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揭示：澳洲原住民女性死亡率六倍，七六成兇手為伴侶

澳大利亞最新公布的兇殺案數據，向原住民女性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致命的家庭暴力并未出現任何減弱的跡象。

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的最新報告，以詳實的數據證實了原住民社區長久以來的切膚之痛。報告顯示，澳大利亞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島民女性被殺害的比例，高達非原住民女性的六倍之多。

而在這些慘劇中，占據絕對多數的致命傷害均來自她們的親密伴侶或其他家庭成員。

在2026年剛剛過去的八周時間里，又有四名原住民女性在這種極度暴力的環境中凄慘喪生。

其中包括發生在卡杰利戈湖那起令人發指的連環殺人案。在這起慘案中，索菲·奎因連同她腹中被稱為“小特洛伊”的未出世胎兒，以及她的伴侶和她的阿姨內里達·奎因，均慘遭毒手。

對于那些深陷悲痛的家庭而言，縈繞在他們心頭的疑問無比尖銳且刺痛：我們難道僅僅是又一個被統計的數字嗎？正義還會到來嗎？而所謂的正義，究竟又意味著什么？

根深蒂固的過度代表性

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的全國兇殺案監測計劃，提供了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縱向數據圖景。

數據顯示，從1989年到2025年，共有574名原住民女性慘遭殺害。

依據往年的報告分析，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受害者死于其親密伴侶之手。更為可悲的是，這一觸目驚心的數據并未呈現出任何實質性的下降趨勢。

自該研究所于2011年開始追蹤受害率以來，原住民女性被殺害的可能性，始終遠遠高于非原住民女性。

正如2024年參議院關于失蹤和被謀殺的第一民族婦女及兒童調查所指出的那樣，冰冷的量化數據本身并不能自動轉化為現實中的正義。

警察系統中根深蒂固的系統性種族主義、敷衍了事的調查程序，以及“極其不準確”的案底記錄，都在不斷加劇受害者家屬所承受的喪親之痛。

卡杰利戈湖慘案正是這一系統性危機的縮影。在索菲、她未出生的孩子、她的阿姨以及她的伴侶相繼遇害后，涉嫌開槍的兇手——即索菲·奎因的前伴侶朱利安·英格拉姆——至今依然逍遙法外。整個社區被恐懼和哀悼的陰云雙重籠罩。

媒體往往將鏡頭的焦點死死鎖定在對逃犯的追捕上，這種過度關注卻常常掩蓋了慘劇本身所造成的巨大破壞。

索菲和內里達不僅是受害者，她們曾是某人的女兒、母親、阿姨和至親。約翰·哈里斯也曾是某人的兄弟、兒子和伴侶。他們是鮮活的生命，絕不僅僅是抽象的受害者符號。

支離破碎的系統

謀殺案發生后，受害者家屬面臨的往往是一個如同迷宮般錯綜復雜的善后過程。

令人遺憾的是，目前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專門機構，來引導他們走過繁瑣的刑事程序、可能極其漫長的審判過程、死因法庭的研訊、死亡審查，以及隨之而來的媒體曝光和社交網絡上的輿論風暴。

現有的支持服務呈現出嚴重的碎片化狀態——從各州各自為政的受害者支持項目，到有著嚴格時間限制的心理咨詢服務。

這使得家屬們在最為脆弱的時刻，不得不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艱難地摸索和應對這些極其復雜的官僚系統。

許多原住民家庭反饋稱，他們感到自己親人的真實故事被有意噤聲或被污名化了，公眾所聽到的往往只是被裁剪過的片面敘事。

這些在公共空間流傳的版本，經常與家屬記憶中至親的真實面貌發生激烈沖突。

反觀澳大利亞，即便是那些針對原住民女性死亡事件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死因研訊，政府的后續回應也往往是遲緩拖沓的，甚至根本沒有任何實質性回應。這迫使勢單力薄的家屬只能獨自去面對和抗爭那些扭曲的公眾敘事。

