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黃浦：紅色熱土上的戰斗歲月

自忠路、云南中路、思南路等上海市黃浦區地標，鐫刻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周恩來的革命足跡。從領導工人武裝起義沖破黑暗統治，到在隱蔽戰線筑牢革命堡壘，從為凝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奔走聯絡，到在國統區堅守和平立場、捍衛正義的斗爭前沿，他以堅定意志與高超策略，書寫了波瀾壯闊的革命篇章。

2026年3月5日

是周恩來總理誕辰128周年紀念日

讓我們一起追憶、緬懷這位共和國總理

臨危受命，出任起義總指揮

1927年2月23日晚，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的周恩來接到通知，速往指定地點參加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召開的聯席會議，準備發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成立中共特別委員會，由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尹寬、彭述之、周恩來、蕭子璋8人組成，作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最高領導機關，下設特別軍事委員會，周恩來出任負責人，并擔任武裝起義總指揮。3月3日，周恩來在軍事委員會會議上作《關于上海的武裝起義》的報告，明確指出過去起義失敗的原因，“問題全在于沒有準備”。而臨危受命之后，即以求實、縝密的作風，雷厲風行地展開他所轄領域的各項準備工作。強化糾察隊正規化訓練，領導制定《武裝暴動訓練大綱》，并解決工人糾察隊的武器裝備問題。1927年3月21日晨，特委獲悉北伐軍已占領松江，中共上海區委正式決定武裝起義。位于自忠路361號（原西門路西成里173號），就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發布命令地。中午12時，羅亦農代表中共上海區委和上海市民代表會議常務委員會發布緊急命令，舉行全市總同盟罷工。

自忠路361號（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發布命令地）

正午，隨著南市小南門警鐘樓（中華路581號）的鐘聲敲響，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輪船和全市工廠汽笛齊鳴。上海80萬工人參加罷工，同時學校罷課，商人懸旗罷市。周恩來親臨前線，在他的指揮下，上海工人階級拿下敵人固守的最后一個據點——北火車站。經過30個小時艱苦激烈的戰斗，繳獲了長短槍近4000支，輕重機槍數十挺，機關槍百余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是周恩來在大革命時期為中國革命所建立的一項特殊功勛。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信號臺——小南門警鐘樓

白色恐怖下的紅色中樞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進入低潮。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中央機關連遭破壞。在嚴酷的白色恐怖環境下，負責中央組織工作的周恩來，制定了一套秘密工作制度，提出黨員職業化，機關社會化、群眾化的重要原則，要求黨的機關必須以商店或住家等合法形式出現，住機關的工作人員要夫婦兩人，女同志要像家庭婦女一樣買菜、燒飯、洗衣等。住機關和來往機關的人，穿著、語言、舉止等都必須符合公開身份要求，但住家進出人員不能太多，不能開會等。如果機關設在商店，進出人員則可多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緊鄰天蟾舞臺的云南中路171—173號（原云南路447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機關。“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中共中央決定從武漢遷回上海。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央機關各部門陸續轉移上海。

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舊貌

1928年4月，中央機關會計熊瑾玎以商人身份租下緊鄰天蟾舞臺的云南路447 號二樓的三間房屋，作為中央政治局辦公地點。該處緊靠熙熙攘攘的四馬路 ( 今福州路 )，隔壁是熱鬧的天蟾舞臺，一樓是二房東周生賚開設的“生黎醫院”，每天有許多人前來求醫問藥。機關人員進出或政治局委員來開會，可從醫院大門進入出后門由扶梯上二樓，或從樓背后一條不為人注目的小弄堂進入后門直接上二樓。機關對外掛出“福興商號”招牌，經營湖南紗布，熊瑾玎自稱“老板”。為便于掩護，中央又調來一名湖南籍女黨員朱端綬當“老板娘”。熊瑾玎和朱端綬在工作過程中，產生了真摯感情，于1928年中秋結婚，成為一對革命伉儷。周恩來特別囑咐朱端綬，這是中央最重要、最機密的機關，要膽大心細，一絲不茍。為了做好掩護工作，他還派人教朱端綬放置警號、對付特務等各種辦法。由于熊瑾玎、朱端綬細致謹慎，加上有布莊、戲院、醫院等掩護人員出入，政治局機關在白色恐怖腥風血雨中歷時三載安然無恙。當時，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來明確限制人員出入該秘密機關，只有政治局委員和有關省委領導才能來此。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面臨暴露危險，周恩來帶領特科和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緊急轉移，云南路447號秘密機關安全撤離。1946年，周恩來數次來上海，他很想再去云南路政治局機關舊址看看，但因工作繁忙無暇分身，曾讓熊瑾玎專程重訪此處，并拍攝照片。

凝聚廣泛的革命力量

周恩來是我們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時間最長，經驗最豐富的領導者，他在黃浦區的多處歷史點位留下了躬身踐行統戰工作的珍貴足跡。

中國飯店舊貌（今貴州路160號）

1937年7月，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再赴廬山談判。途經上海時，在貴州路160號（原中國飯店）約見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和中共上海三人團領導人劉曉，對上海黨組織工作恢復和重建作了重要指示，強調日本全面侵華已不可避免，要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依靠群眾力量揭露國民黨的反動本質，把抗戰變為真正的抗戰。抓住全面抗戰時機，以文化界為基礎做好統戰工作，開展既合法也是群眾性的抗日活動，同時要注意保存和積蓄革命力量。對黨組織發展不能操之過急，對負責干部要注意隱蔽條件。“七月指示”為上海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指明了方向，對重新規整黨組織隊伍，開展秘密工作起了重要指導作用。

周公館門牌

周公館今貌（今思南路73號）

1946年5月，根據“雙十”協定，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前往南京，與國民黨談判落實事宜。因上海是中國最大城市，很多政要、民主人士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都聚集上海。在上海設立中共辦事處，可以為黨在國統區活動提供一個合法陣地，同時也可以使代表團活動有回旋余地。但國民黨當局不準設立“中國共產黨上海辦事處”，因此有了在思南路73號（原思南路107號）的“周公館”。在這里，1946年7月至10月，周恩來四次來滬，召開記者招待會揭露內戰真相，會見民主黨派人士爭取支持，召開文化界座談會呼吁和平。

周恩來在上海期間，于武裝起義部署、秘密機關運作、統戰工作推進等方面，都留下了清晰的革命印記。如今，位于黃浦區的周公館、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紀念地等建筑，經妥善保護與修繕后原貌留存，承載的歷史記憶從未褪色。

記者 / 宋梅

編輯 / 樊陸佳

資料 / 黃浦區委黨史研究室

通訊員 / 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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