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字重磅：伊朗大計劃（完整版）

作者：肖思航

來源：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ID：essra31）

地緣政治的驚濤駭浪，最終會傳導至每一個市場與企業的微觀決策中。對大宗商品貿易企業而言，這意味著供應鏈的重構、風險的加劇與模式的倒逼；而對所有企業組織而言，AI等技術的沖擊，正從內部引發另一場不亞于地緣變局的深刻變革。

2026年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突襲伊朗，震驚全球。有分析人士認為，這場戰爭看似突發，實際上既是數十年美伊博弈的延續，也是伊朗戰略選擇的結果，除非伊朗政權被推翻，否則伊朗不會放棄抵抗，也無法接受在核問題上退讓。

美伊核談為何屢陷僵局？伊朗核戰略為何如此重要？美伊以三方未來局勢將如何發展？伊朗裔美國頂級中東研究者、外交政策專家美國瓦利·納斯爾（Vali Nasr）在其新著《伊朗大戰略：一部政治史》中作了詳細剖析。他以伊朗四十年戰略演變為脈絡，指出伊朗的對抗并非單純的意識形態宣泄，而是源于歷史的安全焦慮與民族抱負。從薩法維王朝埋下的戰略孤獨，到伊斯蘭革命以“獨立”為立國原則，再到兩伊戰爭催生“神圣防御”理念、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后確立“前沿防御”核心戰略，伊朗一步步構建起以“非對稱對抗”為核心的抵抗大戰略，核計劃也從談判籌碼逐漸融入這一體系，成為當下伊朗不讓紅線的重要根源。

01

美伊關系何以破裂？

中東的硝煙從未真正散去，從2023年巴以沖突再度升級，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對以色列發起的軍事行動震撼地區格局，到2024年4月以色列空襲伊朗駐敘利亞領事館，直接觸碰伊朗主權紅線，伊朗以數十枚導彈與無人機首次襲擊以色列本土，再到同年10月，以色列對黎巴嫩發動地面行動并持續展開軍事打擊，意圖瓦解黎巴嫩真主黨勢力。中東多條戰線的沖突交織疊加，將地區緊張局勢推向頂峰。2026年初，美伊對峙漸趨白熱化，美國部署多支戰斗機中隊與航母打擊群形成高壓威懾，伊朗則迅速啟動武裝力量全面戒備與軍事備戰。雙方劍拔弩張的背后，一股貫穿中東多地的抵抗力量逐漸浮出水面——這便是由伊朗主導的“抵抗軸心”（The Axis of Resistance，又稱“抵抗之弧”）。

這場席卷巴以、敘利亞、黎巴嫩的持續沖突，并非孤立的局部爭端，而是“抵抗軸心”與以色列、美國等西方勢力對抗的集中顯現。這個囊括了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人民動員力量、哈馬斯乃至巴勒斯坦伊斯蘭圣戰組織（杰哈德）的聯盟，以反以色列、反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擴張為核心目標，成為伊朗投射地區力量、推行“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戰略的重要載體。

當我們將目光從沖突本身投向“抵抗軸心”背后的主導者伊朗，一系列關鍵的疑問便自然浮現：這個被西方長期標簽化為“激進神權國家”的國度，為何要耗費巨大資源，將自身力量延伸至伊朗本土之外？為何即便面臨國內民眾的抗議浪潮，即便承受著嚴厲的國際制裁與地區孤立，仍執著于與以色列、美國展開無休止的抗衡？本書作者瓦利·納斯爾（Vali Nasr）指出，長久以來，西方對伊朗戰略考量的理解，不僅嚴重欠缺，更帶有致命的滯后性。西方國家要想應對伊朗，就必須摒棄對這個國家的刻板印象。

實際上，伊朗的行為邏輯早已超越了單純的革命意識形態宣泄，而是出于嚴密的戰略考量。本書以過去四十年間伊朗的戰略演變為主線，展現了戰略背后伊朗國家安全認知的塑造過程。

這一國家安全觀的形成，既深植于本國厚重的歷史積淀，也源于伊朗將過往的歷史記憶凝練成集體共識后，所內生出的雙重情感內核——深切的安全焦慮與宏大的民族抱負。這份焦慮，是對外國干涉、主權旁落、社會動蕩乃至國家解體的持續警惕；而這份抱負，是對重拾古老文明榮光、躋身地區乃至世界強國之列的執著追求。而這一國家安全觀的獨特特質，更深刻折射出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伊朗在國家發展與戰略認知層面發生的根本性變革。

表：伊朗國安認知及戰略演進軌跡

譯者依據本書內容總結

革命后的數十年間，伊朗最初零散的抵抗目標逐步走向系統化、體系化，最終升維為國家層面的大戰略，美國也在此過程中被確立為伊朗國家安全的唯一核心威脅。這一戰略認知態勢，在9·11事件、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伊核問題引發伊朗與西方的全面對峙，以及阿拉伯之春引發中東地區格局劇烈震蕩等一系列關鍵事件后，愈發凸顯并趨于固化。而2001至2011年的十年，正是這一演變的關鍵窗口期——革命初期初步形成的國家安全觀，在這一階段被全面拓展、系統凝練，最終正式成型為伊朗的抵抗大戰略。伊朗穩步推進的核計劃，以及其傾力打造的“前沿防御”戰略（即以非對稱手段抗衡美國的絕對軍事優勢，將本國的戰略防御邊界延伸至阿拉伯世界）皆是這一抵抗大戰略最具代表性的實踐。

02

伊朗的底色：獨特與孤獨并存

伊朗著名歷史學家穆罕默德·阿里·埃斯拉米·努杜尚（Mohammad Ali Eslami Nodoushan）在其暢銷書《伊朗及其孤獨》（Iran and Its Loneliness）中指出，獨特感是伊朗民族意識的基石。作為阿拉伯和突厥遜尼派穆斯林主導地區中唯一的波斯什葉派國家，伊朗的獨特性相伴而來的是孤獨感。孤獨感與獨特感如同硬幣的兩面；宏大的格局與遠大的抱負，也伴隨著深切的焦慮。這種孤獨感始終籠罩著伊朗，既解釋了為何伊朗在地區格局中常感脆弱，也詮釋了它為何決心向世界彰顯自身的偉大。

