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義州：一個紙板箱，一條舊棉被和一個一年吃不上兩次肉的姑娘

那年冬天，冷得邪乎，風跟刀子似的往骨頭縫里鉆。我到現在都記得，十二月下旬那幾天，為了趕一批出口的單子，全廠上下跟瘋了似的。我天天盯著，直到晚上九點多才走，工人早下班了，車間里黑燈瞎火的，就走廊那應急燈還亮著，白慘慘的，看著瘭人。

我走到門口，突然一拍腦門，想起白天倉庫那邊卸了一捆布料，也不知道鎖沒鎖。雖說朝鮮這邊治安好，但萬一丟了，我也得擔責任不是？于是，我折回去，穿過車間，走到后院那排平房。

倉庫門虛掩著，里頭沒開燈。我推開門，伸手去摸墻上的開關，還沒摸到呢，腳下就踢著個東西。我低頭一看，媽呀，是一只鞋，解放鞋，女款的，鞋底磨得都快透了。

我愣了一下，心里咯噔一下，往里走了兩步，借著門縫透進來的光，我看見墻角縮著一個人。那人蜷在幾張鋪開的紙板上，身子縮成一團，蓋著件薄薄的工服，瘦得跟片冬天落下來的枯葉子似的。頭發散在紙板上，臉埋在胳膊里，看不清是誰。

我嚇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結果碰倒了門邊的掃帚。那人猛地坐起來，驚慌地往后退，背撞在墻上，發出“咚”的一聲悶響。我喊了句“誰？！”，用的是中文。她沒聽懂，但看清是我之后，整個人跟被抽了骨頭似的，軟下去，低著頭，渾身發抖。

是樸英淑，三車間的女工，二十二三歲，平時話最少的那個。我打開燈，燈光刺眼，她抬手擋著，肩膀一聳一聳的，在哭。我問她怎么睡在這兒，她不說話，就是抖。

我蹲下來，看見她躺的那幾片紙板，是從包裝箱上拆下來的，薄得透光。墻角放著一個軍用水壺，一個布包，包里鼓鼓囊囊的，塞著幾個土豆，凍得硬邦邦的。我問她吃飯了嗎，她搖頭。

我心里不是滋味，趕緊去門衛室，把值班老頭叫起來，讓他去食堂看看還有沒有剩的。老頭找了半天，拿來兩個涼饅頭，一搪瓷缸熱水。樸英淑接過去，饅頭捏在手里，沒吃，眼淚滴在饅頭上。

等她稍微平靜一點，我才問清楚。她家在下石里，從新義州往東，翻兩座山，走大路得三個多小時。平時她凌晨三點起床，走到廠里正好七點。今天加班到八點半，天早就黑透了，山路沒燈，冬天路上有冰，她不敢走。

“回不去。”她說，“太黑了。”我說那你也不能睡這兒啊，這么冷，會凍壞的。她說之前加完班回不去，就在車間椅子上靠一宿。今天實在太累，看見倉庫門沒鎖，就進來了。紙板是白天收的，想墊著暖和點。

她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平平的，好像在說別人的事。我問她家里還有什么人，她低下頭，半天才開口。父親前年生病沒了，欠了一屁股債。媽有肺病，干不了重活，一年里有半年躺著。弟弟十四歲，念中學，成績好，老師說他能考上平壤的學校。全家人指著她這點工資，一個月四十五塊錢，買藥，買糧，攢著給弟弟交學費。

“吃肉？”她愣了一下，像沒聽明白，“一年……過年能吃一回吧。有時候兩回。”兩回，一年兩回，我聽得心里直發酸。

我坐在她對面，看著她捧著那個搪瓷缸，手指頭凍得通紅，裂著口子，指甲縫里嵌著線頭。她才二十二歲，手跟我奶奶的手似的。我沒再多問，去門衛室抱來一床值班用的棉被，厚實的，軍綠色的。又回自己辦公室，把抽屜里那袋零食翻出來——餅干、糖果、一包鹵蛋，是老婆塞給我晚上餓的時候吃的。

我把棉被給她鋪好，蓋好，把零食放她手邊。我說：“明天晚點來上班，睡夠了再起。”她愣愣地看著我，嘴唇動了動，說不出話。我走到門口，回頭看了一眼，她把臉埋進棉被里，肩膀抖得厲害。