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看病難？全國政協委員、北大醫院劉梅林：建議打通老年患者分級診療堵點

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林昀肖

當前，我國正面臨日益嚴峻的人口老齡化挑戰。《2024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數據，截至2024年末，全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31031萬人，占總人口的22.0%；全國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2023萬人，占總人口的15.6%。

在此背景下，國家衛健委大力推行“醫療衛生強基工程”，核心目標是把基層做大做強，構建老年人便捷就醫、慢病康養與健康指導的服務體系。

而心血管病作為人類健康的“頭號殺手”，防控更需要醫務界全員協同，把慢病防控防線前移，筑牢全民健康根基。在當前的實踐中，各大醫院按要求成立老年科，但老年科的邊界和定位存在困惑。

近日，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北大醫院）老年內科主任醫師劉梅林在接受時代周報等媒體采訪時指出，一方面，老年患者在三甲醫院老年科就診，經常還是需要到各個專科，多學科協作在老年科門診區域內難以實現。另一方面，應該承擔慢病管理職責的基層醫生診療能力有待提升，尚不能得到患者的充分信任，此外支持基層醫療的部分政策也需完善。

針對上述痛點，劉梅林建議，首先，應分層規劃老年科功能。三甲醫院應承擔起危急重癥，復雜疑難病診療并為基層培養人才的責任，應該給基層醫生到大醫院輪轉接受培訓的機會。經過培養掌握了全科知識后的基層醫生回歸后可以充實慢病管理人才隊伍。

其次，要打破慢病管理的“信息孤島”。若實現患者診療信息從大醫院到基層醫院全面共享，不僅能避免重復診療，減少醫療資源浪費，更能保障診療連續性，為高效雙向轉診打下基礎。

再者，是優化醫保支付政策。老年人病情復雜，目前的單病種付費模式，導致醫院對高齡高危患者收治積極性不高，不利于老年人可救治疾病及時獲得最佳診療。建議在DRG、DIP等醫保支付方式改革中，對老年群體進行統籌考量。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老年內科主任醫師劉梅林

老年患者“入院難”疊加“不出院”

在我國正面臨日益嚴峻的人口老齡化挑戰的背景下，如何做好老年人慢病防控、構建完善的老年健康管理體系，并在“銀發經濟”時代提升老年人的生命活力，已成為亟需解決的社會問題。

劉梅林向時代周報等媒體指出，盡管國家已在政策層面積極應對老齡化并做出部署，國家衛健委等部門也出臺了配套措施，但當前最大的挑戰在于政策的有效落地。

劉梅林認為，在老年患者醫療支付體系與分級診療中存在相關堵點，如在DRG醫保支付方面，現行政策未能充分考量老年人“多病共存”的特殊性。

“老年人常因一種疾病住院，但其治療需兼顧多種并存病癥。應從頂層設計上為老年人開辟特殊路徑，將復雜情況充分考慮在內，以保障其緊急醫療救治的需求。”劉梅林分析稱。

與此同時，劉梅林也提出需建立配套的約束與轉診機制，以疏通“急慢分治”的通道。部分老年患者在大型三甲醫院完成急性期救治后，常因缺乏安全感而滯留醫院，將大醫院當作“養老院”，占用了寶貴的急救資源。

劉梅林分析稱，這種安全感缺失主要源于三方面。首先是出院后基層醫療能否覆蓋，患者能否在社區找到信任的醫生；其次是長期護理保險覆蓋不足，居家照護的經濟負擔可能高于住院；再者，居家上門醫療護理服務不足，如更換鼻飼管、尿管等，仍需往返大醫院。

為解決上述問題，劉梅林建議打通“大醫院緊急救治-病情穩定后下轉社區或家庭-病情變化時綠色通道上轉”的完整通路。這不僅需要醫保政策銜接，更需要與衛健委推進的“強基層”政策相協同。