這一戰略孤獨可追溯至薩法維王朝（Safavid monarchy），它奠定了當代伊朗的地理、文化與宗教根基。開國君主伊斯瑪儀一世為抵御西側奧斯曼帝國的擴張，以法令確立什葉派為國教。此舉非基于個人虔誠，而是戰略性的政治選擇，為伊朗埋下了地區孤立的伏筆。自此，君主權力與什葉派神職人員締結聯盟，君主以什葉派領域守護者身份獲得統治合法性。薩法維王朝覆滅后，伊朗陷入了長期的動蕩與戰爭。邁入帝國主義時代，愷加王朝（Qajar monarchy）不斷割讓領土和權利，淪為英俄的半殖民地，混亂中萌發的立憲革命并未為伊朗帶來穩定，最終因為缺乏強大的國家機器而失敗。禮薩·汗建立巴列維王朝（Pahlavimonarchy），以強權重建國家機器，實現了國家存續，卻讓伊朗走上了威權主義道路。1941年，英國和蘇聯因擔心伊朗倒向納粹德國，出兵進入伊朗，禮薩·汗被迫退位，其長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繼承王位。

巴列維繼位初期，權力受制于英蘇勢力，伊朗的國家主權仍受外部干預。1951年，民族主義領袖摩薩臺憑借廣泛民意出任首相，核心舉措是推動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打破英國長期對伊朗石油的壟斷，此舉點燃了民眾的民族獨立熱情，卻嚴重觸動西方列強利益。1953年，由美英策劃，伊朗軍方發動的政變推翻了摩薩臺政府。重新掌權的巴列維與美西方結盟，視蘇聯為最大威脅，在國內推行“白色革命”，在土地改革、工業化、女性賦權等方面推動現代化，但改革紅利集中于少數階層，加劇了貧富分化與社會撕裂。巴列維的威權統治日益嚴苛，打壓宗教勢力與世俗反對派，什葉派神職人員成為民眾不滿情緒的核心凝聚者，霍梅尼等宗教領袖公開抨擊巴列維的獨裁與親美政策，逐漸構建起反對王權的宗教-社會聯盟，一場兼具宗教復興與民族解放性質的革命風暴正在醞釀。

伊朗的戰略視野正是植根于以上數百年的歷史積淀，那些屈辱的帝國主義干涉、孱弱的國家機器以及屢次瀕臨解體的危機共同組成了伊朗的集體記憶。伊朗歷史上的多次變革均圍繞國家安全與發展展開，而威權與民主、孤立與結盟、抵抗與接觸的矛盾始終貫穿其中，這些經歷塑造了后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抵抗戰略，其歷史遺產仍在深刻影響著伊朗的當代政治和地緣博弈。

03

伊斯蘭革命：將反美融入血液

（一）獨立原則：革命立國的發端

伊斯蘭革命爆發前夕，伊朗反對派的兩位領導人在巴黎會面，一方是伊朗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領導人卡里姆·桑賈比（Karim Sanjabi），他代表著追求世俗民主的自由派；另一方是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代表著伊朗社會宗教階層的利益。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大勢推動這對不尋常的盟友走到一起。桑賈比赴巴黎時攜有革命目標宣言草案，原定僅以民主、伊斯蘭兩大原則立國。但會談中霍梅尼親筆增寫了第三條原則：獨立。

這一行為成為伊朗國家安全認知的起點，將“擺脫外國影響”提升至與伊斯蘭意識形態、民主同等的地位，而這一訴求并非憑空產生，而是根植于伊朗社會對外國影響的長期不滿。

霍梅尼并不認為源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或者馬克思主義能夠拯救伊朗，革命的核心亦非經濟階級的斗爭；相反，他渴望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實現文化與政治的雙重獨立。霍梅尼正是通過整合伊朗人民的民族、革命與伊斯蘭認同，才確保了國家的安全、領土完整與民族團結，這為后續伊朗國家安全認知與伊斯蘭意識形態的綁定奠定了基礎。即便革命的崇高理想已然褪色，即便伊斯蘭教義的踐行有所淡化，這第三條原則——獨立，卻始終得以延續，甚至逐漸凝聚成一種鋼鐵般的民族決心，一種抵抗的精神特質。

（二）反美主義：革命身份認同的核心

獨立對不同派別而言或許有著不同的含義，但美國確是當時伊朗各政治派別的共同對手。伊斯蘭革命將美國認定為伊朗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以及實現自身利益的主要障礙，并為此精心打造出一套敘事：美國在伊朗犯下的“原罪”，是在1953年策劃推翻了為伊朗權利而抗爭的摩薩臺，并扶植了巴列維“傀儡”政權。結果是，無論這套敘事是否忠實于歷史事實，自此之后，反美主義成為革命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種反西方的伊斯蘭民族主義，其也作為伊朗國家安全觀的核心，植根于伊朗各派別的意識形態之中。

反美主義并非霍梅尼首創，而是伊斯蘭主義的思想基石，早已蘊含于其理論體系之中。霍梅尼早已預判，美國勢必反對這場革命的宗教屬性，以及它將在穆斯林世界掀起的伊斯蘭覺醒浪潮，這也使美國成為伊朗的首要敵人。在霍梅尼的認知中，倘若伊斯蘭革命及其締造的伊斯蘭國家能夠賦予伊朗力量與安全，那么反對伊斯蘭，便等同于企圖讓伊朗陷入衰弱與依附。因此，美國之所以敵視伊斯蘭革命，正是因為它不愿看到一個強大獨立的伊朗。畢竟，美國當年青睞巴列維國王，正是因其世俗化立場，故而其絕不可能接受一個伊斯蘭化的伊朗。

革命爆發后，伊朗對以色列的立場也發生了根本轉變。巴列維時期，伊朗將以色列視為對抗激進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戰略伙伴，而霍梅尼則將以色列定義為“殖民威脅”，呼吁廣大穆斯林做出反殖民回應。霍梅尼對以色列的激烈譴責，契合了阿拉伯民間及更廣泛穆斯林世界的情緒，也正因如此，這一立場對為革命樹立影響力、繼而擴大伊朗的地區影響力至關重要，也為后續伊朗在中東地區的代理人策略埋下伏筆。

霍梅尼的指令雖深刻塑造了伊朗對美國的態度，但革命初期發生的人質危機（The Hostage Crisis），最終卻成為伊朗國內反美情緒根深蒂固的根源——這種情緒的滋生并非源于意識形態分歧，而是基于國家安全層面的現實考量。人質危機清晰地表明，革命后的伊朗決心以非常規方式與美國正面抗衡，并對美國的利益構成主動且具攻擊性的威脅。

