封鎖；在軍事上，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制訂了‘以守為攻，乘機進剿，主用合圍之法，兼采機動之師，遠探密壘，薄守厚援，層層鞏固，節節進逼，對峙則守，得隙則攻’等原則。”

那么，李德是不是“里應外合”呢？至少現在是沒有證據表明這一點。

事實上，單扣帽子給李德，似有推諉責任之嫌。

李德給中國革命確實造成了很大的損失，這是毋庸置疑的，雖然李德畢業于軍事名校，但他的軍事經驗并不足以支撐他指揮數萬大軍作戰，而且他性格上有很大缺點，聽不進別人的正確意見。

后來李德之所以成為“紅都得太上皇”，完全是因為我們自己，正如伍修權后來表示的那樣：

“李德的權力，不是他爭來的，是我們給他的。”

應該指出的是，在遵義會議之前，中央已經受“左”傾錯誤影響已經很多年了，可以說是深入骨髓，特別是部分領導人，諸如王明、博古等，都十分迷信共產國際的指示，而共產國際遠離中國，缺乏對中國國情的了解，他們的指揮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危害，是難以估量的。

李德是中央蘇區的軍事顧問不假，但中央蘇區的軍事行動也是受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指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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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第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還給中共中央發來一封電報，肯定了開展機動靈活的游擊戰和誘敵深入的必要性：

“應避免與敵大量兵力發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誘敵深入、各個擊破、渙散敵人軍心和使敵人疲憊的戰術，還要最大限度地運用游擊斗爭方法。”

毫無疑問，盡管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都受“左”傾錯誤的影響，但在實際施行中，其實還是肯定這種戰略的。

不過問題就是，隨著時間推移，誘敵深入越來越難以奏效，因為敵人在吃了虧以后，也有了進一步的成長。

中央紅軍雖然連續取得了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但僅是取得局部戰役勝利，敵人并沒有傷筋動骨。

就連李德當時也看出來，中央紅軍采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戰術，已經越來越難以奏效。

“每一種戰術方針肯定都有自己優勢的一面，但各種不同戰術方針的沖突實際上會導致這樣一種狀況：即使紅軍取得許多局部勝利，但迄今為止它們很少能取得決定性的戰略優勢。”

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的“圍剿”，規模一次比一次大，而紅軍一次性作戰很難對其造成傷筋動骨的影響，這實際上反而導致了惡性循環。

中央蘇區位于贛、閩、粵三省交界地帶，地形多山，資源分布有限，難以支撐大規模紅軍的長期駐扎和作戰需求。加之被多個軍閥勢力包圍，且處于蔣介石的核心統治區域。

這種地理位置使其長期處于敵對勢力的緊密圍困中，即使暫時取勝，敵軍后續的“圍剿”規模可能進一步升級，紅軍難以獲得穩固的發展空間。

當然，中央紅軍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1933年11月，福建事變期間，毛主席就提出來要與十九路軍合作，贏得了周恩來、張聞天、彭德懷等人的贊同，而且當時中共已經派人與福建取得聯系。

可惜由于受“左”傾錯誤影響，博古等領導人認為蔡廷鍇等的抗日反蔣行動是“欺騙群眾”，沒有采取直接支援第十九路軍的行動。造成了孤立無援的第十九路軍在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敗。

應該指出的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前夕，埃韋特領導的遠東局反對繼續采用誘敵深入戰術，他認為誘敵深入的戰術已經失去了殲滅國民黨軍隊有生力量的效力：

“誘敵深入需要紅軍暫時放棄部分領土，如果國民黨軍隊占領后再修筑堅固的防御工事以優勢兵力駐守，即使被擊退，當地也會被“洗劫一空”，造成蘇區更大的困難，其后果“在物質方面，這會削弱我們作戰的能力，而在道義方面，我們離開團結一致的蘇區，使之完全失去了防御能力，這會損害農民對我們的信任。”

埃韋特的看法在我們今天看來未免片面，可他對于這一戰術實施已經變得困難的認識還是比較正確的。

事實上，中央蘇區面臨的困難要大得多，而且當時大多數紅軍指戰員對此都形成了共識。

當時，遠東局負責軍事工作的是曼弗雷德·施特恩，即后來西班牙內戰中著名的第11國際旅旅長克勒貝爾將軍。

施特恩制定了一個分離作戰的計劃，要求紅一方面軍從防御轉向進攻，以運動戰的方式沖到蘇區外圍主動進攻國民黨軍，加強對敵人有生力量的打擊。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施特恩制定的計劃是在紅軍誘敵深入難以有效打破國民黨軍堡壘封鎖情形下一種比較好的嘗試。

當然，客觀的看，共產國際遠東局缺乏對國情的了解，所制定的計劃也是一廂情愿。

不過，當時中共中央對分離作戰也有較大的分歧，特別是朱德、周恩來，他們從實際出發，認為紅一方面軍不應該分離作戰，或者說即便是分離作戰，也不應該過分削弱主力，分散和各個擊破敵人可取，但關鍵是要利用好敵人的弱點和矛盾。

按照共產國際遠東局制定的計劃，分離作戰計劃的主要方向是向東進入福建。

從實際來看，紅軍分兵進入福建是可取的，因為福建的國民黨軍兵力薄弱，而且構筑的堡壘和工事也比較少，對紅軍來說是一個比較容易突破的方向。

圖|分離作戰

可問題是，誰都能看得出來，當時國民黨軍進攻中央蘇區，主要是自北向南，對紅一方面軍最大的軍事壓力也來自于北邊，即便是紅軍入閩能對國民黨軍造成打擊，但卻無法影響國民黨軍整體的戰略布局。

更重要的是，當時駐福建的十九路軍與蔣介石的中央軍矛盾重重，當時已經有了意向要與紅軍談判。

對于紅一方面軍來說，更佳的選擇應該是利用國民黨的內部矛盾，拉攏十九路軍，將其作為革命的聯合對象。

如果采用軍事手段打擊之，不僅混淆了革命對象和動力，對紅軍力量本身也是一種無謂的消耗和損失。（摘自黨史網《第五次反“圍剿”前夕共產國際遠東局的》）

不難看出，朱老總、周恩來所提出的建議，是非常值得考慮的。

可最終這一建議卻被否定。

事實也確實如分析的那樣。

1933年7月2日，以紅三軍團為主成立東方軍入閩作戰，并完成了第一階段作戰任務。形勢上看似一片大好，實際上對蔣介石來說，卻無關痛癢。

兩個月后，蔣介石趁中央紅軍分兵作戰之際，大舉進攻中央蘇區北大門——黎川。

遠東局此時才承認，自己制定的戰略計劃，根本就不能夠對蔣介石軍事行動造成影響，匆匆忙忙調東方軍回援，企圖收復黎川。

1933年10月，東方軍與國民黨軍在黎川激戰數日不克，傷亡慘重，紅軍主力也未能實現阻擊南城援軍。

黎川丟失后，中央蘇區門戶洞開，已經注定了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局面。

后來，中共臨時中央因急于收復黎川而要求紅軍主力深入國民黨軍隊堡壘地區，并強攻重兵把守的據點，造成自身慘重的傷亡，

當時遠東局明確反對軍主力深入國民黨軍隊堡壘地區作戰，認為這是冒險的行動。

那時臨時中央因為重鎮黎川的丟失，已經是驚慌失措，舉措失宜，對很多正確的意見都聽不進去，結果造成全線陷于被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