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欣雨｜一馬當先：中國馬紋的前世今生

馬紋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動物紋樣之一。今年馬年春晚的主標識與吉祥物，便以四駿為核心，將傳統馬紋與四馬齊驅的奮進姿態相融，展現了傳統馬紋不息的生命力。中國各個朝代的人都善于把馬的形象用于裝飾中，表現它的矯健雄姿和勇往直前的精神。

馬紋最古老的雛形源自北方游牧族群的巖面刻畫，此時的紋樣構成簡單直接，多以簡練粗獷的線條刻畫出馬的輪廓。商周時期，隨著青銅鑄造技術與禮樂制度的發展，馬被鐫刻進青銅禮器，并逐漸從平面走向半浮雕與立體裝飾的結合。湖南出土的西周四馬方座銅簋，器身肩部飾以四匹伏臥的小馬，腹部獸面紋與長冠鳳鳥紋相間，器座兩側更鑄有相背而立的立馬，馬尾紋理清晰。其中，器座獸面紋體現了周文化的影響，器身臥馬與器座立馬紋的造型卻在商周青銅器中較為獨特，展現出地域風格與中原禮制體系的早期融合。此時的馬紋以幾何線條重塑身形，從原始的粗獷轉向規整，馬不再是自然動物，而是禮制體系中的身份標志。

內蒙古陰山史前馬紋巖畫

四馬方座銅簋

秦漢時期的馬紋，在大一統王朝和絲路交通的背景下，兼收并蓄，呈現出威儀與靈動并存的鮮明特征。秦代馬紋的雄健，不僅體現在宏大的兵馬俑陣，更滲透于日常器物之中。湖北云夢出土的彩繪馬紋漆盂，內底正中為飛奔的駿馬，馬體扭曲為S形，馬頭彎曲向下，前蹄踩蹬，后蹄反卷與前蹄相背。這種馬形象在北方草原地帶相當常見，一般認為是戰國晚期我國北方動物紋飾吸收阿爾泰藝術的風格特征。整體線條流暢且張力十足，體現了當時不同族群的往來融合與尚武進取的時代精神。漢代則是馬紋藝術表現的一個高峰，其形象遍布各地出土文物。四川漢畫像馬紋靈動傳神，常與人物相映成趣；河南洛陽的寫實逼真；陜西綏德的則多呈飛奔之姿。整體線條簡練剛勁，或融入車騎出行、騎兵征戰的場景，或化作“天馬”“馬踏飛燕”等神化形象，被賦予升仙的美好寓意。

彩繪馬紋漆盂

唐代馬紋藝術在開放包容的盛世氣象中達到新的高峰，其最顯著的特征是造型的豐腴飽滿與紋飾的跨文化融合。唐馬紋有的飾以雙翼，稱為天馬；有的馬尾短扎，馬鬃剪成垛狀，稱為三花馬或五花馬。更因異域文化的浸潤，翼馬紋成為代表性紋樣。翼馬紋源自希臘神話的珀加索斯形象，沿絲路東傳后，與中原審美交融，在隋唐織錦上最為盛行，有薩珊波斯風格的翼馬紋、飲水翼馬紋、翼馬聯珠紋等。敦煌出土的唐代天馬紋模印磚，則展現了另一類融合形態。墓磚上模印的天馬為馬身、鹿頭、獅尾的理想化的馬。頸部系有飄帶，馬身瘦長，長尾飄舉，似在空中飛起。此紋樣既承載了漢武帝求天馬的淵源，又展現了文化融合的意義。

唐翼馬紋鎏金銀飾片

宋明清時期，馬紋逐漸轉向世俗化，其載體更加多樣。宋代馬紋多飾于銅鏡、玉器之上，線條趨于清雅內斂，更適配文人的審美風尚。元以后，代表性馬紋有海馬紋，其全稱為“白馬海水紋”，前身為唐三彩器紋樣，源自元代輿服制度中帝王儀仗旗幟的白馬紋?！对贰ぽ浄份d其“赤質，青火焰腳，繪白馬，兩膊有火焰”，其形象有白馬潛于水中、騰躍于碧波之上等。元代成為瓷器裝飾的流行題材，清代還被納入到九品武職官服紋樣體系當中。同時，以《八駿圖》為代表的吉祥紋樣廣為盛行，寓意“馬到成功”、“龍馬精神”。這一時期馬紋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徹底融入日常生活，更多地承載人們對仕途順遂、平安祥瑞的世俗祝愿。

五彩海馬圖蓋罐

馬紋從抽象到寫實，從靜態刻畫到動態描摹，始終伴隨著文化的交融與時代的演變。它從原始的動物形象，一步步吸納南北地域的藝術風格，融合中外文明的審美特質，最終成為貫穿古今的文化圖騰。那些不斷被重塑的線條與形態，既鐫刻著不同朝代的精神氣質，更凝聚著中華民族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今日，當我們貼上火紅的駿馬窗花，看著春晚舞臺上躍動的“四駿”，馬紋早已超越裝飾，成為我們共同的文化記憶與情感紐帶。它從遠古奔來，在融合中新生，在傳承中不息，正如這新春的時序，永遠充滿希望與活力。

（胡欣寸，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史研究所中國史專業2024級碩士研究生）

（來源：極目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