1979年2月，作為反對美國在伊朗存在的一種表態，伊朗的共產主義活動家對美大使館發起襲擊。在短暫占領使館園區并持刀挾持美國大使后，革命當局下令襲擊者撤離。當時的臨時政府由總理邁赫迪·巴扎爾甘（Mehdi Bazargan）領導，他代表著革命中溫和的親民主派，主張遵守國際法與外交準則，據稱他迅速結束使館襲擊的決定也得到了霍梅尼的支持。在革命初期，霍梅尼代表的革命中的宗教派系，并未如同左翼那樣專注于刻意彰顯反美立場。然而，隨著1979年夏季革命中宗教派系與左翼派系爭奪革命控制權的斗爭愈演愈烈，雙方都試圖展現出更堅定的反美姿態。

左翼直言不諱且教條化的反美主義，令霍梅尼及其核心集團深感警惕——這種姿態很可能會讓左翼被塑造成“真正的革命者”。左翼的權力基礎根植于知識界與大學生群體，正因如此，宗教派系轉而依靠自身的學生追隨者，搶在左翼學生再度采取行動之前，于11月襲擊美國大使館，以此奪走左翼在反帝國主義議題上的話語權，這一做法并不令人意外。

1979年11月1日，伊朗總理巴扎爾甘在阿爾及利亞一場國家活動的間隙，與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舉行了會面。這場會面成為人質危機升級的決定性因素。彼時巴扎爾甘已與霍梅尼關系破裂，他所倡導的溫和伊斯蘭政治及自由民主理念，終歸與霍梅尼核心集團設想的伊斯蘭國家藍圖格格不入。

在持續了444天的人質危機中，霍梅尼默許并支持宗教學生占領美使館，核心目的并非單純反美，更是借機清除自由派和左翼勢力，鞏固宗教派的權力核心。面對左翼的武裝化威脅，以及溫和派的向美示好，霍梅尼將人質危機作為“凝聚民眾、鞏固宗教權力”的工具。具體而言，宗教革命派通過將內部異見與外部安全威脅相綁定，將左翼勢力的武裝反抗定性為“叛國”，認為其是美國與蘇聯干預伊朗的工具，左翼陣營中的人民圣戰者組織（MEK）被指控為蘇聯間諜，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下令徹底清剿。

人質危機堪稱伊朗的“第二次革命”，它實質上使伊朗的外交政策徹底摒棄了與美接觸的務實考量，轉而將局勢升級為“善惡之爭”；美國則通過凍結伊朗海外資產、實施首輪經濟制裁回應，開啟了美伊的升級式對抗循環，而這至今仍未結束。更重要的是，危機讓伊朗革命派意識到“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可被打破”，強化了其通過對抗實現國家安全的認知，反美主義從此與伊朗的國家安全認知不可分割，成為伊朗政治語言和決策的核心標尺。

04

兩伊戰爭：神圣防御理念的誕生

彼時的伊朗當局還沉浸在革命后“新生”的喜悅，然而，兩伊戰爭的到來使這個新成立不到一年的國家赫然面臨生存或是死亡的考驗。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入侵伊朗，這并非單純的邊境沖突，而是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多重考量的結果，最核心的原因是薩達姆擔心伊朗支持伊拉克什葉派反對陣營推翻當前遜尼派政權，而伊朗初期的輕敵和軍事清洗后的戰力削弱給了薩達姆政權可乘之機。

（一）軍事體系重構：革命衛隊(IRGC)崛起

伊朗當局將這場“被強加的戰爭”定義為“神圣防御”，依托宗教和意識形態狂熱進行全民動員，整個國家都成為戰爭前線的防御縱深，每個城鎮、村莊、神學院和大學都在為保衛國家和革命服務，響應了霍梅尼在當時提出的“殉道或是勝利”的口號，這正是意識形態與國家安全深度共生的體現。這場殘酷的戰爭還讓伊朗領導層明確了國家安全的三大生存性目標：伊朗人民和民族國家的存續、伊斯蘭共和國的存續、伊斯蘭革命的存續，革命領導層堅信，這三大目標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即捍衛革命政權就是捍衛國家本身。這一認知也讓宗教革命派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后簡稱IRGC）形成了穩固的政治聯盟，成為伊朗政壇硬核保守派的支柱。

IRGC在這場戰爭中強勢崛起為國家安全的核心執行力量。IRGC最初是由革命戰士和宗教信徒志愿者組成的民兵部隊，他們擅長游擊戰術，并且擁有高昂的意識形態熱情和承擔危險任務的意愿。與正規軍隊的區別是，IRGC依托意識形態動員彌補火力缺陷，打造全面參與的“人民戰爭”，更具靈活性與經濟性。經過抗擊伊拉克入侵和庫爾德分離運動的試煉之后，IRGC逐漸將伊朗正規軍邊緣化，取得戰爭的主導權。霍梅尼還下令IRGC發展空軍和海軍，實現軍隊的正式化和制度化擴張。IRGC的崛起讓伊朗也正式放棄了傳統常規戰爭策略，將意識形態與非常規戰爭確立為實現國家安全的核心軍事手段。

（二）戰爭的地區擴張：黎巴嫩真主黨的誕生

1982年5月，伊朗在IRGC的主導下收復霍拉姆沙赫爾，取得戰爭的關鍵勝利，薩達姆隨即提出停火，但伊朗革命領導層拒絕停火，決定將戰爭推進至伊拉克境內，試圖推翻薩達姆政權。這一決策標志著伊朗的國家安全認知從本土防御正式轉向境外御敵，將推翻地區敵對政權視為實現本土安全的前提，這也是“前沿防御”戰略的思想根源。伊朗始終將兩伊戰爭視作美國與伊拉克的合謀，而美國為防止伊朗勝利，從中立轉向主動提供軍事保護傘，使得波斯灣各國得以對伊朗的襲擊實施報復，美伊矛盾進一步激化，被視作一場“未宣戰戰爭”。

然而，伊朗的回應并非局限于波斯灣地區，而是將戰場擴展到了黎巴嫩。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旨在徹底清除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武裝力量，這一局勢恰好為伊朗在黎巴嫩扶持什葉派力量、擴大自身影響力創造了條件。但在黎巴嫩錯綜復雜的教派政治格局中，卻出現了令霍梅尼始料未及的混亂局面：以色列入侵初期，部分黎巴嫩勢力對其表示支持，甚至有武裝力量圍攻巴勒斯坦難民營。這一場景讓霍梅尼深感震驚——他一直試圖將伊朗塑造成反以先鋒，以此積累地區政治資本，而什葉派力量若站在以色列一邊對抗巴勒斯坦人，完全違背了他的初衷和訴求。正因如此，霍梅尼決心在深陷兩伊戰爭的同時，介入黎巴嫩局勢。對他而言，伊拉克問題與巴勒斯坦問題已然成為一枚硬幣的兩面，既關乎伊朗的地區話語權，也維系著伊朗作為“伊斯蘭反以先鋒”的核心定位。

