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取消學術不端人員教職或學位

全國政協委員劉忠范院士提出的建議，近期引發了不少熱議，他認為應當借鑒國際做法，對學術不端人員嚴肅處理，甚至直接取消其教職或學位。

這個提議一出，評論區幾乎一片叫好，不少人直言 “早就該這么嚴了”。但從法律視角來看，這份硬核建議聽著解氣，想要真正落地執行，還得邁過幾道法律上的關鍵坎，不是簡單一句 “取消” 就能實現的。

首先要明確的是，學位和教職并非想撤就能撤，二者都有對應的法律依據和法定程序，任何處置都不能脫離法律框架。先說說學位，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十七條有明確規定，學位授予單位對于已經授予的學位，若發現有舞弊作偽等嚴重違反條例規定的情況，經學位評定委員會復議，可以撤銷。

這意味著，撤銷學位在法律上是有明確依據的，但核心前提是 “查實有舞弊作偽等嚴重情況”，不是有舉報就可以隨意處置，必須有扎實的調查結果作為支撐。

而問題的核心，恰恰出在 “查實” 這個環節。學術不端的認定，本身是專業性極強的技術活，并非簡單的對錯判斷。抄襲和合理引用的邊界在哪里，數據造假是主觀故意還是無心之失，實驗疏漏和學術欺詐該如何區分，這些問題都需要專業的學術委員會，按照嚴格的調查程序逐一核實，過程中還必須給涉事當事人充分的陳述、申辯機會，最終才能形成客觀的認定結論。

如果沒有健全的認定程序，或者程序執行中被濫用，撤銷學位的行為就可能出現 “誤傷”，甚至成為變相的打擊報復，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再看教職的處置，高校教師與學校之間建立的是勞動關系，受《勞動合同法》的嚴格調整，想要解除教師的聘用合同，必須符合法定情形，比如教師嚴重違反學校規章制度、嚴重失職給單位造成重大損害等。

如果學校想將學術不端納入 “嚴重違反規章制度” 的范疇，并非口頭說說就行，首先要在學校的規章制度中，清晰界定學術不端的具體行為類型，明確查實后的具體處置措施，更重要的是，這份規章制度必須經過職工代表大會等民主程序制定，并且事先明確告知每一位教師，滿足這些條件，規章制度才具有法律約束力。

否則，學校僅憑學術不端的理由直接開除教師，很可能構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教師有權向法院起訴，要求恢復勞動關系或者索要雙倍經濟賠償。

這背后，其實涉及到一個更深層的法律命題：維護學術誠信的公共利益，與保障當事人受教育權、勞動權的個人權利，該如何平衡。學位和教職不同于普通的財產權益，學位關聯著當事人的受教育權，教職關乎勞動權，二者直接影響一個人的職業發展甚至人生走向，撤銷學位、開除教職，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近乎 “毀滅性” 的打擊。

也正因如此，法律必須為這類處置設置嚴格的程序和完善的救濟渠道。比如，誰有權牽頭認定學術不端，認定過程中是否需要組織聽證，當事人對認定結果和處置決定不服時，能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這些問題如果沒有明確答案，“嚴肅處理學術不端” 就可能演變成 “隨意處置當事人”，違背法律的公平正義。

其實劉院士的建議，出發點毋庸置疑是好的。學術不端行為破壞了學術研究的公平底線，消耗了科研資源，更寒了老老實實做學問的科研人員的心，確實需要嚴厲懲治，否則只會助長不良風氣，讓學術環境越來越糟。

但法律層面的 “嚴懲”，從來都不等于 “怎么嚴都行”，法治的核心是規則和程序，即便手握維護學術誠信的 “正義理由”，也不能繞過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

想要讓這份硬核建議真正落地，真正實現 “嚴懲學術不端” 的目標，需要做的不是簡單的 “一刀切” 處置，而是先完善配套的法律和制度體系。要細化學術不端的認定標準，建立標準化、規范化的調查程序，讓每一個認定結論都經得起專業和法律的推敲；高校要完善內部規章制度，清晰明確學術不端的處置后果，讓教師對行為后果有明確預期；更要為涉事當事人留足申訴、復核乃至司法救濟的渠道，保障其合法的程序性權利。

說到底，懲治學術不端和保障個人合法權利，從來都不是二選一的選擇題，而是可以兼顧的目標。只有把每一個程序都做扎實，把每一個環節都納入法治框架，才能讓對學術不端人員的每一次 “取消” 處置，都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

畢竟，法治的意義，不僅在于懲治不公，更在于防止不公的發生，今天為了懲治學術不端而忽視程序，明天就可能有人因程序瑕疵而蒙受不白之冤，這才是對學術環境和法治環境最大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