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建言｜全國政協委員楊智：靈活就業人員超2億 權益保護需邁向“有尊嚴、有保障”新階段

中經記者 張家振 武漢報道

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人員權益保障問題，歷來備受全國上下高度關注。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向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報告在2026年政府工作任務中的第八條“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明確提出——出臺支持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人員參加職工保險的政策。

日前，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和智聯招聘聯合發布的《2025中國新就業形態報告》顯示，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已成為我國勞動者就業增收的重要渠道，我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已超過2億人。

3月5日，《中國經營報》記者從武漢市政協相關部門采訪了解到，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武漢市政協黨組書記、主席楊智提交了《關于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的建議》，并提出了多項進一步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的具體舉措。

楊智表示，盡管我國各類法規、政策日益完善，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的勞動權益保障力度不斷增強，但如何推動靈活就業人員從“有活干”邁向“有尊嚴、有保障”的發展新階段，仍存在潛在風險，需高度關注。

（全國政協委員，武漢市政協黨組書記、主席楊智。受訪者/圖）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尚存缺口

“近年來，隨著數字經濟與平臺經濟蓬勃發展，我國已有超過2億的靈活就業人員活躍在配送、出行、網絡直播等諸多領域，已成為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楊智表示。

在楊智看來，靈活就業人員這一群體以35歲以下年輕勞動者為主，就業靈活、門檻較低，有效吸納了傳統產業轉移勞動力、城鎮新增就業人員及臨時性失業人員，也為返鄉農民工、城市再就業人員等提供了重要收入來源，在穩就業、保民生、促穩定中發揮著“蓄水池”與“穩定器”作用。

不過，楊智在調研中發現，靈活就業人員權益保障仍存諸多短板，具體表現在勞動關系認定模糊、社會保障機制尚未形成閉環、技術革命加速易引發結構性失業風險等方面。

楊智指出，在勞動關系認定方面，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將“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組織從屬性”作為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但大多平臺通過“眾包協議”“個體工商戶注冊”等方式切割法律關系。同時，平臺壟斷算法并通過算法設定“隱形考核”。例如，湖北省武漢市某網約車平臺將接單率低于70%的司機降權（即司機因不符合平臺或政策要求，導致接單權限被限制的現象），變相強制加班，同時還過度收集勞動者的個人數據，但勞動者受限于專業知識以及算法規則的不透明，難以舉證算法規則的不公平性。

靈活就業人員面臨的社會保障問題也不容忽視。“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中，不完全勞動關系人員（如日均工時4—8小時的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占比最大，其社保問題最為復雜，但現行制度對其保障仍存在明顯短板。”楊智表示。

一方面，一些平臺企業仍普遍采用合作協議、承攬協議等形式替代勞動合同，以“信息中介”自居，以規避建立標準勞動關系的法定義務，導致勞動者在工傷認定、社保繳納、糾紛處理時處于弱勢地位。根據全國總工會調研顯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平臺或工作單位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的比例僅為29.2%，享受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比例為37.7%，權益保障缺口依然巨大。

另一方面，平臺企業與勞動者分擔社保費用的比例未明確，部分平臺以“補貼”名義變相降低繳費標準，實際保障水平不足。

此外，技術革命加速發展，也容易引發結構性失業風險。楊智分析認為，隨著人工智能、自動化等技術快速滲透，大量重復性強、流程化程度高、技能門檻單一的傳統崗位，正面臨被機器或算法替代的壓力。

若替代進程短期內集中爆發，未來數年內可能導致數千萬依賴體力勞動、技能結構單一的勞動者失業，形成規模性失業潮。其中，大量青壯年勞動者作為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受知識更新慢、再培訓周期長、轉型成本高等影響，再就業難度較大。一旦失去穩定收入，可能引發家庭經濟危機、代際貧困傳遞等連鎖問題，沖擊社會穩定與民生安全。