伊朗向黎巴嫩派遣IRGC人員，整合當地什葉派民兵，于1982年催生了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伊朗通過真主黨實施非常規戰爭，在1983年策劃了貝魯特美法軍營自殺式爆炸襲擊，直接迫使美法從黎巴嫩撤軍，成為伊朗代理人戰爭的標志性勝利。這一結果進一步強化了伊朗領導者的信念，相較于常規戰爭，非常規代理人戰爭（比如人質劫持、自殺式爆炸、游擊戰爭）是伊朗對抗美以等軍事強國的最優選擇，只要繼續將恐怖主義和游擊戰作為戰略工具，伊朗就能戰勝西方并將其逐出中東。

伊朗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終究無法支撐這場長達8年的戰爭，伊拉克最終在美歐的幫助下取得了勝利。霍梅尼將接受停火這一決定稱之為“如飲毒藥”，然而，伊朗領導層并未反思自身的戰略及戰術失誤，比如越境作戰、人海戰術等，反而把自己置于受害者的角度，將失敗歸咎于國際社會的不公。經此一役，伊朗感到愈發孤獨，它更加堅信，唯有拋棄國際規范，力求獨立，才能真正捍衛國家安全。

（三）戰后博弈：“兩個伊朗”的交鋒

所有戰爭結束后都伴隨著重建——結束戰時動員、重建經濟并實現增長，伊朗也不例外。戰后的伊朗一度出現類似“熱月時期”的轉向，即革命政權從激進狂熱逐步回歸常態治理。但伊朗的這一進程始終未能完成，國家長期陷入革命激進性與治理常態化的激烈拉扯，而這一拉扯的核心便是對國家安全的定義與路徑之爭。無論這場爭論是真實的理念分歧，還是既得利益集團維護特權的借口，伊斯蘭共和國始終未能化解。

隨著戰后經濟社會結構變遷，國家發展與意識形態堅守之間的裂痕不斷加深，曾經團結統一的伊朗逐漸分化為“兩個伊朗”：一派固守官方意識形態與宗教體制，另一派則主張經濟發展、政治開放與對外接觸。與其他國家不同，伊朗內部改革與保守的反復博弈，不僅由利益分配驅動，更始終圍繞國家安全敘事展開——如何界定敵人、如何維護國家生存，深刻塑造了伊斯蘭共和國的內外走向。

暮年的霍梅尼深知，失去了他的個人魅力與權威，繼任者將無力守護他所領導的革命與親手締造的國家，當年推翻巴列維王朝、并帶領伊朗挺過戰爭的意識形態狂熱也將岌岌可危。1988年，霍梅尼在一項伊斯蘭教法敕令（fatwa）中宣布了一條前所未聞的宗教信條，宣稱法基赫監護（即教法學家的監護，主張教法學家應承擔伊斯蘭社會的管治職責）是伊斯蘭教的首要誡命，這一信條將最高領袖的權威來源從個人魅力轉化為制度賦予的絕對權力。

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時任總統的哈梅內伊（Khamenei）接替成為最高領袖，當時他還不是大阿亞圖拉（伊斯蘭教什葉派宗教學者最高等級），宗教學術聲望平平，但霍梅尼在去世前曾主導修憲，降低了最高領袖的宗教門檻，從而為兼具政治影響力與軍方支持的政治強人哈梅內伊的上臺，掃清了憲法與制度上的障礙。哈梅內伊以制度化的絕對法基赫監護為權力基礎，以革命意識形態與國家安全敘事為紐帶，對內維護伊斯蘭政體穩定，對外堅持獨立自主與強硬抵抗，堅持走一條不依附東西方、以抵抗求生存的發展道路。在哈梅內伊看來，意識形態警惕是國家安全的基石；倘若缺乏意識形態信念，所謂“神圣防御”便無從談起。

源自外交關系委員會（CFR）

正因如此，蘇聯解體或許是最深刻撼動哈梅內伊的重大事件。他將蘇聯的崩潰歸因于意識形態警惕的消解，以及取而代之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接納。他決心不讓伊朗革命重蹈蘇聯的覆轍。這種信念也成為他的指導思想，引導他鄙視改革，堅持對意識形態的絕對忠誠。在隨后的二十年間，信仰與現實主義、最高領袖與總統之間的博弈不斷上演，象征著伊朗在維持現狀與力圖變革之間痛苦掙扎的歷程。

哈梅內伊繼任最高領袖之后，拉夫桑賈尼（Rafsanjani）當選總統。作為改革派的旗手，拉夫桑賈尼主張將經濟發展作為國家安全的基石，試圖推動經濟重建與務實外交的雙軌改革。對內，他推出五年計劃，通過私有化、吸引外資、擴大石油出口以及舉借外債推動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對外，他主張通過外交接觸降低與它國緊張關系，為伊朗的經濟改革創造環境。簡而言之，他想要一場“熱月革命”，將革命頭十年對外部威脅的關注轉向國內重建。

然而，拉夫桑賈尼的改革觸動了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的核心利益。他所主張的經濟發展路線，要求削弱官僚機構的權力，以技術官僚取代革命老兵任職；與此同時，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貧富分化，又使底層民眾日益感受到被邊緣化。更重要的是，拉夫桑賈尼的對美務實緩和政策屢屢遭到美國拒絕，這讓伊朗抵抗派領導層進一步強化了既有判斷：美國的根本目標是實現伊朗政權更迭，任何對美妥協均無實質意義。隨著改革愈深，被動了“蛋糕”的利益集團以哈梅內伊與IRGC為主導，形成了一個有組織的抵抗體系，這個“深層政府”（Deep State）以“捍衛革命意識形態”為借口，通過極端手段破壞改革，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暗殺異見人士、策劃恐怖襲擊等。哈梅內伊等抵抗派用行動想證明：伊朗在戰爭中得救，靠的是伊斯蘭意識形態，而非發展，意識形態遠比經濟發展更重要。