具體措施方面，劉梅林分析稱，通過醫聯體建設，讓大醫院為基層培養更多合格的全科醫生，通過臨床輪訓提升其早期識別急危重癥及慢病管理的能力。同時，應推進不同層級醫療機構用藥銜接，通過集采政策實現藥品目錄一致化，并賦予基層醫生對穩定期慢病患者開具長處方的權力，減少老年人奔波之苦。

破解基層人才短缺和規范化不足

縣域慢病管理中心的建設也是劉梅林所關注的議題。劉梅林認為，近年來在各級衛健部門主導下，縣域慢病管理中心的建設已取得顯著進展，但在實際運行中仍面臨人才短缺與規范化診療能力不足的挑戰。

在人才方面，劉梅林指出，部分地區存在“有設備、無人才”的困境。以心血管急救為例，部分縣域醫院雖已配備導管室等硬件設施，但因缺乏能獨立開展急診介入手術的技術骨干，導致資源配置閑置。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政策留人。可切實提升基層醫務人員的待遇，解決其個人發展及家庭生活的后顧之憂，吸引并留住技術骨干扎根縣域。”劉梅林強調。

在規范化方面，劉梅林認為，縣域慢病管理中心的建設不能僅停留在掛牌層面，必須在上級醫院的指導下，保持與三級醫院相差不大的醫療質量。

“若因經驗不足導致手術并發癥甚至死亡，經口口相傳會嚴重挫傷患者對基層醫療的信任感，產生負面放大效應。這也是當前異地醫保支付政策放開后，大量患者仍選擇涌入北京、上海等大醫院的重要原因，患者對基層缺乏信任，渴望更高層次的醫療技術保障和專家制定診療方案。”劉梅林坦言。

對此，劉梅林建議，縣域醫院應定位為分級診療體系的“閥門”，承擔起區域內常見病、多發病及慢病管理的兜底責任，通過持續的人才培養與質控提升，逐步贏得患者信任。

同時，應建立暢通的轉診機制，劉梅林認為，對于超出救治能力的危重復雜病例，允許并保障患者有序上轉至更高層級醫院，形成“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的良性閉環。

推動基層各方精密合作

如何將縣級醫院、疾控公衛與鄉村衛生室等各方從松散協作轉變為緊密型合作？劉梅林指出，關鍵在于政策的落地、完善與系統化調整。

首先，是建立以家庭醫生簽約為核心的權責分明與轉診制度。劉梅林強調，家庭醫生作為居民健康的“守門人”和第一責任人，應被賦予實際的組織協調權，在患者需要上轉時，家庭醫生應有能力為其對接上級醫院的精準資源，打通“綠色通道”。

“如幫助掛號、找到對口專家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有助于建立居民信任感。”劉梅林認為。

其次，是打破醫療信息孤島，實現數據互聯互通。劉梅林指出，當前各級醫療機構之間信息不共享，導致患者在不同層級醫院間重復檢查，既浪費資源，也降低效率。

應加快推進區域醫療衛生信息平臺建設，讓患者在基層做的檢查，能被上級醫院調閱，上級醫院的診療記錄也能下沉到基層。這不僅有助于實現醫療服務的連續性，也是提升基層診療能力的基礎。

再者，是融入智慧醫療技術，提升管理效能。劉梅林指出，應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賦能基層慢病管理。例如，通過智能系統輔助審核用藥合理性、預警藥物相互作用、自動結算與記錄等，既解放醫務人員的勞動力，也減少人工差錯。

“智慧醫療應融入患者管理的全流程，為基層醫生提供技術支撐，使其能將更多精力聚焦于臨床決策和患者溝通。”劉梅林表示。

最后，是強化國家層面的政策引領與頂層設計。劉梅林強調，當前各方發展積極性很高，但需要國家出臺統一框架，引導各方在政策軌道內協同發力，避免各自為戰。通過明確的政策導向，整合資源，形成合力，才能真正構建起緊密型、同質化的基層慢病防控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