建議構建分層分類權益保障體系

據了解，近年來，全國各地區、各有關部門持續加強黨建引領，健全制度機制，優化基本公共服務，妥善處理矛盾糾紛，權益維護工作取得積極進展。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提出，出臺支持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人員參加職工保險的政策。

為進一步保障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的勞動權益，楊智建議，在立法上構建分層分類的權益保障體系，加快推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辦法》等法律法規出臺，明確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進一步界定新就業形態勞動基準和企業勞動保護責任。

楊智還建議，最高法圍繞“勞動關系認定標準”發布新業態勞動爭議指導案例，明確判斷企業與勞動者之間是否構成勞動關系，如依法認定為構成的，則依法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而不是單純拘泥于形式和外觀。同時，設立“算法透明度”條款，平臺算法的制定過程應當充分聽取職工代表的意見和要求，可以通過組建算法審查委員會定期對平臺算法邏輯進行監督審查。

在社會保障方面，楊智指出，要強化關鍵保障配套措施，鼓勵平臺企業積極作為，可采取“平臺繳費+政府補貼”模式，對平臺企業為不完全勞動關系人員繳納社保費用給予財政補貼或稅收優惠。推動平臺企業與社保系統數據對接，探索“接單即繳”模式，即平臺企業按每單交易額的一定比例自動劃轉社保費用，按日參保、按日計費，降低繳費門檻。

“根據部分城市試點情況，應適時啟動省級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擴大職業傷害保險范圍。”楊智表示，明確平臺企業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強制參保職業傷害保險的法律依據，使其保障水平接近工傷保險。

在監管上，楊智建議構建“數據共享+聯合執法”協同監管機制。人社、工會、市場監管、司法、交通等部門建立聯合監管機制，搭建“新業態用工監測平臺”，共同加強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的監管和執法力度，通過信息共享、聯合執法等方式，形成監管合力。推行“一案三查制度”，對接收到的投訴案件要同時核查勞動關系、稅收繳納、社保合規三項要素是否合法合規，對違反法律法規、侵害勞動者權益的行為進行嚴厲處罰。強化平臺企業監管與評估，建立失信聯合懲戒機制，對多次嚴重違法違規平臺，限制政府采購參與、取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并在全國信用信息平臺公示。

“還要在產業轉型上培育新興就業載體。”楊智建議，在就業服務方面，將零工市場、工會驛站等升級為綜合服務中心，推動全國零工市場標準化建設，讓“暖心服務﹢就業撮合﹢權益護航”三位一體體系常態化，以數字賦能實現崗位精準匹配與用工流程規范；結合城市更新、鄉村振興、銀發經濟發展，積極開發社區服務、老年康護、農村電商等本地化、社區性就業崗位，引導部分轉移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

在產業轉型方面，在鼓勵技術創新的同時，研究制定自動駕駛、無人機配送等技術應用的社會影響評估指南和分階段推廣路線圖，為勞動力轉移預留緩沖期；重點扶持低空經濟、人工智能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創造高端崗位的同時，衍生運維、培訓、服務等中端技能崗位，承接部分轉型勞動力。

此外，楊智還建議在社會救助上完善應急兜底體系。具體來看，由統計、人社、網信、工會等部門協同，建立新就業形態監測指標體系和預警模型，實時跟蹤崗位、收入、流動及技術替代等關鍵數據，及時發布風險提示。

“對因技術替代、行業調整突然失業且生活困難的勞動者，簡化臨時救助、低保申請程序，做到應保盡保、應救盡救；設立關愛基金，為遭遇重大疾病、意外傷害的勞動者提供應急救助。”楊智表示，客觀宣傳技術進步與就業關系，避免制造恐慌；在社區、平臺設立心理服務站點，為轉型壓力勞動者提供心理疏導與職業規劃指導，增強其適應能力與再就業信心。

（編輯：石英婧 審核：童海華 校對：陳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