1997年，哈塔米（Khatami）以高票當選總統。他延續改革派政治開放與對外接觸的國安認知：對內提出民主與公民社會，反對國家強制推行宗教規范，并試圖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對外倡導“文明對話”，改善與歐盟、海灣國家的關系，成為首位訪問沙特的伊朗總統。哈塔米在民眾間獲得的廣泛支持讓抵抗派陷入恐慌，哈梅內伊迅速組織抵抗派展開全面壓制，從立法、司法、暴力手段多方面打壓改革。哈塔米最終以默許鎮壓的姿態妥協，改革派失去民眾支持，抵抗派進一步強化“政治開放等同于西方滲透，美國及其盟友是永恒威脅”的信念。

1989至2005年間，伊朗社會的三大勢力——意識形態狂熱、技術官僚管理與民主化運動展開了激烈博弈。曾幾何時，技術官僚與民主派的聯盟似乎能將圍繞最高領袖的意識形態派系孤立。但到2005年，最終勝出的卻是意識形態派系：他們通過吸納并利用技術官僚體系，成功邊緣化了民主呼聲。艾哈邁迪-內賈德（Ahmadi——Nejad）的當選標志著抵抗派全面掌控政權，他對內推動IRGC深度介入經濟，確保抵抗認知的執行；對外培育“抵抗軸心”力量，強化反美反以立場。自此，伊朗的國家安全認知徹底跳出“改革”還是“抵抗”的二元博弈框架，“抵抗”固化為不可撼動的國家基因。

05

伊朗贏過么？

2003年，美國以消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入侵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對伊朗而言，這既是威脅也是機遇。威脅在于伊朗時刻暴露在“下一個被針對”的恐慌之中，哈梅內伊曾表示：“美國就像一條狗，你若退讓，它就會撲向你；但你若主動出擊，它又會退縮躲開。”而機遇在于伊拉克戰后的權力真空為伊朗擴展地區領導力、實施前沿防御戰略創造了條件。

基于此，伊朗正式將前沿防御戰略確立為國家核心安全戰略——不等待威脅抵達伊朗邊境，而是通過在阿拉伯世界內部部署力量，構建相對安全，以境外防御實現本土安全。戰略的底層邏輯源于伊朗的戰略脆弱性認知：作為一個身處遜尼派主導地區的波斯什葉派國家，既缺乏可靠盟友，又面臨世界主要超級大國的遏制，單純的本土防御難以抵御常規軍事打擊，必須將安全邊界外擴，讓潛在威脅在境外被消解。如果說神圣防御是通過組織國家和社會來維護安全，那么前沿防御則是更為狹窄的軍事戰略，旨在通過區域行動來實現國家安全。

前沿防御戰略的核心目標是應對并擊敗軍事實力占優的對手。伊朗已認識到傳統常規戰爭的局限，轉而采取非對稱戰略。該戰略的本質是防御性現實主義的實踐，旨在通過威懾降低他國對伊朗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其初衷至少在初期并非出于擴張野心。伊朗的前沿防御體系并不依賴大規模正規軍的境外部署，而是依托IRGC統一指揮、訓練與運作的境外軍事力量網絡。哈梅內伊將這一由IRGC及其海外分支串聯而成的地區力量體系稱為“抵抗軸心”。作為前沿防御戰略的執行載體，“抵抗軸心”的具體運作主要由IRGC圣城旅及其時任指揮官蘇萊曼尼（Soleimani）將軍統籌負責，黎巴嫩真主黨模式是前沿防御戰略的主要模版。

通過伊拉克與黎巴嫩兩大戰場的實戰檢驗，伊朗前沿防御戰略的必要性與戰略價值得到充分印證。在伊拉克，伊朗派遣資深IRGC指揮官哈桑·卡澤米·庫米（Hasan Kazemi Qomi）負責伊拉克事務，與當地什葉派政治力量與民兵組織建立起緊密聯系。IRGC圣城旅為伊拉克什葉派武裝提供訓練、武器裝備與資金支持，使伊拉克逐步成為伊朗前沿防御體系的核心戰略緩沖區，伊朗也由此成為伊拉克戰爭的實際贏家。在2006年黎以沖突中，伊朗通過向真主黨提供先進武器與戰術指導，支持其以游擊戰術抵御以色列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最終推動聯合國介入并實現停火。以色列并未實現摧毀真主黨的既定目標，而真主黨則鞏固了在黎巴嫩南部的控制地位，成為伊朗前沿防御布局中又一關鍵支點。蘇萊曼尼將這場勝利視為地區戰略格局的轉折點，宣稱一個新的中東秩序正在形成——這并非美國主導的中東，而是伊斯蘭的中東。

20世紀80年代的兩伊戰爭塑造了IRGC，而2003年后伊朗重返伊拉克，則進一步淬煉了革命衛隊圣城旅，使其境外作戰任務在伊朗整體戰略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2011年，美國已難以維系在伊拉克的軍事存在，奧巴馬總統最終宣布撤軍。對伊朗而言，這無疑是一場戰略勝利，按常理本應促使其重新評估地區戰略，逐步收縮在伊拉克的軍事介入。然而伊朗并未就此收手。究其原因，不僅是圣城旅本身抵制任何戰略收縮，更在于地區局勢演變有利于其繼續推行既定路線。阿拉伯之春及其后續變局，更是將圣城旅布局的前沿防御力量整合成一支組織嚴密的地區性聯盟——抵抗軸心。

截至2026年3月1日，美以伊三方的打擊區域

圖源：Iranian state news agency

06

伊朗“抵抗軸心”成功了么？

自2010年12月始，“阿拉伯之春”運動迅速席卷阿拉伯世界，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的威權統治者短期內相繼倒臺，敘利亞和也門也陷入長期內戰，而局勢混亂導致的權力真空利好伊朗等區域性大國扶持代理人、擴展地區影響力。在這期間，伊朗的國家安全認知完成系統性升級，前沿防御戰略不再局限于伊拉克、黎巴嫩，而是擴展至敘利亞、也門等多個戰場，最終形成跨地區的抵抗軸心。

（一）抵抗軸心網絡：前沿防御的全域延伸

作為伊朗前沿防御戰略的核心載體，抵抗軸心以伊朗為中樞，整合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人民動員力量、敘利亞阿薩德政府、也門胡塞武裝、巴勒斯坦哈馬斯等地區力量，構筑起以反美、反以為核心意識形態紐帶，兼具軍事行動協同聯動、資源與能力互補共享的跨區域地緣網絡。