公共話語在討論原住民女性時，常常將其簡化為病理學的案例或純粹的風險因素，卻殘忍地無視了將她們定義為社區中充滿愛意且深受重視的一員的親屬關系網。

她們理應像眾多其他的澳大利亞女性一樣受到緬懷：通過莊重的紀念儀式、公眾的認可，以及講述她們作為完整人類的真實故事。

可悲的是，作為第一民族的女性，我們并沒有得到這樣的待遇。

在兇殺案發生后的余波中，由于缺乏一個法定授權的倡導者來保護家庭并以原住民的視角為中心，家屬們的悲傷情緒往往會在各種相互沖突的媒體描繪中，經歷如過山車般的劇烈起伏。

所謂的敘事主權，意味著原住民家庭應當牢牢掌握講述其至親故事的控制權。

這賦予了第一民族人民以親屬關系所要求的尊重和倫理關懷，去塑造、分享并保護屬于他們自己族人的敘事。

建立一個專門的“支持性機構”，并在死亡事件發生后立即啟動，將為實現這一目標提供切實的機制保障。

雖然新西蘭的模式并未對此進行具體的明確規定，但一個理想的澳大利亞模式應當具備處理媒體請求的能力，指導家屬如何保護社交媒體賬戶免受網絡噴子和無端猜測的侵擾。

同時，它還應根據家屬的意愿和時間表，精心策劃所有的公共信息發布。

這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公共關系處理。它是一種基于創傷知情的全方位管理，旨在保障人身安全，尊重悲傷情緒非線性的演變過程，并確保這些慘遭不幸的女性永遠不會淪為博取眼球的點擊誘餌。

語言需要化為行動

盡管步伐緩慢，但進步確實正在發生。最新發布的《全國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島民消除家庭、國內及性暴力計劃》，無疑是向前邁出的至關重要的一步。

這份名為“我們的方式，堅定的方式，我們的聲音”的計劃，明確表達了對失蹤和被謀殺婦女及兒童的緬懷。

它們極有可能重蹈覆轍，與此前參議院調查報告中那些形同虛設的軟弱建議一樣，被束之高閣，成為又一個未能兌現的政治承諾。

對于太多的原住民家庭而言，所謂的正義已經淪落為僅僅意味著肇事者被逮捕和定罪——前提是這一切真的能夠發生——隨后死因法庭的調查結果便被草草歸檔。

對于社區因暴力事件而遭受的撕裂，沒有任何修復措施；對于那些依然身處險境的人，也缺乏實質性的保護。

這是一種狹隘的、以監禁為導向的懲罰視角，它僅僅以法院的判決結果來衡量成功與否。

它完全不顧及奎因一家，乃至整個卡杰利戈湖社區，是否能夠真正從創傷中痊愈，或是感到更加安全。

發起新一輪的調查，例如目前呼吁成立皇家委員會以調查澳大利亞婦女及女童被殺案的請愿活動，從某種意義上說，僅僅是在拖延問題、將責任推給未來。

原住民女性現在迫切需要的是行動。我們已經忍受了無數次走過場的審查，卻未能迎來任何實質性的改變。當其他人還在為冗長的程序爭論不休時，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再等待下去了。

政府必須刻不容緩地制定并資助一項行動計劃，以切實支持“我們的方式，堅定的方式，我們的聲音”這一倡議。

此外，政府還應積極探索其他有效途徑，以在原住民家庭遭遇死亡和暴力陰影時，為他們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冰冷的兇殺案數據和參議院的調查結果絕不應是事件的終點，而是吹響行動的集結號。

我們必須以實際行動來緬懷這些逝去的女性：確保對幸存者而言，正義意味著切實的安全、嚴格的問責以及不可侵犯的尊嚴。

在此之前，受害者家屬的疑問將永遠得不到解答，而那串慘痛的傷亡數字，也只會繼續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