伊朗持續加碼地區戰略投入，極大鞏固了IRGC的國家核心地位，使其全面主導伊朗外交決策議程，而外交政策的走向亦完全服務于其境外軍事行動與作戰需求。可以說，IRGC早已超越神職領袖禁衛軍的初始定位，深度嵌入國家權力結構，儼然成為國家權力體系的實際主導者。

1. 敘利亞：保衛阿薩德政權

在阿拉伯之春點燃的戰場上，敘利亞的態勢與伊朗國家安全最為息息相關。哈梅內伊將敘利亞視為伊朗的“戰略縱深”（Strategic Depth），敘利亞既是連接伊朗與黎巴嫩真主黨的關鍵通道，也是抵御遜尼派極端勢力擴張的前沿，更是圍堵以色列的重要支點。阿拉伯之春爆發后，伊朗認定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倒臺將導致遜尼派政府上位，進而威脅伊朗的地區安全。因此，即使代價高昂，在前沿防御戰略的指導下，伊朗也須將保衛敘利亞等同于保衛伊朗本土安全。

鞏固阿薩德政權絕非易事。起初，IRGC圣城旅僅負責向敘利亞政府軍提供顧問支持與軍事訓練，但隨著阿薩德政權在戰場上接連失利，圣城旅轉而采取更為直接的軍事介入：不僅派遣精銳作戰力量，還在敘利亞軍方體系外協助組建什葉派民兵武裝。圣城旅同時在敘利亞境內建立軍事據點，以牽制和消耗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作戰資源。此外，敘利亞還為伊朗提供了潛在的海軍基地，使伊朗的防御縱深與地區影響力得以延伸至地中海。

盡管在哈梅內伊與蘇萊曼尼眼中，捍衛阿薩德政權的戰略邏輯自不待言，但要爭取伊朗國內民眾支持介入這場遠在國境之外的內戰，卻絕非理所當然。如何向伊朗公眾闡釋前沿防御所付出的日益高昂的生命與經濟代價，同時化解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困境，成為伊朗領導層面臨的兩難抉擇。為此，伊朗方面通過大量著作、文章與宣傳材料，將反阿薩德反對派塑造為受以色列和美國暗中支持的遜尼派極端分子，將敘利亞國內起義定性為美以兩國企圖削弱伊朗的險惡陰謀，以此引導民眾認知。與此同時，IRGC進一步將其在敘利亞戰場的軍事行動，定位為對核心宗教圣地——大馬士革宰納卜圣陵的守護，明確將捍衛什葉派圣地作為推進前沿防御戰略的正當性依據。通過不斷強化民眾的什葉派身份認同，伊朗介入敘利亞戰場的行動被賦予了天然的正當性，而那些在敘利亞戰場歷經戰火洗禮的戰士，也逐漸成長為IRGC與真主黨新生代領導層的核心力量。

敘利亞戰場早已演變為伊朗與以色列地緣意志較量的核心舞臺，美國與以色列始終致力于依托伊拉克、敘利亞兩大戰略支點，切斷伊朗通往黎巴嫩的陸上通道，試圖瓦解其苦心構建的什葉派地緣聯結。2019年以來，敘利亞內戰逐步趨于平靜，局勢進入“沖突凍結”的相對穩態。 然而2024年12月，敘利亞多年的戰略僵局被徹底打破，阿薩德政權最終倒臺。對伊朗而言，這無疑是一場顛覆性的戰略重創，意味著其數十年來在敘利亞投入的政治、軍事與經濟資源近乎付諸東流，苦心維系的抵抗軸心也由此出現關鍵性斷裂。伊朗不僅喪失了連接黎巴嫩的核心戰略通道，更失去了依托敘利亞與戈蘭高地構建的對以色列前沿威懾能力，其整個前沿防御體系遭遇重大沖擊。盡管伊朗后續仍可能謀求在敘利亞重建軍事存在，但這一目標在短期內難以實現。

2. 伊拉克：直面ISIS威脅

伊斯蘭國（ISIS）跨越伊拉克與敘利亞邊境，將長期被邊緣化的遜尼派地區強行整合為一個具有修正主義性質的政治實體。其擴張勢頭嚴重沖擊伊朗在敘利亞與伊拉克的戰略布局，動搖其整個地區前沿防御體系的根基。秉持極端反什葉派立場的ISIS，迅速成為伊朗在阿拉伯世界最為忌憚的威脅。對此，IRGC圣城旅動員伊拉克人民動員力量（PMF），并配合美國空中力量對ISIS實施聯合打擊，最終將其徹底逐出伊拉克北部地區。這不僅是圣城旅所扶持的民兵體系取得的又一次重大勝利，更重要的是，此戰進一步強化了伊朗的戰略認知：唯有在境外主動消除威脅，才能防止安全風險向本土蔓延。擊退ISIS后，伊朗對伊拉克的控制力也得到進一步增強。

3. 也門：培育胡塞武裝

2014年也門內戰爆發后，伊朗將胡塞武裝（也門什葉派少數民族扎伊迪派的反政府武裝組織）納入其抵抗軸心體系，通過IRGC圣城旅向其提供武器裝備、軍事訓練與資金支持，把也門打造成牽制沙特的前沿陣地。內戰期間，胡塞武裝頑強抵御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猛烈攻勢，實力不斷壯大，與伊朗的聯系也愈發緊密。憑借逐步掌握的導彈技術，胡塞武裝不僅對波斯灣沿岸國家及其石油設施構成威脅，還將矛頭直指以色列港口城市埃拉特；加沙沖突爆發后，其襲擊范圍進一步擴大至紅海航道，嚴重威脅國際商業航運安全與全球石油供應穩定。2023年沙伊和解之后，伊朗仍未完全切斷對胡塞武裝的支持。

（二）導彈與無人機體系：非對稱戰力的核心支撐

伊朗將導彈與無人機技術視為前沿防御戰略的核心支柱，其作為彌補伊朗常規軍事力量短板的關鍵，也契合IRGC在國際孤立背景下追求軍事自給自足的核心訴求。伊朗的遠程導彈對地區對手構成直接威脅，尤其是在導彈射程不斷延伸的同時，其技術先進程度與打擊精度也持續提升。伊朗還向其地區代理人轉移了導彈和無人機技術，這些武器不僅被用于打擊伊拉克境內的以色列和美軍，它們的存在本身便構成了一種新型的地區威懾力量。

歷次行動中，伊朗都以導彈打擊釋放明確信號：一旦遭受攻擊，必將實施大規模報復。但這種威懾姿態也顯著加劇了地區對抗風險。伊朗動用的導彈規模遠超常規，且在反復傳遞威懾信號的過程中持續加碼，行動的不計后果罔顧可能引發大規模傷亡的嚴重風險。此舉也讓沙特獲得了更充分的理由，尋求與美國締結防御協定以換取安全庇護，而這正是伊朗原本竭力想要避免的結果。但在伊朗看來，此番武力展示有效捍衛并強化了其前沿防御戰略，而這也正是美國與以色列發動相關打擊行動的核心動因。

（三）俄羅斯：抵抗軸心的盟友

在保衛阿薩德政權的敘利亞戰場，俄羅斯的軍事干預成為扭轉戰局走向的關鍵，也由此催生了伊朗與俄羅斯的戰略伙伴關系。昔日的帝國主義宿敵化身為親密盟友，這一轉變植根于兩國高度契合的世界觀——雙方均自視為遭受不公的大國，將美國視作實現其戰略抱負的主要障礙。為此，哈梅內伊將俄羅斯定位為全球性抵抗軸心的重要盟友，認為這是伊朗對抗西方不可或缺的戰略縱深。

兩國在國防軍工、經濟貿易等多領域展開深度協作。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伊朗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與導彈裝備，俄羅斯則協助伊朗規避西方制裁、共建跨里海貿易走廊，實現經濟互補互助。在哈梅內伊與IRGC的戰略研判中，普京因對烏戰事陷入困境，更有可能無視西方制裁，向伊朗轉讓先進軍事裝備與技術，為伊朗的前沿防御體系筑牢根基。俄羅斯發動特別軍事行動旨在阻止北約持續東擴，伊朗則致力于遏制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伊朗若在烏克蘭問題上力挺俄羅斯，便可期待俄方在其對抗美國的斗爭中予以回報。兩國在敘利亞構建的深度國家間關系，將在烏克蘭戰場得到進一步鞏固。伊朗由此獲得一位堅定盟友，共同推進中東去美化的戰略目標。

（四）加沙戰爭：抵抗軸心的實戰檢驗

加沙戰爭成為伊朗前沿防御戰略的關鍵轉折點，更是其抵抗軸心體系的實戰試金石，充分彰顯了該軸心的覆蓋范圍與實戰效能。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軍事翼卡桑旅發動的對以襲擊，背后離不開伊朗的深度支撐——過去十年，哈馬斯與真主黨、圣城旅聯系日益緊密，此次襲擊的專業性，印證了伊朗將巴勒斯坦激進武裝整合進黎凡特代理人網絡的成功。

這場戰爭對伊朗而言堪稱戰略勝利：它重新激活巴以議題，淡化教派分歧，挫敗以沙關系正常化進程，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戰勝”的光環。戰爭中，抵抗軸心全面聯動，真主黨以導彈牽制以軍、伊拉克什葉派民兵襲擊美軍、胡塞武裝封鎖紅海航運，形成多線施壓態勢，展現了軸心的協同能力。不過，2024年10月以色列反擊重創真主黨高層，給抵抗軸心帶來沉重打擊，其威懾力遭到質疑。但伊朗將這場對抗視為長期戰爭，此次挫折并未改變其總體戰略。

在全面推行二十載后，伊朗前沿防御戰略的輪廓愈發清晰：以游擊戰為核心，持續消耗美國力量。正如基辛格所說：“游擊戰不敗則勝，正規軍不勝則敗。”伊朗的核心訴求并非在戰場上正面擊潰美國或以色列，只需避免戰敗即可；事實上，它從始至終都無意與美國展開正面交鋒。這一戰略亦高度契合伊朗的當下現實：該國不僅缺乏與美國抗衡的財力、技術支撐，更匱乏維持大規模軍事行動最核心的根基——充足的兵源。當前，伊朗全國平均年齡已達33歲，預計到2030年將攀升至37歲，這樣的人口結構，使其根本無法依靠年輕人口支撐大規模、持續性的常規戰爭。正因如此，伊朗不僅大力投資導彈與無人機技術，更有可能尋求發展核威懾力量，以此彌補常規軍事力量的短板。值得關注的是，盡管伊朗本土深陷老齡化困境，但其周邊什葉派地區仍以年輕人為主導——這或許正是伊朗在地區內大力扶持代理人武裝的另一深層緣由。

07

核談判是否真的存在？

自2003年起，核問題逐漸主導了伊朗與西方的關系，更成為塑造其國家安全認知的關鍵變量。伊朗核計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巴列維王朝時期，最初僅計劃發展民用核能。兩伊戰爭末期，伊拉克對伊朗使用殺傷性化學武器的經歷促使伊朗重啟核計劃，初期將其定位為和平利用核能項目，作為應對潛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戰略對沖。除國家安全層面的考量外，伊朗還希望借助核地位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2002年伊朗核計劃曝光，即便伊朗彼時的核實力尚不足以形成威懾，但計劃本身的存在就招致了國際社會的壓力與威脅。伊朗國內圍繞“核計劃究竟是可交易的談判籌碼，還是必須堅持的核國家地位追求”展開爭論，核心分歧具體表現為“談判接觸”還是“強硬抵抗”，以哈塔米和魯哈尼為代表的談判派主張通過核外交與西方接觸，避免制裁與戰爭；以IRGC為代表的強硬派則拒絕妥協，主張推進核計劃。

伊朗最終采取了抵抗與接觸并舉的雙重策略。一方面，伊朗嘗試與國際社會展開談判，2003年伊朗曾試圖與英法德達成協議，但最終因美國的否決而流產，這次失敗的談判使伊朗明白：要想成功談判，必須擴大核計劃的規模；另一方面，即使哈梅內伊在2003年發布了禁止研發和使用核武器的法令，伊朗仍穩步擴大核力量建設，本質是以民用名義保留軍事潛力。

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決心阻止伊朗核計劃的升級。對此，美國加強了對伊制裁，并聯合以色列向伊朗核設施發動“震網”（Stuxnet）病毒攻擊。伊朗無法忽視日趨收緊的國際封鎖圈的影響，哈梅內伊態度松動，決定試探性與美國展開聚焦核問題的談判，重點在于限制而非徹底終止伊朗核計劃。

2013年，魯哈尼當選伊朗總統后，釋放外交談判意愿，與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及德國（即“P5+1”機制）啟動正式談判。2015年，歷時兩年的談判以各方簽署《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簡稱JCPOA，俗稱伊核協議）結尾，協議恪守最初承諾，僅涉及伊朗核計劃，刻意回避了導彈計劃與遠程防御系統。伊朗同意限制鈾濃縮豐度至民用水平、拆除離心機、改造阿拉克重水反應堆等條款，作為交換，美歐需解除針對伊朗核活動實施的貿易與金融制裁。此次談判開創美伊高層對話并簽署協議的先例，但伊朗高層并不承認這意味著伊朗與西方關系正常化。

《聯合全面行動計劃》達成后招致了諸多抗議。在伊朗國內，強硬派抨擊協議充斥著對美國不切實際的幻想，違背了伊朗長期秉持的抵抗認知，可能削弱國內的反美主義；而從制裁中獲益的黑市勢力與IRGC緊密勾結，同樣試圖扼殺伊朗經濟正常化的可能性。放眼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同樣對協議進行了猛烈批判，并尋求美國的安全保障。在協議履行的初期，伊朗按計劃限制核力量發展，而西方國家解除制裁的進度卻異常緩慢，伊朗國內的反抗聲音愈發強烈。

2018年5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單方面宣布美國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重啟并加碼對伊制裁，伊朗迅速成為世界上遭受經濟制裁最嚴厲的國家。特朗普政府希望效仿奧巴馬政府，通過制裁升級壓力伊朗重新回到談判桌。事實證明，伊朗的韌性遠超美國想象，通過向鄰國出口天然氣、石油，伊朗成功消化了制裁帶來的沖擊。面對美國步步緊逼的制裁舉措，伊朗決定調整戰略，以壓力回應壓力——恢復使用先進離心機進行高濃鈾濃縮活動，決心粉碎美國的天真幻想，美伊自此陷入“打擊-報復-打擊升級”的惡性循環。

在核問題僵局中，伊朗將前沿防御作為保護自身安全的關鍵手段，通過代理人網絡對美進行打擊，以回應美國的最大壓力制裁。而伊朗升級地區局勢的舉動招來了美國的暗殺行動，2020年1月，美國發動導彈襲擊，擊斃IRGC圣城旅前旅長蘇萊曼尼，試圖以這一冒險的行動重建美國遏制戰略的可信度。蘇萊曼尼的死引發了伊朗的強烈反應，哈梅內伊要求擇機最大限度對美國實施報復，其對美國的不信任度日益加深，言辭愈發極端激烈。美國的極端壓力手段使得伊朗再次從“談判”還是“抵抗”的選擇中清醒過來：與美和談無異于與虎謀皮，伊朗只能繼續依靠抵抗與神圣防御，必須通過發展核計劃、部署先進導彈與無人機來強化前沿防御體系，以切實提升自身防御與威懾能力。

在此背景下，哈梅內伊決定推行“向東看”政策，將俄羅斯與中國定為核心合作對象。中伊合作以經濟維度為主導，而俄伊關系則根植于敘利亞戰場淬煉而成的安全同盟，伊朗的前沿防御戰略既筑牢了與俄羅斯的戰略紐帶，卻也成為其與中國構建戰略伙伴關系中的核心爭議點。除此之外，伊朗還重視在國內培育抵抗經濟，即發展獨立于國際經濟體系的生存能力，以在國際制裁中長久生存下去。伊朗的核計劃已經深度融入抵抗與神圣防御體系，美國對伊朗的最大壓力制裁也反復印證了一個歷史教訓：伊朗無法信任任何一份國際協議，面對威脅只能單打獨斗。

08

伊朗的未來：狐貍還是刺猬？

伊朗的抵抗戰略為其換取地區博弈籌碼的同時，也付出了經濟、社會、地緣政治及戰略內生性的多重沉重代價，成為其國家發展與政權穩定的掣肘。

經濟層面，該戰略招致西方的持續性制裁，2018至2022年間伊朗經濟整體收縮7.3%，人均收入降幅達14%，中產階級規模大幅萎縮，通貨膨脹與貧困率持續攀升，民生發展受到嚴重沖擊。制裁背景下伊朗黑市經濟規模不斷擴張，IRGC深度掌控國內經濟資源，不僅滋生出系統性腐敗與管理低效，還使得本國經濟逐漸淪為“掠奪型經濟”。經濟發展的核心目標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圍繞抵抗戰略形成的特權分配與資源傾斜模式，這與伊朗革命初期倡導的平等訴求相悖，進一步加劇了民眾的不滿情緒。

社會層面，該戰略的巨額實施成本引發民眾普遍不滿，近年來伊朗境內多次爆發反戰反貧困的民眾抗議活動。年輕一代逐漸背離革命意識形態，社會世俗化趨勢持續加劇，政權的合法性根基遭受侵蝕。全國選舉投票率屢創歷史新低，強硬派全面掌權后導致國內政治代表性不斷收窄，改革派與強硬派的政治分歧進一步深化。面對國內的抗議浪潮，強硬派始終拒絕讓步，將民眾抗議描繪為外部勢力干預伊朗內政的陰謀。

地緣政治層面，前沿防御戰略激化了地區教派對立，推動沙特等海灣國家與以色列聯手，形成反伊地區同盟。《亞伯拉罕協議》的簽署助力以色列實現與阿拉伯世界的融合接納，伊朗則陷入愈發嚴峻的地緣孤立態勢。同時，該戰略直接激化伊朗與美以之間的對抗，蘇萊曼尼遇襲、伊以導彈互擊等事件接連發生，地區沖突升級的風險持續攀升，原本以威懾為核心的戰略構想，反而淪為誘發各方直接沖突的因素。

隨著國家安全認知的固化，伊朗深陷戰略困境：抵抗戰略已喪失民意支撐，卻因與權力結構深度綁定難以輕言放棄；務實調整雖勢在必行，卻受地緣沖突與內部利益掣肘而推進維艱。歷史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大戰略研究的開創性著作中提出，國家制定戰略有“狐貍”與“刺猬”兩種選擇：狐貍通曉諸事、靈活應變，刺猬專注一事、堅守核心理念。哈梅內伊將抵抗作為解決伊朗安全需求的核心答案，是典型的“刺猬”式選擇；但他在2015年簽署伊核協議、2023年實現伊沙關系正常化時，也展現出務實靈活的一面。伊朗的未來，既取決于這份務實能否成為常態，也在于其是否認清：唯有具備“狐貍”般的適應性，才能應對未來的各類變數。

本文編譯自Vali Nasr著作《Iran's Grand Strategy》美國普林斯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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